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信军再谈三中全会：一连串拐点事件将会发生

梁信军再谈三中全会：一连串拐点事件将会发生

大家不能总想着是公路、桥梁，现在针对人的基础设施显得更重要。

编者按

2013年度华人经济领袖盛典在12月1日圆满落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现场专访了这一届的华人获奖企业家。他们共同关注中国三中全会后再改革的趋势，也谈到企业家领袖的成色与担当。中国希望建设更趋统一的市场体系，政府将回归宏观政策的平稳周期，行业性的超额机会当然还会存在，但无论哪一个行业，企业家运筹内部软硬资源，管理扩张中的负外部性的能力都将较以往更为重要。五年以来，华人经济领袖评奖希望它的获奖人持续拥有这样的能力，但也关切他们是否具备丰富的商业人文理念。在过去的一年中，新一届的获奖人在多重不确定环境下，充满个性地展示了上述特质。

在“2013年度华人经济领袖盛典”颁奖礼上，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一个中国的本土公司，我们都没留过洋，没出过海，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全球化的公司，真的很难，但是我们的确做到了。”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复星加快了海外投资的布局，买入了纽约曼哈顿下城区地标建筑物，收购以色列医疗科技公司Alma Lasers，投资美国高端女装品牌St. John，投资区域从欧洲扩展至北美和中东。但加快海外投资步伐并不意味着复星忽略了中国市场，“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是复星的投资理念。“我们投资海外品牌最重要的出发点或者说基石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受益于中国成长。”梁信军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作为复星的首席执行官，梁信军的眼光从未离开中国。他仔细研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60项决定，梳理了34条项与中国经济和复星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在他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本土品牌、本土机会，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21世纪》：你代表复星更多地在谈复星的海外并购策略，在这当中体现看好中国，其实复星在国内国资股权多元化、基础设施产权多元化方面应该也有很多机会，为什么这类工作谈得少一些？

梁信军：首先，我觉得海外投资是存在战略机会的。过去因为欧美的金融危机，导致其消费市场缺乏增长甚至萎缩，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如果其原来的市场主要在欧美，由于欧美市场萎缩导致其增长乏力，带动整个估值下降，然而我们认为它在中国会有非常好的前景。

今年以来，对美国QE退出的预期，导致全球风险类资产下降，这种情况持续至今。因此我认为对欧美的投资是有一个战略性的、系统性的机会。

对于国内，我们也是非常看好的，尤其是在三中全会之后。我觉得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内容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它明确到2020年所有的措施必须见实效。不仅要在2020年见到实效，在2020年之后还会有后续的良好表现，真正产生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对于国内的发展机会，我们都会关注参与，例如养老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我们和美国峰堡投资集团在上海已经有一个成功的试验项目，我们非常愿意投资甚至上百亿的规模。谈到基础设施，大家不能总想着是公路、桥梁，现在针对人的基础设施显得更重要。

《21世纪》：复星董事长郭广昌最近刚刚对欧洲进行了商务考察，海外投资是否依然是复星未来的投资重点？

梁信军：我觉得我们国内、国外两方面都会看。第一是本土品牌、本土机会；第二是海外品牌、中国机会。我们投资海外品牌最重要的出发点或者说基石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受益于中国成长。在海外投资方面，我们相对来说已经掌握了海外的技能，比如搜寻项目和完成交易的技能，也积累了足够的人才。像这样的积累，是需要时日的。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度比较快，要扩大这样的竞争优势。

本土品牌、本土机会，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我们本土的团队没有减少，还在不断地增加。我们之所以在海外品牌和团队方面说得多一些，主要因为觉得在这方面比较稀罕。其实我们在本土方面做得也很多，但与我们的过往相比较，与同行业比较，没有很高的增长。

“自贸区给了改革措施一个付诸实施的通道”

《21世纪》：你之前说过，企业家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你对确定性有新的认识吗？

梁信军：我觉得三中全会提供了一幅非常详尽的路程图，就是到2020年要完成60项改革，而且要见到实效。这60项改革都能实现的话，将对社会经济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 下转特5版

从党的文件量化成为政府的细则需要一个过程。自贸区一个很大的作用，我的理解就是把党的60条快速地试一试。如果大家想要看未来政府实施的细则，我建议就可以看自贸区的工作方式。如果自贸区可行，将来对于全国推广来说，政府的担忧会更小。所以自贸区给了这些革命性的改革措施一个付诸实施的好的通道。

《21世纪》：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前，你就表态复星会主动参与到自贸区中，现在复星以什么方式参与？

梁信军：第一，我们在自贸区已经注册了一个公司。第二，我们不同的部门都在纷纷去自贸区一试。金融的边界在哪里，旅游的边界在哪里，外贸的边界在哪里，境外融资的边界在哪里，监管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在不断探索。

有了自贸区这一平台之后，我们境外的融资和投资都变得更便利。过往，我们境外的融资和投资主要在香港地区、新加坡和欧美进行。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我们在海外一共有178亿的债务性融资。撇开两笔债券之外，我们非债券类的债务融资的平均成本大概只有3%左右，客观地说比在中国大陆便宜很多。

此外还有股权性融资和基金类融资，这些行为如果有自贸区这一载体会更方便实行。在海外经营业务就得有海外的团队、海外办公，这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对于总部设在上海的公司来说，自贸区可以提供很多便利。所以我们期待自贸区在融资方面能够有所突破。

我们也在认真考虑我们已经投资公司的中国平台、亚洲平台是不是可以切入到自贸区。我们也考虑在自贸区新设一些机构。例如，我们投资的一个机构在认真考虑是否能够设立针对大宗商品的现货仓单交易中心，也就是让大宗商品现货的库存发挥其预售能力，就像一个大宗商品的淘宝。我们也在考虑直接在自贸区创设金融机构。另外自贸区对于免税货品的发展，也是很好的契机。

《21世纪》：你希望自贸区平台对中国企业对外股权投资提供哪些功能？

梁信军：对企业来说，第一是融资，像低成本的融资、长期优质资本的融资，其中包括债券和股权。第二是投资，过去的平台选择在海外是出于税收等多方面的考虑，现在有自贸区后就方便了，可以直接作为特殊目的机构（SPV）的注册地。第三就是在投资海外之后如何为反向回国发展的过程中提供便利。所以我认为两方面都得看，不是单向的“走出去”这一条线。

《21世纪》：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你预期在审批方面会有哪些变化？

梁信军：三中全会提出两点非常彻底的话，第一句是除非事关国家安全，否则国家不应该再审批；第二句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我对于负面清单管理、对于负面清单模式的推广抱有充分的信心。我认为这会极大地提高政府管理市场的效率，也会极大地提升企业投资的自由度和积极性。

《21世纪》：但外国投资者会抱怨目前的负面清单比他们预期的过长。

梁信军：我认为是他们不了解真相。过去我们是正面清单管理，也就是许可制管理，现在列入的只占原来名单的17%而已。但过去那些没有在正面清单罗列范围的项目也得报批，因此如果算上正面清单之外潜在的正面清单，我觉得最终的比例还远远不到17%。我认为第一版负面清单是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既然大家还不满意的话估计还会有第二、第三版。从个人角度，我觉得挺好。

《21世纪》：外界对于国企改革好像失望情绪也比较多。

梁信军：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失望。国企会进行分类改革，完全竞争类的会彻底放开。它会分为三类，一是事关国家安全的，不能动；一类是民生保障，可以参股；完全竞争类将彻底放开。有多少国企可以被列入事关国家安全？

第二个问题，国企的管理机制要改成资本管理。过去是既控股又运营。资本管理的一个方式最大的影响，以后只管资产权，其他权限都要彻底放开。我觉得这对于经营的影响非常大，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

三中全会决定非常明确地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尤其还要来个釜底抽薪，要求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达到30%。大家期待细则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方向是非常棒的。

“企业家是最不应该抱怨的群体”

《21世纪》：你对三中全会通过的60项改革决定进行了一些梳理，有何心得？

梁信军：其中有34条值得深入探讨。延长退休的事情影响会很大。1963年前后七年是中国的婴儿潮时期，未来10到15年会成为中国人口退休的高峰。对这批人延迟退休，对劳动力的补充具有现实意义。如果延迟退休能够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对消费能力也是很好的帮助。

再有是农村人口的问题。现在中小城市允许农民落户，落户之后希望享受到平权。在中国52.5%的城镇化率中，15.5%的人口没有城镇户口。如果没有户口的人能够享受到平权的话，对每个人的投入至少要8万-10万元。乘以1.9亿人口数量，就意味着16万亿-19万亿的投入。

外界比较关注的是民营银行的问题，但我觉得真正重大的是利率市场化。从长远来看，这会压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收益。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放松利率管制之后的头两三年，利率还会上升，净利差会上升，这是由存款利率上升带动贷款利率上升更快导致的。因此，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出现了，不见得加速利率市场化之后，短期内金融机构利差收窄、利润减少，反而可能还会增加。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下可兑换方面，过去人民币对外受管制，放松之后，短期之内可以肯定会有大量资金出去。资金出去之后会产生两个结果，短期对于风险资产的定价有下行的压力；长期来看，人民币如果能够更多地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倒是一个很好的缓解。

房地产方面，有两条是关于房地产税的问题。数据库统一之后，持有税就要开征。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如果对城镇人口二套房以上的房产进行征收的话，一年可以征收4000亿左右。这是很大一笔数字，但同时来自土地的收益会减少。房产税对于持有者是有挤出效应的。他们相比过去会更有出售的意愿，因为持有产生成本。相对来说，大城市持有者比小城市更多，这对大城市房价会产生微妙的影响。

另外还有医疗、养老问题。中国这一两年开始急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今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会突破2亿，老龄化对社会、政府、家庭的压力都相当大。不过压力是相对于买单的人，对于拿支票的人就是动力。政府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第一增加国有企业缴付率，第二可能出售国资补偿缺口，第三鼓励社会出资。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将来医生会紧缺。

在健康产业领域，美国的健康产业占据GDP的16%-17%，日本大概是10%，中国截至去年是6%。我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健康产业可能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健康产业、养老、医疗将面临爆发性的增长。

《21世纪》：这些解读将如何落实到复星自己的发展？

梁信军：我梳理的34条都与复星的发展非常相关。第一，我们要加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第二在房地产领域，政府会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通过企业更多地为城市提供城市功能服务。企业有可能从政府手中拿到系统的开发权，房地产开发形式需要创新，不能走原来的路。第三，养老、医疗投资是需要社会资金介入的，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保险金都要有所作为。

对消费的看法，过去认为主要就是中产阶级，现在还要加上农村消费以及中小城市的农民消费。对房地产也需另眼相看，原来认为中小城市有很大的问题，现在允许农民落户的话，很可能变成供不应求。

我把这些形容为一连串拐点事件会连续发生，这个拐点的导向是非常清晰的。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企业家参与社会事务的边界与趋势？

梁信军：我认为企业家是最不应该抱怨的群体。如果一个社会对别的企业的待遇都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理由抱怨。我们是管理不确定性的。

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比如为人父、为人子，为企业家，这些角色是有边界的，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事情在一个场合里完成。企业家的本分，就是把企业做好。倡导应有的商业文明，守信、倡导社会阶层的流动，保护地球和环境，这些也是你应该做的。

除此之外更多的责任是呵护年轻人和弱势群体，帮助他改变自己的身份。我不否认维权也很重要，但如果你用自己的商业资源和影响力帮助弱势的人，实现阶层流动，改变其阶层的属性，那就是最好的。我更想做这些，而不太愿意纯粹地去谈政治问题。（编辑衣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