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新型城镇化难点在县域 突破在产城融合

未来新型城镇化将在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这是三个国家级的城市群。未来，这三个国家级的城市群，经济总量都要翻上一番，经济规模都要达到两万亿美元以上，将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大城市群——纽约都市群和东京都市群。未来，三大城市群的产业、人才、信息、资本高度密集，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甚至成为世界经济的三大增长极。

第二个层面是以郑州、武汉、长沙、成都等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将会带动省域经济的发展。

第三个层面就是县域的就地城镇化，具体来说就是以城关镇、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为主体的县域层面的就地城镇化。

县域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单元，国家的各种机构就设到了县域，到了乡镇就比较简单了，只有乡镇政府。中国有2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平均起来，每个县级行政单位的管辖区域约为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规模在一百万左右，这样的规模足以支撑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同时，县域范围的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配置，基本能够满足本地需求，因此县域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基础单元。35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县域经济很重要，如果县域搞得不好，大城市搞得越来越漂亮，那么城乡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因此，对于新型城镇化来说，推进的难点就在县域层面。

县域经济对于省域乃至国家的重要意义，最为典型的是浙江。浙江是中国最为富裕的省份，浙江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十多年来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县域经济搞得好。与我国北方的地级市相比，浙江的一些地级市，譬如宁波，作为在浙江仅次于杭州的大城市，与我国北方的青岛、大连相比，并不是遥遥领先的，但在全国的百强县中，相当一部分都集中在浙江。因此县域的经济实力强了，老百姓就富裕了，城乡的差距也就缩小了。

在环渤海地区，北京已经形成了繁华的都市，但比较遗憾的是周边大部分还是被贫穷的农村所包围。北京如何突破“虹吸”效应，发挥辐射作用？就是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精神，打破区域之间的行政壁垒，让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北京提出要向周边地区转移500万人口的计划，并由政治局委员郭金龙同志牵头，针对京津冀地区的布局和规划统一负责，打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打破省市之间的界限，推动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因此，我认为，未来的北京周边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潜力。

实际上，北京周边的一些地方，已经在县级体制下做出了一些突破。譬如固安，很多人都在关注固安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其实，这就是解决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在资源配置中引入了市场的力量，打破了资源配置的行政枷锁，所以改变了县域的发展势头。我认为，如果能把北京的轨道交通修到固安、香河、三河、涞水、涿州这些周边地区，让这些距离北京不远的县域真正实现同城化发展，那么，不仅能够解决北京三环四环以内人口高度密集、交通拥堵、房价畸高等问题，也能真正推动周边县域的发展。

未来，北京的一些城市功能也可以疏散到周边地区，这样不仅能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还可以为周边地区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周边地区的人气儿。

归根结底，县域层面的就地城镇化，关键在于产城融合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总结改革开放35年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一些地方经验，我认为大体上分为几类，一是乡镇企业带动型，比如苏南；二是开放带动型，譬如东莞、绥芬河；三是大城市配套带动型，譬如上海的周边地区；四是旅游带动型，譬如丽江、大理；五是块状经济带动型，譬如浙江东阳的木雕，在一个县域范围搞好一两个主导产品，做到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在全球市场具有了一定的占有率；六是市场带动型，譬如义乌的小商品。这些经验表明，一些小城市的发展都是和产业联动的，只有增加了就业机会、聚集了人气儿的城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本报记者李正豪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