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改革的路径抉择

作为人类生存之基，水资源问题，从来不敢令人轻视。

在当今的中国，水权问题更是个火药桶，谁都不愿意碰触：尽管各方都对现存水资源利用配额不满，却因这种不满的强烈和普遍存在，而不愿去揭开盖子。这不仅在缺水的北方沿黄河地区普遍存在，在富水的岭南同样存在。

河源的案例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故事：位于东江上游的河源，为保下游广州、深圳、香港的饮水安全，长期做出大量牺牲，发展受到环保限制的同时，还需进行生态建设投入；而与穗深港的繁荣相比，河源下辖5县全是广东省贫困县。

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广泛存在。对比最鲜明者，除了这里的河源之于珠三角东岸，还有北京之于“环首都贫困带”。在一切讲政治的年代，这样的问题未必会得到凸显，但在21世纪的今天，显然已无法回避。

因此，我们看到，北京在奥运前曾探索过生态补偿机制：在由中央部委出面关停河北、内蒙一些污染企业之后，北京开始向这些地方支付一部分补偿。只是，这样的补偿不仅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观念，也在全国范围内过于凤毛麟角。

东江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态补偿问题，而是正常利益分配问题。河源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给香港供水，香港每年为此支付相应费用，但这一费用并非直接支付给河源，而是支付给供水管理方--广东省属国企粤海集团，粤海再向广东省财政上交，最后由广东省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名义返还一部分给河源。

显然，这样复杂、低效而又暧昧不清的利益分配机制，难以令河源满意。这也是中国众多资源型落后地区，强烈呼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根本原因。在北方一些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如内蒙、新疆、西藏，表现的更为突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似乎对此给予了正面回应，承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但东江的案例调查却显示，公共资源改革远非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那么简单：补偿本身不仅面临着量化等技术性难题，亦有“施舍”之嫌；而进行水权改革，则不仅需要突破一些现行法规，更需要对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特定的“公共资源”观念进行根本变革，否则公共资源的权益问题将难以明晰，如水权改革交易等公共资源权利改革也将无从开始。

中国的公共资源权益改革大幕将启，却面临着不同选择：是选择生态补偿，还是产权改革--明确产权归属，以清晰的规则和市场方式来形成新的利益分享机制。

中国，向左走，向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