慈善的分工和效率：以受益人为本(3)

2013年04月26日 13:15
来源：凤凰财经作者：杨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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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评估：过程评估比结果更重要

“如果我作为一个管理者提出这种要求，那我就应该滚蛋！”对于救援队救出多少人是否有数量指标，杨鹏如是回答。这也印证了之前救援队队员在接受采访时的回答——这是最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需要救的人比较少。

壹基金在对联盟管理的方法问题上，同样本着人人公益的原则。除了对救援队进行专业的培训活动，他们会尽量在调配和统筹上兼顾各队的能力，争取在人人都能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做到效率最优化。

凤凰财经：壹基金救援联盟在选择救援队伍的时候，都有些什么标准？怎样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具体的评估？

杨鹏：这是联盟管理的问题。实际上，为了提高专业技能，中国的很多救援队都会有培训活动。其中，壹基金救援可以算得上是下功夫比较多，频率比较高的了。我们专门为培训支付相关的成本和费用。

壹基金的理念是尽我所能，人人公益，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出现“我觉得你的队挺差的，我不要你了”的情况。这样的后果就是可能会出现追求的价值和效率之间的平衡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比较科学的统筹和调配。他未必会很差，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转过来他只要愿意参考，只不过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熔炉当中，提升他的组织协调能力，纪律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提升他的价值能力，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杨鹏：我最起码有否定权，不是说最终决定权。这个跟壹基金做公益的理念有关系，人人公益，你就是要给它自由才能成长，有时候搞管理就跟养孩子一样，自己的孩子天天依靠着你，什么都听你的，那这个孩子就废了。你要的儿子就是能够独立自主闯天下的，他不理你这个爹那无所谓，只要是基本的原则不破坏。所以总的来说他们既然有民主决策的权利，就没问题。

凤凰财经：您怎么去评估他们的工作呢，您有评估的过程吗？

杨鹏：当然有。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出了事儿能不能动起来，别到时候说我调一个队，调十个队都调不进来。这个是不同阶段有不同要求，比如说我们下一步，一个活动的记录，一个痕迹的记录，发现哪些人水平不够，我们就会开始培训，我还会跟他们讲课、讲微博这些东西。它是一个过程，你要是说评估确实是比较多的，第一是不能损人，第二是否玩命，所谓的玩命就是你别跟我打小心思，你必须跟我尽到你最高的力，你是不是这种状态，尽力以后你还是不是做不好，这个是能力的问题。

凤凰财经：我们救出多少人会有数量上的指标吗？

杨鹏：如果我作为一个管理者提出这种要求，那我就应该滚蛋。救出多少人？有那么多人等着你救吗？这个话怎么那么讲呢，那干脆把人打死了然后给你救出来，不能这样。

工作人员：所以我们采访过你们的队员，他说这次是最成功的一次救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需要我救的人比较少。

杨鹏：因为这种东西它就是一种精神就是责任和荣誉最重要的，他尽力，他没有救到人，挺高兴！

凤凰财经：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对于救援这个工作来说，过程评估比结果更重要？

杨鹏：对，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看公安抓了多少小偷，中纪委说抓了多少腐败分子。抓了多少腐败分子证明我们工作很有业绩，你看了以后很可笑的，小偷多你还叫业绩？你最大的业绩是没有小偷，你最大的业绩是没有贪污分子，而不是说你抓了多少贪污分子。这是非常低层次的。军人最伟大的荣誉不在于我战场中打赢了，而是我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和平，这个是军人最大的荣誉来源。救援队最大的功劳就是没有伤亡，这是他最开心的。

凤凰财经：短期内我们这个联盟会扩大吗？会和别的联盟合作吗？

杨鹏：现在有两百多家。强化内部的专业能力和它的协调能力是我们最先考虑的。

壹基金是一个开放公益，任何联盟我们都合作的。对壹基金来说，都是合作伙伴，只不过救援联盟是我们合作的密切一点。

执行过程：做公益其实是调动良知

“拿公益组织的财物，心理负担压力比较重”

在具体的物资分配过程中，杨鹏们也会遇到很多令人头痛的问题。比如，涉及到“究竟谁才最穷谁最需要”的选择上，遇到救灾物资被分发决策者、关系户私自拿走的担忧……这时他们发现，在公益事业的具体执行过程中，相对于对人们“良心值”的提高，技术上那些衡量、比较和选择，已然显得十分微小。

杨鹏：搞公益的文化心理和政府拿的东西分政府的东西还是有差别的，他觉得拿了你的钱拿了你的东西干这种邪门歪道他心里还是有一点负罪感。政府的东西能捞就捞，他捞我们的还是心里压力、负担压力比较重。贪腐的心里成本比较高。

凤凰财经：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把那个技术上的难题给弄掉了。

杨鹏：对，只要是心里的良心比较高以后，那些技术问题其实就不重要了，有时候你要想一个最佳办法，为什么做公益其实它是调动良知，你把这个东西调动起来了组织成本会大量降低。如果你不调动良知，就是单靠组织管理方面的细化，看起来非常专业，实际上非常笨。因为你没有那个成本去支撑你想玩的那些东西。

你讲发放奶粉之前拍照，我不在现场也不太知道你的意思，那这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这涉及到我们对民间救援的理解，我们每个人面对能帮助的人是很有限的，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救援或者说民间组织参与这个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牵动这个民族公德心的上升。一方面做具体的事情，一方面还要注重传播，希望大家都受感染。从这个角度来讲，民间行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倡导过程。

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壹基金温暖包，不就是救两万多孩子嘛，在意的不是真正的受罪的孩子多了，我更在意的是几千万上亿的孩子，我更多的要让捐赠人看到他的钱是帮助了这些孩子，这样这个捐赠人他是涨了，捐赠人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这样卷进来做公益的人越来越多。

凤凰财经：我本来有一个问题是在后面问的，但是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内容，我听到很多您的见解，反过来说，所有调动良知也好道德成本塑造也好，必然是意味着壹基金就得有相应道德的资产来对冲是这么一个概念吧？

杨鹏：对。

凤凰财经：所有这些人道德的成本都得是？

杨鹏：这就是做公益非常危险的地方。我们自己本人并不是道德很完美的人，这个怎么办？从这一块来说还又得靠一套基本的制度，基本贪腐不要出现，这个东西就是制度层面，以后就是职业的公益组织，不一定完全靠道德理想的东西在运行，但是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一个过渡期。以后看看壹基金的人并不一定都是道德水平非常高的，他可能就是你认为的凡人，但是大家一起来做好事，中间靠的是专业技能和一套管理技术。

但是现在在中国没有非此即彼，你问我具体怎么筛选，我告诉你就靠良知。就像我们发温暖包，也出过事儿。发六十个包在陕西的长武县，其中11个包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贪腐的问题，而是有人不太守规矩，本来是让发给给孤儿的，结果他看同事有一个残疾小孩，就让他的同事拿了一个。你说他的心坏到哪去？只不过他觉得这是政府习惯。

凤凰财经：那我理解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做具体事儿的时候，做公益这个事情的时候要看大不看小，但是我们在经营自己道德资产的时候这个东西是需要很细致的制度约束的？

杨鹏：你不调动良知资源，对这些事儿就是这样。在中国这么一个道德理想国的国度，会把你私生活的这些个人习性和你公共的能力，公共的品德，就是公众品德和私人品德是分不清楚的。这个在中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你要强调，做公益盘子的时候，一定是看公共品德。

凤凰财经：实际上对于壹基金来说，我们的最大风险在于我的公德资产，你只有足够的公德资产。

杨鹏：对，说的也对，壹基金原则错误不能犯，原则错误就是贪腐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壹基金放到任何一个盘子，你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讲，谁想贪腐都做不到。你让李连杰来贪腐一下，你让王石来贪腐一下？我们这个叫制度，他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

凤凰财经：不给他这种缝隙？

杨鹏：没空间。比如说，员工你跟他讲正义，这么训练出来的员工，你去干邪门歪道他们能答应你？我觉得你们强调的时候就是公德的维护，公共品德的塑造这个是最重要的。

插话：在做公德的维护上面我们是不是透明自由的制度？

杨鹏：对，它是一个权利制衡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