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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故事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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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有个偏见,认为若论到城市管理水平,全国城市中以上海为最高,她可以把一个国际大都会管理得井井有条,大城市像个大城市的样子,市长像个大城市市长的样子,居民像个大城市居民的样子;当然,若论到城市治理水平,相对来说我则认为国内城市以深圳、广州为最良善,因其公民社会发育较好,公共参与度强,政府公权力受到相对约束,相对呈现出“共治”的特点。

当然,并不是说上海的公民社会没有发育,但是大家公认的上海是“强政府”,民间则弱势得多。也正是基于此,在上海的考察中,我对“基督教青年会”这个社会组织特别感兴趣。

基督教青年会原本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在国内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广州等地都成立了组织。该组织最早源起于宗教人士,但后来的发展已渐渐脱离宗教色彩,变为一个社会公益组织。1949年之后,绝大部分的社会组织被消化掉,然而基督教青年会却因为特殊原因,得以保留下来,但就互不隶属,各自不消失也不发展。直到最近这些年,竟然又有了枯木逢春的可能性。

话说1995年,上海市召开了一个“社区工作会议”,此为上海社区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会议之后,上海市在社区建设方面频出新招,其中一个创新,就是邀请基督教青年会进入社区服务,打造了全上海第一个“罗山市民会馆”。

一切其实都有人脉机缘。浦东新区提出“小政府、大社会”,怎么做?戴海波时任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他之前的职务是上海团市委副书记,他在团委的原同事吴建荣则去了基督教青年会做总干事。有着这层关系,戴海波找吴建荣来做这件“吃螃蟹”的事情。

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仅有20多个工作人员,主要经费来源是自有物业(一幢宾馆)收益,做很小量的青年服务工作。吴建荣之前刚在日本专门研修过“社会服务”,对日本“社会自治”的运作正心有戚戚,戴海波在饭局上一说,他有点动心,立即去罗山街道那边作了番调查。

罗山这个社区,原是上海市建设成都路高架,动迁居民到浦东所形成的一个社区。上世纪90年代中的上海,仍然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时代,故虽号称有6万多居民动迁,但当时实际入住的仅有3000多口人。政府当时为社区规划了一些配套设施,但很难适应居民需求,因为入住的几乎全是老年人,没有年轻人,更没有小孩子。社区建成的配套服务处大约有2000平米的空间。

“当时我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吴建荣告诉戴海波愿意做,但要跟政府建立契约关系,一切按契约来,“房子政府以低租金租给青年会,设备设施由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控制下的社会发展基金会投入,我们承担工作人员的所有费用;我们负责日常运作,向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必须向政府承诺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尽量不收费,收费项目也要很低价。运作经费,基金会借给我30万,青年会每年还10万元”。这是当时上海第一例“政府委托服务”。

吴建荣带了青年会的8名业务骨干进驻“罗山市民会馆”,他把日本的那套做法引入会馆,“要把公民意识导入到这个社区,当时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拆除家庭的小围墙,构建社区的大围墙。我们做四方面内容的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体育、社区生活照顾。做到1998年后,就把旁边弃置未用的幼儿园2000多平米的房子也给了我们,做成了一个老人院。所以后来罗山市民会馆共有4000多平米的规模。”

以罗山市民会馆为契机,基督教青年会后来在上海各地复制这一模式,到现在已经在同时运作8家市民会馆,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也发展到了140多个人,原来一年的预算只有15万元,2013年的预算则达到了2000万元,基督教青年会毫无疑问已成为上海最重要的社会企业之一。2002年,吴建荣又注册了“华爱社团服务社”,现在则正在登记注册一个私募基金会。

在言谈中,吴建荣一直称赞且艳羡广东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但是从基督教青年会这十几年的发展可以看出,上海的社会服务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只不过吴对自身需要细节面对的环境体会更深而已。不过和广东相比,上海政府确实更为强势,社会组织要想发展得好,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广东虽然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政府介入社会组织却没那么深重吧。好像深圳的社会组织也抱怨政府的扶持不够呢。

[责任编辑:wang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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