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这篇大文章仍待破题

今年两会上，出现了不止一个代表或委员呼吁给公务员涨工资，结果都成为舆论焦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何香久建议“给基层公务员逐步涨工资”，因被媒体报道成“给公务员大幅涨工资”而遭到网上谩骂。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表示，“正部级干部年薪20多万元，还不如一些大企业部门经理，这种薪酬分配很不合理”，同样受到广泛质疑。

在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严格规范公务员各项隐性收入的背景下，呼吁给公务员涨工资，既正常，又不正常。说正常，公务员也要养家糊口，不能没有一份体面收入；说不正常则是因为隐性收入刚取消，就着急给公务员涨工资，难免有“堤外损失堤内补”之嫌，好比饭店里公款宴请刚撤下，机关食堂又摆出满汉全席。

不过，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给公务员涨工资，也不在于是否当下就涨，而在于政协委员何香久发自肺腑的一句话：“我不怪那些网友。他们骂醒了我，让我意识到，现在群众和公务员这个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多严重。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了。”

网上谩骂何委员的人员是否足以代表“群众”自可存疑，因为活跃在网络世界，并且习惯于情绪化表达的只是“群众”中非常具有群体特征的一小部分人，网络意见不能代表完整民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值得深究的倒是何委员不无自责地说自己“被骂醒了”，方才知道“群众和公务员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多严重”。

其实，政协是委员们参政议政的平台，而委员是按界别划分的，为本界别说话，本来就是委员应尽的责任，即便不能接受，“群众”也不该随便谩骂，委员也无需压力山大，如果其本人属于公务员的界别的话。问题恐怕还是出在对这个可以讨论也需要讨论的议题，呼吁给公务员涨工资与不赞同涨工资的两派观点，为什么没有在“参政议政”的平台展开对话，却搞成了两个话语场上“隔空叫阵”？

同样，主张正部级干部20万元年薪太低的人大代表陈伟久，也不忘自我辩解一句：“我离开公务员队伍了，现在可以为公务员呼吁了”，明显表现出“避嫌”的意思，好像身为公务员就不能为自己所属的群体表达诉求，非得要不是某个群体成员的代表来代表这个群体才显得公允。

一个是公务员却好像代表公务员说话就理屈词穷，一个不再是公务员却觉得现在为公务员说话才名正言顺，如此错位的表现同人们通常理解的“群体代表”形成鲜明反差，加上那些谩骂的“群众”，让人隐隐然感觉到国人中存在着某种“集体无意识”：因为“人民代表”和“人民政协”带有“人民”的前缀，所以代表和委员都只能代表作为“全体”的人民，而不能代表各自所属的阶层、界别或群体。

其实，“政治协商”概念的提出本来就意味着“人民”这个抽象的集合名词被具体化为不同界别，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差异，所以才有“协商”的必要和可能。“人民代表”的阶层或群体属性不一定有那么清晰，但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后，不同利益群体的显性化也意味着人民内部的分野。但在潜意识或无意识层面，公众仍然习惯于用“无差别”的人民概念置换了群体间差异，因而导致为某个群体说话的代表和委员似乎就偏离了“人民的立场”，并因此成为众矢之的。

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持续存在有其体制上原因：无论在人大还是政协，代表和委员们的直接对话者往往是政府，而不是利益既相联系，又有对立的阶层或界别。应该博弈的双方没有对话，为本阶层或界别说话的感觉和意识自然也就弱了，“参政议政”成为商量国家或地方大事，立法更是代表“国家整体利益”。阶层和界别属性的弱化最终带来代表或委员为本阶层或界别说话反而需要“避嫌”的悖谬现象。

在阶层分化日趋明晰，群体对立态势已成，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围绕为公务员涨工资所发生的这场争论表明，如何将不同利益诉求引入制度化渠道，真正发挥协商民主的优势，已然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