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何城镇化

另一种说法是，农民进城后，随着集聚效应，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服务业就业机会。现实是，在没有工业的中西部中小城市，比如中部的小县城，无法提供外部需求的高端服务业，因为闲人太多，人人做小生意，这种只能在小范围人群之间“互相服务”的消费性城市，没有出路。

从会议强调的“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可以看出，此轮城镇化仍然将试图以户籍为人口居住和福利分配的主要管理手段。这也是对城镇化可能产生的风险的一种“管控”。

人如何城镇化

农民工生活的三个主要地理维度是：有工作机会的发达地区，家乡的中心城镇和原来的乡村。农民工城镇化，一般而言，包括在家乡城镇化和就业地城镇化两种主要方式。难题在于，有就业的地方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很高，而物价低的地方没有就业。

在发达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无法在当地稳定生活下去，但积蓄下来的资金可供其家人在家乡的中心城镇买房居住。这是近年来中西部许多小县城兴起的重要原因。在家乡的中心城镇生活，有没有户籍并无区别，只要能买得起房，支撑起在城镇生活的费用。如果因为户籍改了，使得他们必须放弃原来在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反而是对他们的一种剥夺。

这种农民工流出地中心城镇的“睡城”，仍然是就业地与家人居住地分割的城镇化，并不符合中央城镇化政策“常居地”和“稳定就业”的要求，但却是目前最为现实的一种。

舆论似乎普遍认为，替农民解决城镇户口是为他们获取平等公民权，解决城乡二元化差距的重大利好消息。但长期研究农民工进城意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翼根据实际调研结果证实，在土地越来越值钱，中小城镇户口所具有的福利属性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工并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

张翼在2010 年做过一次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如果要求其交回承包地，则只有10%左右愿意转为非农户口；为了孩子的教育与升学是少数农民工愿意转户的主要原因，而想保留承包地是大多数农民工不愿转户的主要原因；并且，在转为非农户口这一问题上，“80 前”与“80 后”农民工不存在显著区别。

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张翼表示，最近几年的跟进研究显示，随着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农民工的这一态度没有大的改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户籍转变，将会涉及其承包地与宅基地的权属问题。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可以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

张翼还认为，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人口流动终会成为社会常态，如继续以户籍归属设计公共服务政策，已不合时宜，户籍改革的重点，应是消除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配置措施，强调对农民工福利与服务的均等化，让农民工继续留有耕地，也能稳定在城市就业。

但目前将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并提的政策，有强烈的“人进城，地留下”的含义，意味着农民的进城，极可能与退出土地相伴随。

警惕“大跃进”

城镇化政策还必须警惕各地可能出现的“大跃进”，来自包括政府高层在内的各界，非常乐意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推手”。在仍然要稳增长的政绩要求之下，政府借城镇化概念进行投资，地方政府和资本借提高农民收入购入土地，同时还使得拿到现金的农民能够进城消费，短期来看，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各得其所的经济链条。

大量的投资从何处来？城镇化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包括做强地方税、发行地方债、中央转移支付、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用特许经营引入民营资本等“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从中可见，除最后一条，总体上还是加大税收，进行政府投资的路子。国家开发银行表示，今后每年要把60%以上的贷款投入新型城镇化领域。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水平，尤其是地方债务已经相当高。如果再继续这种大规模的投资，会引起社会对高速通胀的更大担忧。

预计正在修订的城镇化规划方案，对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开放、资金来源和基本服务等各方面，都将有更为具体的措施出台。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强调，此轮城镇化政策是“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城镇化，并且重在优化城市化的质量，而非继续铺摊子、建新城。但既有权力结构和稳增长的政策导向下，如何扼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仍是难中之难。在对城镇化充满想象空间的欢呼之下，更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