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医院纳入公共安全治理迫在眉睫

医患矛盾纠纷近些年愈演愈烈，杀医、伤医、辱医事件层出不穷，医者最近寻路“抱团自救”：众多医生整合出“保命”指南，组织支持“医院暴力零容忍”运动，两会期间更是由医师协会的政协委员牵头，递交90多位委员联署的紧急提案，要求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而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召开期间也表示，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肃处理。这一次，医者的“抱团自救”确实喊出了最强音。

这份紧急提案的核心是：要求国务院法制办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将医疗机构明确列入公共场所范畴进行管理，而不再是内保单位。提案者说：“只有公安成为医院治安的主体，才能有效遏制、弹压日益频发的恶性伤医案件。”提案还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下，国务院审议出台专门的《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

上述建议涉及到严肃修法，兹事体大，不太可能马上被采纳，但显然也很难不被重视——当前背景下，医疗资源如此紧缺，医患矛盾如此密集发生，升级医院的安保，至少能起得到显著的治标作用。因此，希望国务院法制办能够组织医学、法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项研讨。着眼于长远，应求得法理与社会人情的基本共识，从而完善法律规定；注目于当前，要赶快拿出阶段性解决方案，有效遏制当前呈多发态势的涉医暴力和准暴力事件。

其实，新近发生在广东潮州的押医游行辱医事件，和广东主持人在微博声称想砍医生等准暴力事件，不同于简单的肢体暴力，其中隐藏着普遍性的仇医社会情绪。准暴力行为在这仇医情绪中酝酿，它们是伤医杀医暴力行为的土壤与前奏。根治伤医事件的治本之策，还在于从实际出发，缓解医患间的对立关系。

医患矛盾无非以下几种原因。从医者角度看，医疗资源不足，导致看病难，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明确说，“不找到关系红包都塞不进来”，患者太多，看不上病的情况常有；医疗水平不足，导致看不好病，而这涉及到医疗事故鉴定问题，由于医院、医学会、卫生部门的亲密关系，对其鉴定结果，患者也不见得都认账，有时问题就陷于无解。从患者角度看，社会普遍诟病“以药养医”既久，视医生为奸商，而情况多年来没有什么改观，另外，疾病及心理状况都会对其造成重大影响，2月份发生在河北的医生被患者割喉事件，就是因为患者认为后续的高血压是医生在治疗时的输液造成的，心理崩溃进而施暴。

所以治本之道要从医疗改革寻答案，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正如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所指出的：医患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背后的原因是当前公有制医院的非公有制导向。这也是医改的难点，提高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增加医疗健康事业的投入可以从医保上找潜力。如果体制机制没有理顺，那么遭殃的只能是与此有关的人，比如医生、比如患者。

这条思路延伸下去，还应该追问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囿于利益相关，现有的医疗纠纷裁决机制很难基于责任划分对过错方进行有效制裁，而医院方面在此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不怕投诉不怕鉴定但很怕医闹的坏习惯。其逻辑类似于地方政府不怕民告官却很怕上访。其共同的恶果是，正常的纠纷解决通道不畅，迫使医患双方都走上“邪路”，其博弈最终演化成“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和“会闹事者得维权”的尴尬现实。目前看到的各种伤医事件，无非是上述博弈走向失控的苦果，这苦果，最终也被医患双方共同吃下去。

从全球看，中国医患矛盾对立的严重程度恐怕位居前列，至少国外关于这方面的报道远较中国为少。如今医者代表联署提案要求专门为保护医生立法，在世界上似乎也不是孤例。两年前印度曾颁布类似的地方性法律，另据报道，美国已经有38个州专门立法保护医护人员，一些州的法律规定，医护人员必须参加政府相关机构义务提供的反暴力培训——这有点类似于去年某地医生学习跆拳道。2004年，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颁布《医疗和社会服务工作者防止工作场所暴力指南》，要求医院配置完备的自我防范设施。

其实针对“医闹”现象，有关部门并非没有政策规定，如卫计委去年10月还发过指导意见，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要做到每20张病床配备一名保安，以加强医院安保防范。我们还不清楚医院是否已经不折不扣地执行到位，理论上上述保安配备也说不上薄弱。考虑到医院人来人往，与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相类似，而伤医事件多发生在医者猝不及防之际，比如不少医生就是在诊疗过程中被施暴，对医院来说当务之急也许是如何合理安排就医和候诊秩序。

在新近发生的南京官员夫妇殴打护士致瘫事件中，视频显示护士被打后并不是马上就有应急安保措施，事件曝光后多日，在全国舆论压力之下打人者才被拘留或免职。从这个角度看，升级安保乃至立法保护医生，固然能有效减少医者被暴力伤害的概率，但如果司法大环境不够严明中立，徒法不足以自行，医者的安全仍然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