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渡一河：习李新政的历史坐标

正在召开的2014年两会，是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两会。如果说，四个多月前的三中全会，确定了习李新政的纲领与框架，这次两会，就是三中全会的“下半场”，将党的改革思路和意志，体现为国家的改革思路和意志，并付诸实施。

四个多月来，海内外围绕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解读，早已汗牛充栋。而无论如何解读，普遍能够形成共识的一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中国改革的重要转折点。

在改革史的大维度下，习李新政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坐标？

当代改革的第三次转折

习李新政，是开端于1979年的当代改革的第三次转折。

从1979年至今，当代改革至少已经发生了两次大的转折，那就是1989年和1992年。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客观上打断了1979年以来的改革进程，尤其打断了执政党十三大已经启动的政改进程。此后，如果没有邓小平在1992年的强势南巡，中国的当代改革前景如何很难预料。

第二次转折，就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以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扭转了此前数年改革的逡巡，但1992年之后所接续的改革，与上世纪80年代又有了巨大的区别：

一、经改与政改并重，或者说政改至少不能过于滞后于经改，转变成了经改的独木支撑，政改则基本停滞，社会风气进一步转向拜金。

二、在80年代，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虽然认同改革，但自己要下海经商还有不少顾虑，敢于下海者还是以一些在传统体制下缺乏出路的人以及一些胆大者为主。这一阶段，即便是腐败，“技术含量”也比较低，多数停留在“吃拿卡要”上，倒卖批文或在价格双轨制中获利，则已经是相当高级状态的动作了。这个阶段的改革明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1992年之后，全民经商浪潮形成，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首当其冲；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出现了“权力资本化”的更为胆大的形式。这个时候的改革明星，多数集中在流通领域，乃至房地产领域。

三、面对急速发展的改革实践，制度变更和制度建设远远滞后，实践活动广泛涉及灰色地带，自此种下日后被称为“原罪”的各种矛盾。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相当平衡的改革，那就是制度与实践、政治与经济还能不断互动配合，经改与政改两手都在抓，尽管软硬有不同；而从1992年至2013年，这种平衡性就不再保持，天平导向了经改的孤军深入。当前改革所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尤其是“权力资本化”的问题，与这一阶段的平衡缺失，关系匪浅。

经历了1979年到2013年的34年改革实践之后，习李所能面对的重要抉择，是关系到改革“技术操盘”的选项，更为确切地说，是全面改革还是独推经改的选择。而显然，从目前各种资讯看，习李选择的是全面改革。这既是改革本身发展到这一步的必然要求，也是现实问题的逼迫。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具有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分量相近的历史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涉及的政府职能转换、审判独立等，无一不是政改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改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此前三十多年来，相对容易下手的改革之“肉”与“汤水”，已经吃得喝得差不多了，如今剩下的，就是要啃啃硬骨头了。或者说，改革已经渡过了“浅滩区”，继续摸石头，水太深，未必能摸着，甚至，水里未必就有石头可摸，剩下的选项就是只能架桥或者造船，而此前所摸索的经验，大多是摸石头的经验，缺乏架桥与造船经验。因此，这注定了当下的改革不能守成，而需重新开拓。

强渡深水区

当前新政，与1979年相比，难度更为增大。

第一，起点不同。1979年的改革，是在一穷二白、内乱不已的零起点甚至负起点起步。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至少能提供极大的想象空间，也有足够的腾挪空间。而经历了三十多年、十几亿人的共同涂鸦之后，这张纸上早已经画满了各种记号，纸张不仅已经泛黄，甚至某些地方还破损了。要在这样的画板上继续作画，且不能撕掉重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路径不同。1979年的改革，从零甚至从负起步，只要敢于迈出去，哪里都有路，哪里也都是路，所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根本原因就在于彼时会飞、敢飞的鸟不多，会跃、敢跃的鱼不多。三十多年后，天上早已是各种各样的鸟，水里也是各种各样的鱼，往任何一个方向前进，都要触碰到既得利益者。这就决定了当下的改革路径选择，不可能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必须事先做好顶层设计，如何选择路径以及更为重要的——如何对待这条路径上的拦路者。

第三，改革的受益面不同了。1979年，在普遍贫穷的平等下，实现“帕累托优化”的空间极其广阔，无论怎么改，都能制造红利的增量，都能做大“蛋糕”。而当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虽然“蛋糕”更大了，但每人能吃到的“蛋糕”参差不齐，于是“分蛋糕”的问题不时对“做蛋糕”形成制衡。虽然大多数的民意仍然支持改革，但具体到改革措施，则各有利益立场，容易出现分歧。当今改革要继续深化，一方面固然是要寻找改革红利的新的增量所在，另一方面，则无可回避地要触及改革红利的存量分配调整。任何对红利存量的调整，都不可能继续“帕累托优化”的进程，必然要遭致一部分人的反对、阻挠。

第四，改革的动员成本不同。1979年，经历了近70年的各色革命尤其是“文革”浩劫之后，普遍贫穷，人心思定，渴望安居乐业。人们的要求并不高，甚至仅仅是期望能吃饱饭。低要求的民意，再加上执政者充沛的权威资源，导致改革所需的动员成本相当低廉。而三十多年后，改革红利分享与成本分摊都欠缺公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撕裂，传统的“三大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农民和农村继续为改革承担着最大的成本。在既成的非均衡的红利分享与成本分摊机制上，要继续推进改革，其动员成本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如何吸引及满足弱势群体的要求；二是如何增大此前的少部分强势群体对改革成本的分摊及减少他们对改革红利的攫取。要实行这样的动员，并且在某些方面已经透支了权威资源的情况下，改革的动员成本将大大高企。

第五，改革的“敌人”不同。1979年，改革最大的“敌人”，在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三十多年之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虽然还有，但已非主流，改革的“敌人”更多的是在此前改革过程中制造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类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敌意”或许并不很强：为了长远利益，在感觉自己还有足够出路的前提下，他们或许会选择妥协。要解除这个“敌人”的武装，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细节，就是改革的调整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尊重既成事实，建立有规则的博弈。任何运动式的剥夺，不仅会讲既得利益集团逼入对抗的死角，而且也会破坏改革最为基础的法治精神。更为确切地说，到了如今深水区的改革，其“敌人”不再是某些特定人群，而是缺乏规则的博弈体制。

当然，从技术操作上看，改革的“敌人”在1979年时，是极“左”势力，而在当下，则是腐败的老虎和苍蝇。三十多年来，“敌人”从政治认定到法律认定，无疑是一种进步。而无论是哪种“敌人”，都无疑是改革动员的实际抓手。对于这样的“敌人”，在法治下予以严厉打击，能减少改革动员的成本，提升动员的效率。

第六，改革的外部环境不同。1979年改革起步时，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虽然与苏联的关系相对紧张，但冷战体制下的合纵连横，也令中国赢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从而获得了资金、技术、市场。与周边国家之间，除了越南，基本没有发生边界冲突。那时的韬光养晦，既是外部环境相当和平使然，实际上也是别无选择——毕竟，彼时远远缺乏与人争雄的力量与资本。

而如今，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美苏对抗为主轴的冷战格局，早已消失；如果还可能再度出现新的冷战，主角倒完全有可能由中美出演。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从冷战后期的适度扶持与鼓励，转为如今的全面遏制。而中国自身，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急剧提升，以及与国际经济千丝万缕的关联，早已不再是此前的“大国兼弱国”，而是“大国兼强国”，继续奉行所谓的“韬光养晦”，不仅已经与自己的体量不相符合，更与自己体量所应承担的责任不相称，也容易引发更大的猜忌。

这与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相仿，当体量和影响力达到了一定程度后，都决定了“孤立主义”的不合时宜，国家利益线早已远远超越了国境。

承接百年前的改革

迄今进展了三十四年的当代改革，并非前无古人的创举，而是在中断了一个甲子后，对近代改革的续接。

从改革史的角度，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做如此划分：首先是开始于1861年的改革时期，至1911年终结；随后，从1911年直到1979年，可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主流，是解决政权的归属问题，期间还夹杂着日本的入侵；自1979年邓小平开始改革，中国再度重回此前的改革道路上。

与一百多年前相比，当今改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改革者的权威资源不同。

晚清改革，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跛子改革”，即体制内的改革主导者，缺乏足够的权威资源，其后果：一是政令不出紫禁城，二是即便政令出了紫禁城，在执行中或被大打折扣，或被异化变型。

晚清中央权威的沦丧，不仅是财权被分解，甚至连军权、外交权也被分解，这导致了中央的涣散无力及各地的离心倾向。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1908年中国的财政总收入超过2亿两白银，空前未有。但是，在中央政府和内务府，加起来仅仅2400万两，只有12%，其余都在地方手里。一个政权，居然丧失了对88%的财政支配权，实际上也就丧失了进行任何有效的政治动员的能力。

当代改革，中央各方面权威资源非常充足，只要高层能形成共识，贯彻与推动的力度和效率就相当高。这是确保改革措施能落实的关键。

二、社会的急躁心态加剧。

历史地看，这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急躁心态，呈现越来越加剧的趋势，我将此称为“大跃进”心态，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

这种“大跃进”心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种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高铁”时速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开始反省“大跃进”的危害。

这种心态成为社会潮流，始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并随着此后越来越多的精英放弃艰难而漫长的建设、投身短平快的“推倒重来”，而日渐渗透到民族心理之中。尽管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执政者，大多依靠指责被其推翻的前任们是“笨蛋”兼“坏蛋”而上台，而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无论是经改还是政改上的“大跃进”，都不切实际，无法操作。而一旦这个执政者回归理性，它又很容易被新的反对者指责为新的“笨蛋”兼“坏蛋”，陷入另一轮循环。

经过近七十年的“革命”，我们这个民族本就十分浓郁的造反意识、革命意识更趋浓郁，这都为改革的习惯性流产埋下了伏笔。

三、改革的体量不同。

清末民初，中国尽管是大国，但仅仅是人口意义上的，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只能说是弱国。但是，如今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都已经堪称强国。体量的本质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的难度，毕竟要推动一列满载的列车，要比破牛车更为费劲。

四、外部环境不同。

首先是经济的依存度，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国际的经济依存关系是单向的，那就是中国经济走势对全球、尤其是对英国和俄国影响非常大，如俄国财政曾有超过20%的收入来自于对华贸易，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超过90%利润来自于对华贸易。而中国自身对进口商品的依存度很低，除了钟表和毛皮等奢侈品之外。在很长时间内，中国都一直控制着茶叶、丝绸等大宗出口商品及几乎一切进口商品的定价权，即便鸦片战争也未能改变这些，一直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中国才丧失这种定价权。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程度加深，但依然以自然经济为主。而当代改革三十多年后，中国已经成了制造大国、世界工厂，同时又在资金、能源、资源上对国际市场有极大的依赖性。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在出口还是进口方面，中国依然没能掌握定价权，国际依存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当大。

其次是国际安全环境。当今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军事强国，与晚清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本质上的变化，决定了改革开放的自主性完全不同。晚清与民国所遭受的深重的民族灾难，对于彼时的改革来说，既是压力和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因为“饥不择食”“慌不择路”而成为有序、渐进改革的阻力。当今中国，虽然有外部的各种威胁，但远未成为如百年前那样的民族危机，虽然因此导致压力的缺乏，但也令改革者得以较为从容地布局。

五、改革的深度不同。

从表面上看，当今改革在经济方面，几乎已经走完了清末民初经济改革的全过程，并正在深化；而在政治方面，却似乎并没有达到清末民初推行立宪政改的深度。但是，正是因为清末民初的操切的立宪政改，在大跃进心态下、“主义”万能的心态下，忽略了基本技术条件的培育和技术操盘，导致了始于晚清的立宪政改彻底中断。此后，虽然立宪成为政治正确的话语方式，但也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立宪工具化”倾向，在中国近现代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正是当下的政改应该着力避免的陷阱，放缓政改节奏，多从政府职能转换、审判独立等“技术环节”入手，不失为稳健、现实的做法。

没有改变的基本面

值得注意的是，百年以来，即便经历了1979年开始的三十多年的当代改革的洗礼，中国社会还有些基本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这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来源。

一是“权力主导型社会”。

引领中国社会、尤其经济发展的，权力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要素。在中国近现代整个150年的改革史中，权力一直都是关键的“生产要素”，甚至可以称为第一生产力、或者第一生产要素。也因此，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建立规范、透明的规则，绝不仅仅是反腐的需要，而是下一步任何改革的先决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所针对的对象，从历史视角看，正是“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

二是忽略技术面。

中国人爱谈“主义”“哲学”的多，谈问题、技术的少，往往从鸡毛蒜皮的分歧，渐次升级为义气之争、朋党之争，乃至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所谓左和右，往往并无大的区别，中国真正的人群分类只有两类，一类是扯淡派，一类是实干派，后者总是少数。干活的人少，说风凉话的人多，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主旋律了。忽略技术面，必然导致“姿势分子多”，说“主义”、喊口号、叉着腰批评的人多，而处理“问题”、埋头实践、弯着腰干活的人少。

三是国家治理手段的原始。

对法治、规则的依靠，不如对人治、政策的依靠。整个官僚机器，依然存在着强大的异化能力，顶层设计中的“仁政”，经过官僚机器的运转，往往能变成弊政、甚至苛政。

十八届三中全会，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化，那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更为重要的第五个现代化，也比空洞而笼统的“政治现代化”更有操作性，更少歧义。

其实，中国在改革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在其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中，尤其美国，都出现过，并且，他们也是花费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时间，才通过不断的制度改进对其进行修补。这是一项长期、艰难而且技术要求很高的活儿。可以肯定的是，缺乏耐心地推倒重来、砸烂重来，不仅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且将问题暂时掩藏起来，最后会憋出更大的脓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接受企业管理是一门技术，却并未普遍接受国家治理也是如此，关键是操作细节。我们往往不去研究这些技术细节，有了问题，都怪罪到一个虚幻的“主义”上去，而一旦认为“主义”有问题，就再度诉诸推倒重来、砸烂重来，结果发现问题依然存在。在很多年前，胡适先生说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看作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也提及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些词句，都凸显了习李新政所面对的艰难局面。

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起，中国已经在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三峡”中，走了足足173年；如果从1861年第一轮改革开放算起，也已经有153年。能否走出“三峡”，走出耗尽民族生机的“王朝周期律”，习李新政的这10年，正是最为关键的临门一脚。

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何谓“各领域”？此间应该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这也再度呼应了政府报告中极其罕见的那两个词组：壮士断腕、背水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