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你想让人家不生可以做到 想让人家生就没办法了

凤凰财经讯 当地时间1月23日早7点，以“中国再闯关”为主题的凤凰财经早餐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如期举行。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等知名企业家和学者出席了本次凤凰财经早餐会，共同探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改革议题。

早餐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谈及人口政策时认为，你想让人家不生是可以做到的，你想让人家生，你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在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能够提高差不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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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想听听蔡教授，您刚才有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好，您说中国现在要从原来的人口红利恢复到改革红利，那您作为人口劳动力方面的专家，您先给我们讲点您的判断，你觉得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吗？

蔡昉：如果说一个好的人口结构，一个好的人口态势有利于经济增长得到人口红利，那么当这个人口结构变了，不再是原来那个趋势了，比如说我们2010年之后，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负增长，第一，你的劳动力供给就不再是无限的了。第二，你的资本的回报率一定会下降。第三，你资源配置的机会就少了，比如说你就不会有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了，那么你的生产也会放慢，当然还有你一定的发展阶段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以后，你的后发优势也会下降，那么这些因素加起来就意味着说，从2010年之后，中国在迅速地丧失人口红利。我不能说已经丧失殆尽了，但是在迅速地丧失。那么因此必然反映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所以你把人口因素加进去，我们推算，我们当时计算的结果和现实中发生的完全一样。就是说GDP的潜在增长率从十一五，以及以前的，大概10%的速度上，降到十二五时期只有7.6%。假设还没有出现改革红利的话，那么到十三五时期，就只有6.2%的增长速度，继续下降，一直到最后大概跟发达的经济体差不多三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都是可能的。

但是对中国来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没有一下子就进入到制度完全成熟，市场高度发达，收入水平很高，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只能自己在那创造，还没到这个阶段，因此我们还有差距，还有后发优势，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加以利用呢？还有制度障碍。所以从这个意义说，李克强总理讲说我们要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不赞成说改革就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这种说法，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发现有相当多的改革领域可以直接给你带来，首相名词叫改革红利，具体的东西，就是直接给你带来GDP的增长。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这个数字我听上去还是有点小小的震惊，您说到13.5%的时候，这个GDP就大概会下降到6.2%，如果人口结构这么下滑下去的话，包括您对十二五的判断，您说GDP大概会在7.6%，这个是从人口结构推算出来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发现今天实际的GDP的数字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你让我感觉好像这种宏观刺激的政策，外部的经济环境，内需的增长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金融短期的现象似乎都不是根本原因，我们GDP下滑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口的原因。

蔡昉：你抓住要点了，我认为我们领导人逐渐清楚了，所谓李克强经济学，我认为已经挺清晰的，就是我们当前的减速是结构性的，长期的，发展阶段的变化，并不一定是坏事，根本不是外部冲击，需求不足，外需不足，投资需求下降，根本不是，是我们供给能力的问题，是结构变化的结果。因此你区分了这两条以后，你就可以防止犯错误，因为安倍首相在这儿，他也创造了一个叫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里有所谓结构性改革，但是谁都知道他三个箭头里结构性改革最没有实质意义，推不动。当然如果他真干，恰恰他可能会有进步，但是事实安倍经济学是多年以来日本朝野共同的认识，就是日本经济的不增长，停滞是需求因素，是需求不足的因素，所以日本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把凯因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各种变种都试验过，都没有成功，过去20多年基本是零增长。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济学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不是需求，不是靠刺激可以拉动的，因此我们也知道有人归纳说李克强经济学第一条就是不搞大规模刺激，我觉得这个归纳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应该解决的是如何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潜在增长率不提高，你用刺激的办法去超越，所以提高了潜在增长率就获得了制度红利，改革红利。

主持人：但是听上去有点悲观，因为我们人口其实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在十三五的时候GDP会下降6.2%，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注定的不可逆转的事情呢？

蔡昉：不，这是假设没有改革红利的情况，因为任何国家，6.2%还有什么悲观的？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大概35年的时间里9.8%的增长速度这是很特殊的，它特殊就特殊在我们改革开放释放了原来的制度红利，正好利用了我们人口因素，那这个阶段任何国家都会过去，那么现在最发达的国家都没有人口红利了，所以我们这个过去了以后就意味着说你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这是好事。如果你永远依赖过去的那种增长源泉，其实你永远也就是中等收入，只有到了中等收入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你才遇到以前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源泉不再适用，那任何国家都要经过这么一个坎。这个时候你不犯错误，你走了政治的道路，通过改革了，你其实跨越了，你就能够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中。

主持人：我想再追问您一句，因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议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跟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密切相关地，就是单独二胎放开的政策，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政策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蔡昉：对于人口政策，我历来不认为它直接和经济增长有关系，因为过去我们实行了这个政策，让人口生育率迅速地降下来，然后我们人口的结构，年龄结构特别好，是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必然过程，不是一个政策性问题能定的，所以我们也不可以把它逆转，老龄化也必然是各个国家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中国的老龄化来的尤其快，我们想减慢它其实都是很难的。所以一个单独二胎政策起不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但是至少是说他是以人为本，取信于民，这是一个惠民的政策。如果说我们因为三中全会讲的，说我们要不断地调整完善政策，如果这只是一小步，我们下一步还能够有新的措施，比方说普遍的二胎能够及时的出台，而且大家可能还有生育意愿，还能增加一点。我们也做了测算，如果我们的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也就是说一个妇女生的孩子数能够达到1.8到1.9的水平，很难，我觉得非常难，你想让人家不生是可以做到的，你想让人家生，你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在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能够提高差不多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