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是企业家最大的利好”

两会期间的萧功秦，正躲进小楼，专注于自己的抗战史研究。“史学研究才是我的本行。”萧功秦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但政治学者的另一重身份，使得他不可能在3月的中国，完全关闭书房。尤其是，当他的反对者也发现，当下中国，似乎真的正行进在萧功秦所总结的新权威主义的路径之上。

而在萧功秦看来，在改革者主导下的新权威主义，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经阶段。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在前行，下面要做的就是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改革的呼应。

民间社会是体制软肋

《中国经营报》：本届政府执政一年以来，民众感受最大的是空前的反腐力度，尤其本次两会上传出的“你懂的”，作为一个观察者，你怎么看待这种反腐态势？

萧功秦：相对于邓小平时代的新权威主义，我曾经把习近平新政称为“新权威主义2.0”，我认为，现有体制应对腐败是有优势的。首先，政府依靠法律的反腐措施可以自上而下得到强力贯彻；其次，腐败官僚在这个体制中，基本上是一个个孤立的，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不像一些不成熟的民主国家，很多垄断性的分利集团，钱权交易，在所谓民主选举的形式下，能够抱团，很难攻破，中央政府对此也无可奈何，例如一个有利于底层的改革方案，在议会由于触犯特权阶层利益，往往多年也通不过，原因就是合法抱团，而在我们现行体制下，可以利用法制手段来打击腐败，推行公车改革，下放行政审批权等。例如，去年中央国家机关“三公消费”减少了35%，这些都体现了集权体制下改革的某种优势。

有些人担心腐败官僚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违抗中央的现象，我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很难出现。从大的政治格局来说，中国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老百姓对我们这个体制，对我们的政治领袖的支持度整体上还是比较高的。社会稳定不会有大问题。

我更担心的是，我们的民间社会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处于萎缩状态，没有能够充分发育起来，这是我们体制最大的软肋。而我们的各级官僚对于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缺乏积极性。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间也没有建立社会公益与自治组织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文化创新将难以为继，因为，威权体制的优势是上令下达，贯彻指令。文化创新不可能靠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官僚系统只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真正的文化创新只能依靠民间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中央提出，要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而这个治理体系也特别需要社会公益组织、社会文化组织等的生长、发育与壮大，否则，我们要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会变成一个空话。我寄希望于两会以后，这个局面能逐步改变。

社会力量是反腐中坚

《中国经营报》：具体来说，社会组织的发育对当下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意义是什么呢？

萧功秦：一般来说，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达到一定阶段以后，现代化过程将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逐渐地延伸，这个过程在政治经济学当中称为“涓滴效应”，如同沙土中的清水会不断向沙土四周延伸浸润一样。这也就是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通过国家政策倾斜，资本与技术的流动，加上一系列的再分配制度的改革，各种资源将从沿海与城市等发展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逐步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富裕”。

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涓滴效应”的过程在内地却遇到了官僚体制形成的屏障。比如资本、机会向内地的转移，都会被地方那种已经形成的特殊垄断利益团体、官僚利益团体截留下来，难以真正向不发达地区渗透。例如，一些本来需要通过能力竞争而获得的权力、地位、财富、机会等“稀缺资源”，却被垄断性的权力部门中的人脉关系网所截留了，这个现象在内地已经相当明显。例如，我曾经去中西部某县开会，当地记者素质之差让人惊异，后来才得知此人是当地的官二代，这样的例子在内地小城市相当普通。

最近网上都在讨论“逃离北上广”后又回归北上广的问题，北上广为什么难以离开，很多离开的为什么又回来了？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涓滴效应”对中西部的浸润作用在内地遇到了官僚体制的巨大屏障。官僚机制如同无形的虹吸管一样，垄断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如果“涓滴效应”不能正常发挥合理资源分配作用，北上广与中西部的差距还要越来越大。

这个问题要有效解决，看来要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建设，改变现今中国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让社会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让沿海地区的市场竞争中焕发出来的健康活力，逐渐向内地延伸，而社会组织的极大发展，也可以克服官僚集团的垄断和分利化。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讲过，威权体制自利化，也是腐败产生的原因，社会力量的发展是不是也是一个遏制官僚体系腐败的重要力量？

萧功秦：对。当下，中国的民主要真正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协商性”民主，就需要发展社会组织。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社会组织，而只有一个一个的个体，政府与社会之间如何协商？除此之外，中国民主发展中还应该包括有学者所说的“评议性”民主。也就是说，通过诸如网络评议、民意调查或是民意的反馈来使得我们的民主表达与民主决策得以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可缺少。

改革才能反腐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说到，在现有体制下，腐败官僚的抱团不太可能，但从最近曝出的腐败大案来看，官僚腐败似乎展现出政府、企业甚至黑社会联盟的状况，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萧功秦：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企业家要获得利润，但在一个市场经济没有完善的条件下，在政府权力可以随意干涉市场的环境下，钱权勾结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现象。尤其像中国这么一个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钱权勾结更是相当普遍。因此，打击腐败的确要考虑到官僚和地方上的一些豪强之间，可能形成的一种利益同盟，中央肯定也在摸索这方面的经验。但我认为，只要中央下定决心，钱权勾结所形成的不正当的得利、垄断性得利，还是能得到相当的克服。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能有完美主义心态，想要简单、迅速、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种状况的形成，如果从改革开放时算起， 也已经有30多年了，不可能在一两年里面完全解决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要看到我们这个体制的优越性，看到党中央在反腐上面的决心。如果我们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可以总结各种经验，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防止腐败的长效机制，这个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

《中国经营报》：去年一位学者在本报发布了他对100位企业家问卷调查结果，企业家对国家的未来可以用六个字总结：“必须改，不能乱”，一是对改革的期待，一是对可能存在的某种危机的担心，你怎么看待这种心态？

萧功秦：我很理解这种复杂心态。不过，我在和一些企业家座谈的时候曾特别强调，现在看来，新政对企业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因为，新政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有人将其总结为“政左经右”，实际上就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加大市场经济全面改革的力度，创造对企业家良好的投资环境。

这种新权威主义是最适应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目前还没有进入一个真正的黄金时期，因为决策层还要逐步解决钱荒等前阶段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社会、经济问题，我相信，两三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局面出现。

新权威主义“有用”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担心当下中国，在激进的左与右的争论下，实质性的改革被锁定，而难以推进。现在在你看来，是不是还是需要政治强人才能打破这种锁定？

萧功秦：在一个后发展国家，开明睿智的政治强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政治强人要有效地推动社会转型，还要和民间社会焕发出来的活力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也就是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改革领导者的积极性，一个是社会的积极性。在这两种积极性的制衡下，在前者的权威整合与后者的民主评议的作用下，干部系统、官僚系统就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正因如此，尊重社会的多元化，培育社会组织，让民间活力在社会组织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中国经营报》：昆明“3·01”暴恐案发生后，网上一度热传据说是普京对待恐怖分子的态度：“原谅恐怖分子是上帝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送他去见上帝。”其背后似乎也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政治强人的呼唤，你怎么看待这种民间期待？

萧功秦：我认为，从一个长期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还是处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而推动改革的政治强人，就是看得见的手的最集中体现。邓小平时代的新权威主义，就是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目前的新权威主义，就是用政府这只手，去克服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与利益垄断和利益固化，并把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转变为成熟的全面市场经济，为未来高度的民主创造条件。

而我认为，这届决策层要完成的基本改革目标就是，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半现代国家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转型，是从“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步转变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结构，最终目标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

情绪化的民族不成熟

《中国经营报》：今年是甲午年，中日之间又有很多的外交摩擦，民间“抗日”情绪开始反弹，这是否意味着你一直警惕的“高调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苗头？

萧功秦：这一年以来，中央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八项规定，在整顿官风、党风上，效果相当显著，整个社会浮躁、焦虑的心理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民气开始顺畅，这些都让我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抱有谨慎乐观的判断。

让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曾有过沉痛的历史记忆，有一种长期受到压抑的历史悲情，而国力一旦强盛起来以后，往往就有要宣泄这种屈辱感的强烈冲动。这甚至成为一种潜意识，渗透到我们国民的内心深处，尤其是在我们对于很多历史认识往往还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这种冲动就特别强烈。我认为，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克服这种历史悲情。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伤害过我们，但也应该看到，其多数国民对过去这场战争是有内疚心理的。我的一个日本学生，曾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他的父母年轻时深受军国主义影响，但是在战后就开始反思，而且他的祖父与父亲都在临终时嘱托她，一定要代他们向中国人民赎罪，一定要为中日友好做一些事情。我认为，这种反思代表了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理。反观我们自己，对现在日本的认识，对这个民族的整体变化的把握可能还是不够的。这就有可能被日本的右翼势力所利用来炒作两国的民族仇恨，最后的受益者将是日本的右翼分子。我总觉得，我们民族要真正成熟起来可能还要三十年，希望在此之前我们在国际问题上不要犯颠覆性错误。

反腐大数据

中央纪委监察部称，2013年全国共有31名中管干部被查，18.2万干部受党纪政纪处分，36907名涉腐官员被立案查办，30420名党员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数据显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已有至少21名省部级官员、逾70名厅局级官员被查。

21名省部级官员包括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

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徐杰

湖南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

内蒙古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

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李达球

原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

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

原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

原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永文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

江苏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

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

中央纪委监察部于2013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各级机关公文精简了56%，因公出国(境)人次数下降了16.8%（1至8月），招待费下降了52.07%（1至8月），培训费下降了37.87%，印刷费下降了13.49%。

代表、委员畅言反腐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青表示：

追责退二线官员有利于防止腐败期权化，追责也无禁区，让为官者预见到腐败的后果。应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系列条例和规定，已体现法治反腐思路，但既有规定多分散在相关法律和党内规定中，只有立法反腐才能打“持久战”。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认为：

腐败现象不是一地一时形成的，反腐也应“蹄疾而步稳”，由标及本，逐步推进。

全国人大代表、枣强县大营镇芍药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忠认为：

在关注干部“吃穿住行”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国企、组织人事、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惩防机制，拓宽反腐的领域和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

我国很多腐败案件呈现出集体腐败的特点，这很可怕。究其原因，是我国的权力监督的机制出了问题，已到了不得不重建反腐系统堡垒的程度。要把加强反腐败制度顶层设计提上日程，形成多元化监督约束体系。这种权力的监督应该既有上对下的监督，也有下对上的监督，还应有平行之间的监督。一些人所谓的“公示财产会让百姓对党失去信心”的担心，很有可能就是部分既得利益者故意设置的言论障碍。从逐步公示部分官员财产做起，在社会上形成干净的追求政治进步的路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的监督。可以尝试建立起有偿举报的机制，调动广大群众举报的积极性。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认为：

社会各个环节的运行，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监督身上。而是要创造不容易产生腐败的土壤，改造了，就长不出腐败的果子来。教育（腐败）也是这个问题，对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让公众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