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峻：梯度推广上海自贸区制度成果

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表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项国家战略，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自上海自贸区挂牌经营，习近平对上海自贸区鲜有系统表述。习近平认为，要加快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先试出首批管用、有效的成果。

对此，深耕研究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育长曾峻表示：“上海正在考虑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推广路径，无论从地域还是内容上都应该是有梯度的。”

推广自贸区制度创新

《21世纪》：都说上海自贸区在审批监管模式上进行了创新，这里头上海具体是怎么做的？有哪些简单的表述能够让大家明白这些创新的意义？

曾峻：上海自贸区行政审批和监管模式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行政审批和监管领域。以投资、贸易和金融为主，监管重点是五个方面，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制度、综合监管和执法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制环境。

第二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中有个概念很有意思，其提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代码》，我们找出来一看共有60页；另一个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1修订版》，我们也把它找了出来学习了。原来还在想，为什么自贸区一经挂牌，负面清单很快就出来了，原来主要来源在这里。

第三是工商注册登记制度，推出了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后面还提到总体上海自贸区的审批思路是“先照后证”，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企业年报制度。

《21世纪》：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持续建设，各地申请自贸区的呼声也很高，上海如何将这些先行先试的经验推广开来？

曾峻：去年末今年初地方申办自贸区的消息很多，在两会期间更是呼声四起，如果要进行新的试点，需要上海先拿出一套系统的、有条理的范本，使地方在自贸区基础制度建设上少走弯路，哪些可以直接做，哪些还需要思考。

于全国来说，国家也在面临一个重要命题，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这盘棋怎么下，政府管哪些事情，界限在哪里，力度如何把握。在这个背景下，上海自贸区能够形成范本，例如如何优化政府行为，处理好政商关系，特别是对于将市场主体的作用释放出来意义重大。

自贸区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试验。在制度创新上我们需要搞懂三个问题，为什么审批、审批什么，以及后续监管工作。

比如在国家层面，李克强总理去年三月份讲中央政府还有1500多项审批，今年十二月份以前又改了300多项，十二月十号又改了60多项，还剩下1100多项。我们就会想，这1100多项到底分布在哪些部门？

所以我们在运作上海自贸区的过程之中，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年来，不断进行行政审批的改革，但是企业办事还是越来越难了。阻力到底在哪里？这很多是部门利益的问题，我们要切实了解到上海自贸区会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与此同时在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推广过程之中，如何复制与推广，我们希望是有梯度的，比如区域梯度，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先推至浦东新区，研究浦东新区的行政审批怎么和自贸区进行对接，再推广到上海其他区域，研究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成果与上海的“四个中心”结合。在全国层次，先东部发达地区，再到中西部地区。

在时序梯度上，现在是边实验边推广。在内容上，也有梯度问题，我们觉得首先应该是审批和监管，然后是行政体制其他相关内容，更深层次是司法和法制的推广。最后是社会领域的相关体制改革。

建立一体化监管模式

《21世纪》：如何事后有效监管？有什么建议？

曾峻：优化行政审批的事项和行为是前期重要工作，之后自贸区就要转向科学有效的监管，对安全、反垄断进行审查等方面。如果后期监管跟不上，出了问题会直接反过来侵害前面的审批行为，导致政府不敢放宽。

做好连续监管工作，发现不批少批问题不大，政府就能增强信心，进一步推动改革。此外，在开放、自由、公平的环境下，政府管理的精准性还要能一步提高。

我们发现，自贸区门槛降低了，口子开大了，有更多的企业主体参与到市场中间来。我们监管的资源就那么多，出了事情怎么办？所以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监管模式十分必要的。

例如，相关监管部门形成合力，建设企业信用平台。企业信用平台综合了与企业信誉有关的行为信息，便于企业与企业合作。第二个是进行有效抽查，这块任务很重。但从中发现的问题可以改进先前的审查事项。

理想模式是，我们应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做法。可以从国家层面思考这个问题，监管的核心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我认为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更有直接借鉴的价值，比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他们的意识文化和我们有相似性。

我们可以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学习他们在做的过程中，哪些不审批，哪些可批可不批，哪些需要严格审批，国家应进行自我探索，但也不需要什么都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