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改革关键在于理顺党和公权力关系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面下设6个专项改革小组中，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尤其引人注目。

“从各个专项改革小组之间的关系来看，党建改革小组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解释，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尽管操作者是政府，但真正的决策者还是在党，在党委部门。所有政府的改革最终都要落实到党的改革上。

在王长江看来，党建改革的任务很重，改革的关键在于理顺党政关系。“理顺党政关系的突破口在，重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政治理念，发展党内民主，尤其是授权民主”，通过授权民主，建立起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权责关系和责任机制，也可以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

关键在于理顺党和公权力关系

《21世纪》：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面下设6个专项改革小组，这些小组既有涉及政府改革的，也有涉及党的改革的。您如何看待党的改革与政府的改革的关系？

王长江：在6个专项改革小组中，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都属于党的改革的范畴，民主法制领域改革也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党的改革的内容。因此，整体来看，党的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从各个专项改革小组之间的关系来看，我认为，党建改革小组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在目前的体制下，尽管操作者是政府，但真正的决策者还是在党，在党委部门。所有政府的改革最终都要落实到党的改革上。现在到了改革的深水区，从理念到执行，不仅是政府面临的挑战，更是党也无法回避的挑战。

所以，党建改革的任务很重，改革的关键在于理顺党和公权力关系。这一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在现实中已经带来了很多难题，亟待解决。

《21世纪》：党政关系不顺有哪些问题？

王长江：比如说今天饱受诟病的雾霾问题。其背后的原因很多人都会追溯到的地方政府的GDP冲动，导致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但这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现有的干部考核制度出了问题，说穿了，正是因为GDP导向的考核决定着官员的命运，所以官员才会拼命做大GDP。当然我们不排除少数地方在做大GDP与保护资源环境之间找到平衡，但这样的例外，显然不能掩盖干部考核制度的根本问题。

其次，权力取得的逻辑也存在问题。按道理说，本来政府的权力是接受老百姓的委托而取得的，政府官员应该对老百姓负责，但我们的权力授受体制却往往导向政府官员只对上负责，可以不对下负责。虽然有时官员也会承诺对百姓负责，但却缺乏相应的制度，甚至有时还要担着冒犯上面的危险。如果不能保证官员真正对老百姓负责，带来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由执政党来埋单。

加大授权民主的探索力度

《21世纪》：现在党建改革专项改革小组正在推进党建改革，从党建专家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党建改革有哪些优先的任务？

王长江：近些年，我们的改革遇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各个领域改革向前推进时，往往会遇到天花板，推着推着推不动了。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改革已经涉及到党自身的问题。我认为，在这方面，与其重新列出改革任务，不如下决心把过去改革遇到的涉及到党的改革的问题梳理一下，列出重点，逐一解决。

在党建各类问题中，有一个原则性问题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那就是如何辩证统一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与依法治国的方略。所谓民主，至少包含着授权、决策、执行和监督四个环节。我们在决策、执行和监督方面的民主，已经做出了很多探索，但在授权层面却一直进展不大。在现实中，我们领导干部的产生还是较多地习惯于同级党委或上级党委的任命，宪法规定的人大的权力成了一种形式，这等于让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形式。糟糕的是，它也使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成了非此即彼、两者择一的选择。

在我看来，坚持党的领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有让人民当家作主在党的领导下得以真正实现的时候，党的领导才是科学的、有力的。下大力气研究探索授权民主的实现形式问题，是最终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

《21世纪》：那么如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改善党内民主？

王长江：科学讲的是规律性，比如民主就有其规律性。根据现代国家的理论，公民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有权决定把权力交给谁来掌握的主人。因此，选择掌权者，把权力授予他们，是民主的前提。

在实践中，我们对规律强调不够，强调特殊性比较多。这有时会使我们在改革的路上犹豫不决，探索的步伐迈不开。也许你可以说这主要是考虑风险控制的因素，可是任何改革都要冒一定风险的。经过过去多年的改革，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剩下的都是大问题，如果要突破的话，就必须拿出政治勇气来。

推进党建的科学化，我觉得最需要做的就是建设党内民主。在划定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界线的前提下，我们就应该在党内民主上多作尝试。我们可以通过探索和创新，把民主体现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纳入到可以承受的党内民主的框架之内。

例如，民主意味着让人们选择掌权者，选择意味着要竞争，因为有竞争选民才有选择的可能。那么，执政党就可以在各级领导干部的任用问题上，不再只是推荐一个候选人，而是推荐一定数量的骨干，通过法律程序的设计，让当地的选民来选择他们更放心的人。这样选出的人既符合党管干部的原则，也经过了民众的选择和认可，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权责关系建立起来了，责任机制建立起来了，执政合法性也就增强了。

不能由被改革者主导改革方案

《21世纪》：根据您的调查和观察，这么多年来，地方在党建方面有没有一些突破和创新，值得推广？

王长江：在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民主诉求越来越强烈的压力下，地方和基层的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比如前些年一些地方的乡镇领导班子直选。通过直选，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民主不仅是一种态度，更应有授权的理念，政府必须争取多数人的同意。这样民主的权威才可以提高。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但很可惜的是，这种探索推广得不够。

我们应该鼓励到地方去探索和创新。地方和基层是直接面对执政党遇到的挑战和考验的地方，有改革和创新的强烈冲动。对他们的改革创新尝试，应当更多给予支持和鼓励，不能为了表面的稳定，动不动就限制他们，出了一点问题就叫停。这等于一方面鼓励大家去探索和创新，另一方面又让改革者去承担改革风险。实际上，地方创新的空间已经相对有限了，如果风险也全部让他们承担，谁还愿意为这个党的事业去冒险？

《21世纪》：现在最重要和急迫的是上面的改革，而不是地方的创新。

王长江：改革需要上下互动。在党建改革的推进方式上也需要改革。整体推进改革，就要有一个整体的设计，至少要有人进行专门研究。我不太赞同这样的方式：遇到什么问题就召集有关部门，结果出来的对策都是“部门立法”或部门博弈的结果。有的改革可以这样进行，但很大一部分改革不能这样进行。让被改革对象拿改革措施，往往是这些部门之间讨价还价、互不相让，决策成了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最终改革就变味了。我们需要更加超脱的改革决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