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需要生态法则

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中国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以生态城市作为发展方向和目标，从被动接受引导，到主动选择生态城市发展路径。

从学术角度来看， “生态城市”的概念目前还不统一，生态城市的发展路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生态城市的内涵大家有一种共识，即经济、社会、环境、资源都应该是可持续的。

此前，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提出“精明城镇化”的理念，我们通过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精明城镇化的15条路径供参考：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紧凑宜居的规划设计；土地适度混合利用；适合步行的社区、建设有特色有活力的城市和社区；绿色交通；住房保障；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发展决策具有预见性、公平性和成本效益性；绿色建筑；城乡统筹；低碳型规划与发展；城市公共安全；智慧城市；循环经济。

笔者认为，我国探索生态城市的发展路径，应该先设定目标，即目标导向；但光是目标明确还不够，中国有独特的国情、区情乃至市情，在具体实施中还会遇到各种问题，即问题导向，这就要求我们把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结合起来。

首先，生态城市需要中国政治环境的转变。中国人提倡“顺势而为，因势而谋”，“势”就是外部的推力及内部的动力。

所谓外部的推力，是指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于西方的生态革命和环境保护运动，现在由联合国主导，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中国政府“顺势而为”积极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2009年，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

这个目标定得非常高，按现在中国每年的GDP增长速度为8%倒推，到2020年，年均二氧化碳排放允许增长速度不能超过7.3%，完成目标是非常大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即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而内部的动力也由此体现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17处提到了生态文明，这充分表达了我们政府的政治取向已经发生变化。最近两年，在笔者走访的每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中，生态发展理念清晰可见。

其次，生态城市要避免走入政绩误区。我们欣慰地看到，住建部提出“低碳生态城市”的概念，主导城市规划向低碳生态方向发展；环保部提出“生态城市”概念，从环境与生态角度切入，主导生态城市建设；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设立“低碳城市”试点，从节能减排和产业规划角度指导全国低碳省市创建工作。

不过笔者认为，低碳生态发展要避免政绩误区，避免它成为各部门争夺话语权、争取行政权力和项目经费的工具。

再次，生态城市需要制度保障。城市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若没有制度上的驱动力，即便拥有完善的理论与规划模型，“美丽城市”的蓝图再美也很容易被束之高阁，成为点缀与摆设。

2013年12月9日，中组部向全国发出重要通知——《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正式宣布改革中国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在这份最新的中组部考核干部办法里提出“不再以GDP论英雄”。

中国的GDP核算是从1985年开始的，当时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当时的一切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城市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关于绿色GDP我们也提出了好多年，但实施效果还是不容乐观，“唯GDP论”在中国几乎已成为一种决策惯性。

新加坡国立大学邓永恒教授对中国283个城市的书记、市长近10年的政绩升迁进行了统计，他的结论是，在这些官员的任期内，GDP每增加0.3%，他们的升迁概率会增加8%；而长期把钱花在民生环保上的官员的升迁概率是负值，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

在笔者看来，由“唯GDP”到“绿色GDP”评判标尺的过渡，恰恰就是由“小康中国”到“美丽中国”的华丽转身。

此外，中国目前亟须更多类似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国内与国际组织分享生态城市建设经验，建立合作交流平台，传播低碳生态理念，探寻适合每一座城市的自身路径。

总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脱离不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大势所趋，而中国城镇化之路应该创造属于自身的“精明”法则。

作者系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