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下海首选国企：辞职前每月2500 去职后年薪30万

沈阳市某区工商局一位公务员最近一直处于焦虑之中，“是否辞职”将决定36岁之后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他萌生辞去公务员的想法，不是因为工资待遇，而是因为上升空间受阻。

在辽宁的一个三线城市，2013年年底，某局一位科级干部的辞职引发公务员群体的集体关注。这位辞职的公务员已经工作了15年，辞职前工资为每月2500元左右。去职后，这位前公务员就任一家大型商企的中层管理岗位，年薪30万元，配专车。“辞职”的决定到底是对，是错？这个问题令其纠结了半年之久。

有地方政府人士认为，北方经济发展以及开放程度远不及南方沿海，就业机会不多，大型国企央企、上市公司相对较少，消费水平也不太高，所以出现大面积公务员主动辞职的“下海潮”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某些公务员因“吃空饷”“超职数”等原因而被动辞职，“这在未来可能会占辞职公务员当中的很大比例。”该人士表示。

成功者：高薪+自我实现

薛嘉铭并不否认丰厚待遇对他的诱惑，“年薪30万元”是撼动他的一个非常重的砝码。

“公务员一词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稳定’，我这‘金饭碗’捧了十多年，也不可能说扔就能扔下。”前公务员薛嘉铭（化名）内心历经挣扎，纠结半年之后，还是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我在原单位已经工作了15年，级别是副科，辞职前月工资2500元，”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状态，2500元的收入令公务员薛嘉铭难免尴尬，“从大学毕业，就老老实实在机关工作，没有工作之外寻找赚钱机会的意识，手中也没握有能够赚取灰色收入的权力。”薛嘉铭表示一直“埋头”做一名勤恳踏实的公务员，“但工资太低了。”

薛嘉铭并不否认丰厚待遇对他的诱惑，“年薪30万元”是撼动他的一个非常重的砝码。

“30万元，相当于我年收入的10倍，配有专车，从事管理工作。”2013年上半年，当地一家著名的商业集团把一个机会摆在薛嘉铭眼前，而这个机会可令太多东西发生改变。但这一切与公务员的身份相比孰轻，孰重？

对薛嘉铭来说，“30万元”和“公务员”之间不可能画等号，甚至连“约等于”也算不上，但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地连在了一起。“年薪30万”虽然有极大诱惑，但并不是改变薛嘉铭的唯一理由。

这些年工作的同时，薛嘉铭读完了研究生学位，专业方向是经济管理类。“读研的几年，不仅掌握学习了丰富的管理类知识，而且开阔了眼界。我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价值，到底能创造多大的价值？”显然，薛认为机关工作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价值的地方。

半年之后，公务员的身份最终没能在“高薪+自我实现”的竞争中胜出，薛嘉铭选择了后者。

到新单位就职已经两个月，薛嘉铭用“状态良好”来形容自己，“如果让你重新回到公务员队伍，你会是什么态度？”薛嘉铭的回答是“不”。

虽然已经脱去公务员的职业装，但薛嘉铭仍然不愿意面对媒体公开自己的原单位和真实姓名，他说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不知道我这个举动在大家眼中被定义成什么样子，‘榜样’或者‘破坏者’？不管是什么，我还是希望能够谦虚谨慎。”薛嘉铭表示。

令薛嘉铭没想到的是，他的“辞职”行动，在当地公务员群体中引发热议，对其勇气和魄力点赞的占了大多数，也有人感叹自己没遇到这样的机会，更有人因此也产生了“下海一游”的心理波动，“但至今没听说还有谁辞职下海。”一位公务员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纠结者：上升通道受阻

尽管每年的打分评定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提副处的关键当口总有“意外”出现，几年前就应该坐上的副处位置，一次次地与赵一哲擦肩而过。

和薛嘉铭不同，沈阳某区工商局的公务员赵一哲（化名）的焦虑还在继续。

36岁的赵一哲是一名区工商局的正科级干部，“这个年龄还是正科，本身就已经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了。”赵一哲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他开始考虑“出走”，也许这个年纪走出机关，还能再拼出个新的未来。

从下边县区调至沈阳市数年，已被列入局里的后备干部，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业务、口碑俱佳，而且在沈阳市局还稍稍有那么点资源和人脉，这一切似乎表明，赵一哲在向上求发展的路上还存在机会和可能。

但赵一哲已经意识到这种“可能”越来越渺茫，他认为自己“已经摸到了天花板”。

尽管每年的打分评定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提副处的关键当口总有“意外”出现，不是从外边调来“空降兵”，就是哪个后辈“异军突起”，几年前就应该坐上的副处位置，一次次地与赵一哲擦肩而过。

而2013年年底，辽宁省工商管理系统机构改革的完成，令赵一哲的这种焦虑甚至变成了绝望。赵介绍，改革主要涉及两个重点，其一为体制改革；其二为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体制改革是把省级工商部门的“垂直管理”变为“地方分级管理”，原来的条线垂直管理权限，划归地方政府，“市归市，区归区，县归县”。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取消了个体工商户的验照和年检职权，实行企业的年检报告制。

“如果说这些年，在系统内部还积攒了点资源的话，那么是体制改革让这种积累化为乌有。”赵一哲表示，虽然工作单位是定在区里，但是由于是系统垂直管理，与地方几乎没有太多交流。

“在区里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赵表示，改革前再怎么说也是系统内纵向调配任用干部，但划归区里管辖之后，干部的任用将放到全区的大盘子里，想向上迈步更是难上加难。

赵一哲更担心的是，工商部门不仅一些行政收费和执法职能削减萎缩，甚至有传言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部门未来还可能面临被“取消”的风险。据传，一部分职能将划归税务，一部分则划归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那将不仅仅是上升空间的问题，而是涉及饭碗的问题了。”赵一哲觉得自己适应能力还够，有管理水平和经验，在市场上自己的年龄不仅不是弱势而且是优势，他认为“未雨绸缪总不是坏事”。

私下留意了一些大公司以及国企等的招聘信息，并在2013年10月份试着提交了三份简历，结果出乎赵一哲的预料，三家公司均提出要对其进行面试，同时表示待遇不是问题。

同为政府公务员的妻子认为赵一哲“想一出是一出”，坚决不同意他“赌上后半生的安稳换来不确定的未来”。

几个最知心的朋友也帮他权衡利弊，支持反对各半。这让赵一哲陷入更深的纠结当中，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没做出决定。

被动辞职或增加

“不排除某些公务员因‘吃空饷’‘超职数’等原因而被动辞职，这在未来可能会占辞职公务员当中的很大比例。”

“北方经济发展以及开放程度远不及南方沿海，就业机会不多，大型国企央企、上市公司相对较少，消费水平也不太高，所以出现大面积公务员辞职的‘下海潮’的可能性不大。”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分析。

但这位官员认为，尽管公务员“主动”辞职的并不会太多，未来几年，公务员“被动”辞职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不排除某些公务员因‘吃空饷’‘超职数’等原因而被动辞职，这在未来可能会占辞职公务员当中的很大比例。”该官员表示。

而近期一则关于“吃空饷”和“超职数”的消息，似乎也印证了上述官员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

2月24日，中纪委首次集中对外公布首轮巡视中被巡视单位提交的问题整改报告，其中内蒙古两干部子女“吃空饷”被点名。巡视组同时明确指出，内蒙古“全区12个盟、市设有30多个巡视员、63个副巡视员，区发改委班子成员多达17人，一些旗县设有不少处科级非领导职务的问题”。

“从国务院部委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存在干部超职数配备现象，经历多次整治仍未得到根治。”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旭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干部职数超编使得机关臃肿、加重社会负担、降低行政效率。

另据介绍，各级党政机关在编不在岗人员“吃空饷”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如离职、非组织选派离岗学习、长期病假事假等，但仍在原单位正常领取工资的“旷工饷”“病假饷”；人事关系已调出，继续在原单位领取工资的“多头饷”；已故离退休职工仍由家属代领离退休费的“冒名饷”或“死人饷”等。

前述官员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想当官就别想赚钱，想赚钱就别当官”。不远的将来，这些“吃空饷”“超职数”人员必将成为清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