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三会发布会实录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1日上午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五位嘉宾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以下为文字实录：

祝寿臣：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今天上午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五位嘉宾，围绕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回答记者的问题。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五位嘉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先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肖钢先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项俊波先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先生。欢迎各位嘉宾。

下面请记者提问。

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

我的问题是给周行长的。现在很多老百姓都选择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投到互联网金融或者理财产品上面，有人认为这将推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请问存款利率何时能够放开？还有几天前，您说利率市场化短期内将推高利率，相应的市场风险是不是也会被推高？另外，2014年是改革之年，除了存款利率改革之外，我们今年在金融改革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谢谢。

周小川：

首先，市场上肯定是存在一种力量是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因此各种新兴的业务、新兴的业务方式，也都是对利率市场化有推动作用的。存款利率最后要放开，这应该也是利率市场化中最后一步，因为其他的很多利率都已经放开了，存款利率放开肯定是在计划之中。我个人认为，是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就能够实现。

至于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管理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市场上肯定会出现一些新的过去没有过的机会，这些机会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稍高一些回报的机会，因此市场会追求这些机会，所以可能就会有利率在一定期间内有上行的可能性。但是随着市场配置资源和广泛竞争的存在，实际上利率最后还是会有总供给、总需求关系的平衡，个别的机会会慢慢变小。

至于说今年其他方面的改革，大家可以阅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那里面金融改革有一段，里面所说的内容都是会执行的，只不过有些是可以在一两年内就实现，还有一些可能是在三五年的跨度内实现。但是现在也应该做好准备，有些能够起步的，尽快可以起步。

除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金融改革那一段以外，金融改革的内容还在农村改革、市场配置资源、对外开放、科技、社会保障这些范围里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所以那些内容也都是要做的。谢谢。

凤凰卫视和凤凰网记者：

我们看到银监会今年已经宣布民营银行开始试点了，而且我们看到头批的试点方案中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等等电商资本都相当引人瞩目，我们想请教这头批的五个试点，他们什么时候能挂牌营业？在现有的政策设计上，与现有的商业银行有怎样的区别？

尚福林：

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之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民间银行，这是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也是中改办部署的今年要实施的一项改革项目。经过各地政府的推荐和报国务院原则同意，现在我们选择了一些民营资本共同参加第一批5家银行的试点工作，他们将分别在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开展试点。

这次试点民营银行，将采取共同发起人的制度，也就是说，每家试点银行的发起人不得少于2家民营资本。现在所选的这些民营资本，仅仅是参与试点的筹备工作，下一步将按照三中全会关于加强监管和具备条件的改革要求，依法通过对股东的资质审查以后，再依法申请发起设立银行。

这5家银行的试点，我们将按照成熟一家审批一家的原则来审慎地推进，至于说这些银行什么时候能够挂牌营业，主要取决于这些银行的条件是否成功。也就是说，挂牌营业的时间主要还取决于这些试点银行自身。

关于这次试点的民营银行和现在的商业银行有些什么不同，既然都是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就要适用同等的国民待遇，接受相同的监管管理。在这个前提下，因为试点，所以还是有一些个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突出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要建立完全由资本说话的公司治理机制，也就是说，这些银行要依法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和开展业务，独立自主地去经营。

第二，突出特色化业务、差异化经营，重点是服务小微，服务社区功能等等，以完善多层次的银行业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突出风险和收益自担的商业原则，重点是要依法做好风险管控和损失承担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要制定“生前遗嘱”，防止银行经营失败后侵害消费者、存款人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突出股东行为监管。重点是要依据现行的法律和法规，监管银行和股东的关联交易。股东对银行的持续注资能力和它的风险承担能力，防止试点银行成为股东的融资工具。在这些方面，整体上讲，我们还缺乏成功的经验，所以要试点，通过试点以后，再逐步推广。谢谢。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记者：

请问肖钢主席，2014年被很多人认为是资本市场的改革年，很多人也期待有一份像当年国九条一样的改革方案来全面改变市场的生态，请问2014年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任务和措施？谢谢。

肖钢：

2014年资本市场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来展开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股票市场。大家都知道，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国务院已经做出了将“新三板”扩大到全国的决定。另外今年还将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将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到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第二，进一步深化债券市场的改革。

第三，进一步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

第四，大力发展私募市场。过去很多年，我们主要是在公募市场上采取的措施比较多，今年在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方面，要大力发展私募市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央广网：

我的问题是提给项俊波主席，去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像芦山地震、东北洪涝等等很多严重的自然灾害，巨灾频发对于这一方面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了，但是这项制度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能不能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具体的难点在哪里？另外今年巨灾保险制度方面有没有更具体的时间表？

项俊波：

谢谢你的提问。最近几年，关于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问题大家讨论比较多，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确实，在我们国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是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第一，这方面中央有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明确谈到了要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谈到了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第二是社会有呼声，这次两会期间，我参加了好几个省的代表团的讨论，很多代表和委员都提出要建立巨灾保险制度问题。第三是群众有期盼。我们做过一个调查，问卷调查的结果是，现在82%的群众赞同和支持在我们国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在国际上，巨灾保险赔款一般占到灾害损失的30%-40%，我们国家还不到1%。比如说汶川大地震，直接经济损失是8451亿元，保险只赔了20多亿元，占比是0.2%，还不到1%。如果我们建立了巨灾保险制度，按照国际上的水平，我们只赔一半的话，比如整个损失的15%，保险业就能够支付赔款1270亿元左右，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政府和财政的负担。

刚才这位记者谈到了，确实巨灾保险是个世界级的难题。怎么难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巨灾保险本身的特性，它跟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同，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如果按照商业化运作，保险价格往往很高，群众买不起。但是如果价格过低，地震发生以后，保险公司又赔不起。第二，我们保险业发展历史不长，我们国家的保险市场还不够成熟，行业的实业还不强，巨灾风险的承保能力有限。第三，我们国家现行的灾害管理体制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汶川大地震以后，是各个省市对口支援，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充分，而且人民群众的自我风险管理意识，包括巨灾风险的投保意识，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刚才谈到了下一步我们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想法，我们想主要是抓三件事：第一，制度设计。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两个方面的作用，以商业保险为平台，来构建多层次的风险分摊机制。第二，抓试点。稳步推进云南和深圳的巨灾保险试点工作。云南主要是保房屋，主要是在云南的楚雄地区，搞农房的地震保险试点，涉及50多万户农户。深圳是保人，政府救助、巨灾基金和商业保险三位一体，承包地震、台风、海峡等一般性的巨灾及特殊性风险，覆盖深圳市每一个人口。第三，积极推动立法。协调相关部门及早出台巨灾保险条例，争取国家对巨灾保险的支持。谢谢。

深圳卫视记者：

我这个问题是问给外汇管理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近年来，外汇管理领域在深化改革、推进简政放权以及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接下来的工作思路是什么？另外，深圳前海作为国家跨境人民币(6.1343, -0.0043, -0.07%)的实验区，不知道未来在加快跨界人民币业务方面会有哪些新举措？

易纲：

近年来，我们确实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体制改革，在外汇管理上，我们近年来强调了五个转变，这是从理念上说的，在理念上，大家知道，由于长期的行政管理，实际上这种改革最重要的是转变理念。我们提出了五个转变，要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要从事前监管逐步转变为重在事后的管理，要从重在管理行为，每个行为，打酱油、买醋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转变为对主体进行监管。就是对一个金融机构也好，一个企业也好，有各种各样的行为，你把它综合起来，对主体进行监管。第四是从有罪假设转变为无罪假设。第五是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

我们实践这五个转变有好几年了，确实收到了成效。首先这个成效在便利化，便利贸易、便利投资的便利化，我们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同时我们也全面改革了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完全取消了收付汇的逐笔核销。这样一个改革就大大的便利了企业，在我们一个大样本的调查中，企业办进出口收付汇的业务，原来平均时间办一笔业务要20多分钟，现在办一笔业务小于10分钟。

同时，我们也大大简化了服务贸易的外汇管理，使得服务贸易的收付汇办理时间从每笔20分钟缩短为每笔只有5分钟，大大便利了企业，节约了他们的成本，节约了他们的交通费用等等。

第二体现在资本项下，我们通过简政放权，特别是对外债、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的简化，稳步推进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第三我们大幅度减少了行政审批的项目。近年来我们减少的行政审批大约有70%，这样也是提高了中国企业、中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在方便企业减少审批的同时，最后一点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还是要加强监管，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各种各样的跨境资金的流动性的风险还是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所以在我们便利化的同时，我们又要注重防范风险、加强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把握住这个原则，我们还会继续推进简政放权的改革，使得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国际在线记者]:

请问周行长，当前人民币在对外贸易往来中的使用度不断上升，据央行的数据，2013年的跨境结算量达到了5.16万亿，比上年增长了61%，而上海自贸区也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快速推进。但是我们注意到也有人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不能揠苗助长，在这里请问您到底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把握怎样的速度、节奏和时间点？谢谢。

周小川：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或者用人民银行的话，我们是说人民币在贸易与投资中的跨境使用。这些工作开展时间不长，基数很低，所以会看着增长率显得很高。但是实际上，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比重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人民币国际化也有一个机遇，这个机遇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大家对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有某种程度的不满意，或者信心不足，所以他们也开始愿意更多地使用人民币。

应该说，人民币如果真是走向国际化，还有很多家庭作业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这些年主要注重于解除对于使用人民币的不必要的限制，包括一些法律法规、业务的条例，应该对人民币取消歧视，可以用硬通货的地方也可以用人民币，这些工作都没有完全做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提的那个问题是对的，总体来讲，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跨境使用的比重如果想明显提高的话，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从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不去过多地推行人民币的使用，而是创造条件，从政策上、从实力上、从信心上逐渐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可以被大家选择使用，而用不用还要尊重市场参与者的选择，你愿意选择哪个货币就可以去选择，你要是愿意选择人民币，慢慢的一些障碍也都取消掉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家庭作业里还有稳步推进和逐步实现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样能够在国际使用的便利程度上，在对人民币的信心方面，有更实质性的提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说把自己的家庭作业政策改革做好了，对于推广人民币使用方面我们并不事先安排速度、节奏、时点。谢谢。

湖南卫视记者：

请问尚福林主席，当前我们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仍是较为突出，特别是小企业主、农民等弱势群体，他们还是难以平等和体面地得到金融服务。我想请问尚主席，银监会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尚福林：

当前的金融服务同社会需求确实还有不少的差距。刚才这位记者同志提到的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为了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这些年银监会和银行共同努力，也做了一些工作，推进解决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五年在小微企业贷款和“三农”企业贷款中实现了“两个不低于”，即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

至于小微企业的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我们也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当前小微企业的贷款难主要还是难在信息不对称。银行在取得小微企业信息的时候，它的相对成本要高于中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成本。贷款贵，除了贷款利息有一些上浮之外，还有一些中间的费用，再加上一些担保费用，这样就出现了小微企业的贷款难和贷款贵。再一个是贷款的覆盖面还不够。[09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建立信息平台，建立小微企业的信息平台，这样使银行可以比较方便地取得小微企业的经营信息。再有，我们鼓励政府和民间资本共同设立一些担保机构，解决担保难问题。另外今年我们还提出来，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在坚持“两个不低于”的前提之下，还要增加对于小微企业贷款的覆盖率。

对于“三农”贷款，我们提出要实现“两个全覆盖”，即金融服务要逐步下沉，到目前为止，在全国的乡镇一级已经实现了机构和服务的全覆盖，机构覆盖就是这些乡镇金融资源比较好，可以设一个机构，通过机构覆盖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覆盖率。所谓服务覆盖，就是有一些乡镇可能金融资源差一些，人员居住得也比较分散，在节假日或者当地赶集的时候，我们去个服务车，为这些农民提供服务。

另外，现在我们还在积极推进利用一些科学技术，比如在行政村一级放一个自助服务机，当地的居民存取款的时候就不用跑得很远了，通过这些手段解决服务“三农”的问题，使得这些金融服务更加普及，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中全会也提出要推进普惠金融，在这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做工作，使更多的居民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公平的金融服务。谢谢。

中国日报和中国日报网记者：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肖主席。近年来证监会为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做了很多工作，请问今后还有哪些新举措？谢谢。

肖钢：

今年我们对外开放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扩大QFII和RQFII的投资，QFII现在占市值的比例还很低，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证监会也在会同有关部门明确QFII的税收政策等问题，所以我相信今年会在进一步扩大QFII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

第二，我们要按照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这样的模式，来研究我们的机构对外开放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双边的贸易和投资的谈判，我们将积极努力推进这些谈判，在引进外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方面取得进展。

第三，我们要认真地进一步落实港澳台的合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有CEPA补充协议十、ECFA等，在这方面我们和境外市场的合作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和港澳台合作方面还是有一些特殊优惠的政策措施，今年要进一步落实好。

最后，要推动中国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走向世界，到海外经营和发展。

澳大利亚环球凯歌传媒集团记者：

项俊波主席，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农业保险市场，请介绍一下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情况，目前只有少数合资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经营，今后是否鼓励更多的合资和外资保险公司参与？我们也注意到，保监会对农业保险经营中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请问保监会今年在防范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方面有哪些监管措施？

项俊波：

谢谢你的提问。这几年我们国家农业保险确实发展很快，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去年一年，我们的农业保险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农业保险的承包农作物达到了11亿亩，占我们全国播种面积的45%，提供的风险保障是1.4万亿元，支付赔款是209亿元，受益农户达到3367万户。特别是去年的东北洪灾，赔款达到了38.56亿，南方的旱灾赔款是20亿元。我们去年黑龙江最高农村居民赔款，一个种植大户获得了352万元的赔款，人均赔款达到了5336元，是整个黑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62%。

你刚才谈到我们在农业保险服务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服务方面，主要是保障水平和覆盖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前面谈到巨灾风险机制还没有形成。第二是在经营方面，主要是经营的合规性、承保理赔环节的风险管控还有后续服务方面存在问题。也有少数地方的保险机构通过虚假承保、虚假理赔等方式骗取中央财政补贴的问题。刚才你谈到很多外资保险公司也想介入和参加农业保险的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一直是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关键是看你在一个省一个地区机构的覆盖面，因为农民保险要到农田、要到菜地、要麦地去看，你在当地没有机构的话，我们要考虑你服务的承接能力的问题。

下一步，我们考虑围绕国家粮食生产安全方面扩大农业的保险覆盖面。二是加强监管，三是积极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四是高度重视风险的防范，特别是足额提取大灾风险保险准备金，来守住我们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谢谢。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记者：

请问周行长，您刚才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我想就此进行追问。法国巴黎一直在积极申请成为伦敦、香港之后的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我想请问目前的进展的情况如何？继去年中欧签订货币互换协定之后，今年中欧在金融合作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合作亮点？谢谢。

周小川：

欧洲有几个国家都对于发展人民币业务显示出了比较大的兴趣。我们说，欧洲究竟会怎么样形成人民币业务的中心，这个主要还是取决于市场的力量。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如果有人有热情，而且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可以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至于能不能形成中心，可能还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也要看天时地利，看市场参与者的意见。

你刚才提到巴黎有这个积极性，一般来说，我们做这个事，可能双方要考虑一个人民币业务的清算机制，就是清算工作怎么做，这是从双方央行层面上需要考虑的。此外，人民币业务开始运转的时候，有时候资金会多，有时候资金会少，总要有个头寸调整和供给的问题，如果缺的话，有时候需要头寸供给。这种机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双边货币互换，可以提供头寸。同时，货币互换也有助于双方增强信心，使流动性比较平稳，这个也是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澳大利亚金融时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问银监会尚福林主席的。首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有没有采取措施来削减对于这些小钢厂的信贷，或者有没有加强信贷管控的措施？第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对于国内的坏账的问题有多大的关注？谢谢。

尚福林：

首先，对于刚才讲的小钢厂的问题，我们在政策上是积极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一些过剩的、落后的产能，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他们去兼并重组，有一些要关闭，通过这些方式去提高高效能的产能，增加效益。

市场的需求去淘汰产能，再有是在信贷政策上，对过剩的产能采取严格控制的方式。我们还有绿色信贷的要求，对于一些高污染的、高耗能的企业，要实行环评的一票否决制，如果环评不达标的话，银行是不会给贷款的。

至于银行的贷款风险，这几年银行高速发展，确实积累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我们不良资产的拨备和银行资本金都是充足的。对于个体风险，我们也有应对措施，对各类贷款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压力测试，促进银行能够稳健地发展。

证券时报和证券时报网记者：

我的问题是给肖主席的。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系列关于资本市场改革的措施也在陆续推出。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股市的波动多少会受到政策的影响。在推动资本市场改革措施过程中，怎么样平衡好改革和股指波动的关系？证监会在这方面会不会比较苦恼？谢谢。

肖钢：

今天在座的有三位证监会的主席，周行长和尚主席是资深的主席，是我的老前辈，所以要说苦恼的话，他们两位的苦恼要比我多得多。

谈到股市的波动，不光是新兴市场国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股市的波动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所以我们未来推进改革就是要朝着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方向来进行。当然，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需要掌握好或者说统筹平衡好改革的力度和市场可承受的程度。在这个方面，对证监会来讲，的确是一个挑战。所以在研究推进改革措施的时候，始终要注意把握好这个平衡，正如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我们同样要按照这个精神逐步地来推进。我相信，通过不断地、持续地市场化的改革，我们的市场会越来越成熟。但是即使是成熟的市场，也难免有波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