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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 应像劳教一样废止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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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已经连续五年就调整人口政策问题提交提案。王名: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生育率拥挤问题,我个人推测,不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资料图片)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已经连续五年就调整人口政策问题提交提案。从2010年开始,王名就提案建议放开二孩管制,而从2013年开始,他的提案则进一步建议无条件全面放开生育。在王名和其他代表、委员的推动下,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启动“单独二孩”政策,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八个省份依法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新政。

昨日,王名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已经不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他还认为,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废止应只是时间问题。

对话人:王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单独二孩

“申请人数远低于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

北青报:放开“单独二孩”后,有人认为对目前的低生育率影响有限,也有人说会显著提高生育率。您认为这个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名: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生育率拥挤问题,我个人推测,不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

生育率能提高多少尚需观察,希望卫计委公布相关数据,把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有多大以及每个月的“单独二孩”申请人数公布,这样就能做出分析。我认为,第一年会是很重要的反弹期,现在来看,这几个月,申请人数是有限的。尽管说北京有多少人打爆了电话,但很多只是咨询。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很多城市的申请人数,远远低于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

还有一个现象是,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而且,我们的一胎化政策不是一个有效执行的政策,一胎化真正有效的人群往往是体制核心人群,体制外的边缘人群,想生的话,早就用各种方法突破了,所以,“单独二孩”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弹性值并不高,不要预期弹性值很高,这个政策实施以后,对核心人群的影响有限。

北青报:那么,我国什么时候可能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王名:从整体上讲,我把“单独二孩”理解成一个过渡政策,从原来的一胎化政策向二胎化政策过渡的中间政策。大家关心的全面放开生育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列不出时间表,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是要尽可能地缩短,二胎化政策对我们当前的低生育率和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缩减,包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会有积极的影响,如果过渡期太长,这个影响就不大,我们希望这个影响大一点。

北青报:现在还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决策层的担心主要在哪里?

王名:我觉得决策层没有担心,不要把这个理解成决策层的担心,现在主要问题是,数据还没有出来。实际上,我们的政策已经转型了,只是转型以后我们需要一个观察期。转的过程需要多长,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干与不干的问题。如果说有阻力的话,我觉得可能体制上会有一些阻力,因为我们旧体制还在运行,体制上还要有一个转型的过程。

北青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将来全面放开生育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王名:我今年的提案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不是问题,只是什么时候放开,越早放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少,越晚放开带来的消极影响越大。

社会抚养费

“成立国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独家庭”

记者:您今年还提出要全面废止社会抚养费制度,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王名:我认为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社会抚养费制度从一开始设计就存在问题,尽管我们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它是基于“多生孩子给社会增加负担”来考虑。那你有没有想过多生了孩子其实也是在给社会做贡献。

我们现在讲人口红利,红利在哪儿呢?不就是在人口多生上带来的红利吗。

北青报:如果废除了社会抚养费,是不是部分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因此受到影响?

王名:社会抚养费千万不要理解成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准确地说,这部分钱不是用于财政的,而是用于社会的。所以我这次提出,我们一定要关注一胎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失独家庭问题。这个钱首先不能再征收了,如果历年征收有结余的话,我建议,把结余拿过来,成立一个国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独家庭,这就正好符合设立社会抚养费的初衷了,这个钱要公开、透明。

失独家庭是谁带来的?相当程度上是一胎化带来的,所以这就需要国家来承担责任,那么就要拿社会抚养费来作为救助基金,这起码体现了国家是负责任的。除了成立国家基金给他们必要的救助外,还要动员一些社会组织来关怀、帮助他们。

我的理解,社会抚养费制度要不要废止已经不是问题了,下一步就是它什么时候废止的问题了,就像前不久的劳教制度一样。

北青报:和它相关的,有人认为不敢全面放开计生政策是因为全国有那么多计生干部,他们会不会因此失业?

王名:不要把放开生育理解成不要计划生育,不要人口政策。我认为准确的提法应该是——计划生育的升级版。计划生育指的是,综合调节人口政策。作为一个大国,一定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人口政策,关注人口政策的三个方面,而不只是生育控制这一个方面。

下一步,我们需要更多计生干部来做更多的工作、来参与人口政策调整,而不是不要计生工作。第一个是怎样有效控制和稳定人口规模,别看我们现在控制人口规模,将来我们可能还需要人口激励呢,我们会有这个阶段的。第二个是人口结构,比如年龄结构,现在老龄化很严重,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包括男女性别结构也出现失衡问题。第三个就是人口质量问题。

奖励生育

“十年后我们的人口绝对数量会往下走”

北青报:您建议要取消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王名:这个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政绩,是指一个地方出现超生以后,其他的工作成绩全部抹掉。政绩考核不能再拿计划生育来作为指标了。我们倒是希望,到一个阶段会反过来看,哪个地方多生了,哪个地方奖励。

北青报:这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

王名:你不信的话将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按官方口径是1.1、1.2,在这种情况下人口不萎缩才怪呢!接下来,我们会发现,社会上没什么孩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多生一个孩子不是对社会的贡献吗?

北青报:这个过程会需要多长时间?

王名:在伊朗、在新加坡、在韩国、在日本、在俄罗斯,这几年大家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日本的奖励制度金额还挺高的,俄罗斯也是,“英雄母亲”,这没几年时间啊。以前在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这以前也是严格控制人口啊,现在也奖励生育了。你说我们中国这个路能有多长?就像我们现代化一样,这么快,我们人口转型也要跟得上。

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人口的峰值大概是在2024年左右,十年后我们人口的绝对数量会往下走。我们到了峰值往下走的时候,就会走得很快,我们现在提出呼吁人口政策调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文/本报记者孙昌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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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angft]

标签:社会抚养费 王名 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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