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和中小城市抢资源

《政府工作报告》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为今年九大工作重点之一，这让来自江西团的卢金生代表很兴奋。

报告特别提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从业，增强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和城镇发展后劲。卢金生去年提出“就近就业”的建议很是应景儿，3个月内他就收到了国家发改委的相关回应，“支持回乡创业”。卢金生希望能建设以人为本、有保障、有绿色、有文化、农民能体体面面安居乐业的新型城镇，不仅是表面身份，而是融入城镇，成为真正的市民。

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城农民工融入城镇起码要解决四大问题：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及子女就学；同时他提醒，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和中小城市去抢项目、争取资源。否则，小城市发展慢，大城市出现“大城市病”。

履职故事

他的心愿“城镇化”的目标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卢金生在江西团分组讨论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合理安排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舍用地，并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经费、教师分配和教师工资保障。”

最发愁子女教育

卢金生是江西省丰城县蕉坑乡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辞掉民办教师的工作，从家乡来到台州打工，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企业老总，以及当地在台州的流动党支部负责人。在台州这座城市，有卢金生许多的乡亲，他们中有许多人像卢金生一样成为小有成就的创业者，但更多的人还是普通的务工人员，即便在台州这样的非一线城市，买房、落户也都不是易事，子女教育尤其让他们发愁。

卢金生说，有的务工人员让子女留守在家，也有带着孩子来到城市，虽然国家前几年就有政策，让农民工子女和当地居民子女有同等享受教育资格的权利，可是在一些农民工聚集地，如他所在的浙江省台州市，公办教育资源远不能满足在此地农民工子女就学需求。“台州本地户籍人数约40万人，外来务工人员32万，即便有流动也不少于25万人，还大都是有子女入学需求的中青年。”卢金生给出了一个他统计的数据。

城市承载力与人口规模不匹配

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有学上了，但是教学质量呢？”卢金生说，他作为人大代表曾去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调研，发现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都不行。其中一所有350多名小学生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老板是在企业里的一栋办公楼做教室，体育活动等场所全无。“老板租房每年40万，再加上教学器材的损耗，他招聘教师可能每月只有2000块钱的工资。由于学校待遇低，能招来的少有质量好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呢？

卢金生在发言时建议，国家及教育部门合理安排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舍用地，并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经费、教师分配和教师工资保障。保证他们能享受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该享受到的政策和权利。

卢金生说，台州这个城市的承载能力应该和它的工业规模匹配，有这么多的工作机会，就有这么多的务工人员，也就该有相应比例的子女入学的需求。

缴纳两份保险却只能报销一次

不只是子女入学的苦恼。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都在台州工厂务工。卢金生说，他的妻女在老家上“新农合”，但是根据劳动法，在务工地也要上保险，这样一来她们缴纳了两份儿钱。“安徽团有位人大代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这个问题了，我看病的话，医院只出具一份票据，”卢金生说，不可能也不允许报销两次。

“为什么不回农村老家？”卢金生说，不管是农民子弟考学到大城市但未能落户扎根的，还是农民进城务工，80%都是为了挣钱改善生活，他们也想就近就业，但是家乡那里却没有工作机会。

希望“就近就业”获发改委回复

去年参加全国两会时，卢金生在会上建议：通过政策、资金支持，以市县为单位建立农民返乡创业园地。卢金生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很多：有利于促进农民输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妇女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还减轻了沿海发达地区教育、医疗等诸多社会资源不足的压力等。而他描绘的这些，也是“新型城镇化”的目标。

去年提交建议后，三个月之内，卢金生收到了来自发改委的回复，大意是：人社部和发改委为了鼓励农民回乡创业，已经出台了一些支持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包括小额贷款、回乡创业资金等，但是全部推广尚需时日。卢金生说，他也关注到，一些省份逐渐有类似的扶持政策，也有农民工关注政策并期待回乡创业。“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卢金生说。

随着医疗保险改革的推进、医保社保全国联网体系的建立，卢金生们的困难在有些地区已经得到解决，流动人员的利益也逐渐得到保障。村里的农民想在镇上建屋子，镇上的人们想到县里买房，卢金生对城镇化的理解是，“就近寻找的生活，不一定非是进大城市。”

农民工回乡能促进家乡消费

今年3月7日下午，卢金生在江西代表团分组审议时，又提到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话题，引起了包括当地省市领导在内的其他代表的共鸣。小组内的一位领导表示，这个想法很不错，回乡不仅能解决农民工的困扰，还能把消费带回去，为家乡创造财富，回去后要关注一下。卢金生说，“在这方面大家都是有共识的。”

今年接受北青报采访时，卢金生还以自己的感受来证明农村的市场并不小，留守在家的人，许多日用品基本上都是他们在外地买好寄回来的。“如果是在老家消费，对家乡的市场就有刺激。”

权威声音

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和中小城市抢资源

陈锡文，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农民融入城镇，取决于配套服务

“很多人把关注点聚焦到户籍制度改革上是对的，但户籍就是一个本，就是几张纸，给你换了一个城镇户籍本，但是户籍本后面所承载的一切，社会公共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能解决的话，那这张纸也没有太大用处。”

陈锡文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往城镇化进程中，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反思、去改正的地方。比如，现在的城镇化率，7亿多城镇人口是指常住人口，但如果查一下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城镇户籍人口所占比例只有35%。也就是说，居住在城镇中的居民中，约三分之一没当地户籍，那他要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就有很大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进了城的农民工。所以如何使进城农民工加快融入城镇，这是社会都关注的。

“很多朋友们都知道，现在大概有十二三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宣布废除两种户籍制度了，户口本是一样的，但是待遇不一样。所以归根到底，要解决进城农民，你能给他什么样的基础公共服务。”

让农民工融入城市，要解决四大问题

陈锡文表示，进城农民工融入城镇起码要解决四大问题。

一、要解决就业。农民之所以愿意到城里来，是想在这里挣更多的钱改善自己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非常努力，一定要加快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根据现有统计，城镇全部就业人口大概不到3.8亿人，而这些人在国有部门就业的不到7000万人，也就是说，城镇就业80%以上是靠非国有部门来提供就业岗位。所以在政策上一定要让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获得同等的政策条件和环境，促进它更快地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

二、农民工的住房。农民工的住房绝大多数靠两个方面，一个是靠用人单位给他提供集体宿舍，这个占到整个农民工住房的50%以上。还有百分之四十七八是靠农民工在城中村租赁住房。真正拥有自有住房比例非常低，大概就是1%左右。让农民工进城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基础条件才能和城市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公租房、廉租房，这是需要研究的，当然要加快建房。

三、要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并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职的就业人员，城镇居民的社会就业保障和农民工的社会就业保障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农民工作为流动性的就业人口，他缴纳的社会保障金中，在统筹账户中的部分他带不走，所以就抑制了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四、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现在我们了解，大概进入城镇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孩子超过1300万人，差不多农村有十分之一的孩子到城里来读书，对于这样大的变化，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显然还跟不上。所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还需要加大力度去解决。更重要的是，你解决了他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他初中毕业以后要考高中，当地让不让考，高中毕业以后要考大学，当地让不让考，这些问题要解决起来都是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一定要通过加快发展经济，使得我们国家有更雄厚的实力来解决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均等化，才能真正做好这件事情。

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争资源

3月5日，陈锡文向北青报记者解读：大中小城市都应该得到发展，小城市得到发展，也不给大城市很大压力，农民可以就近就业，风俗习惯可以继续延续，而且也方便照顾家里。

对于目前很多进城人口包括农民工选择在大城市就业，陈锡文认为，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和中小城市去抢项目、争取资源，否则会导致小城市发展慢，大城市发展快，出现大城市病。应该以更符合规律、自然的状态去发展城镇化，让大中小城市得到合理发展。“产业大、合理分布才能带来就业人口的合理分布，才能带来城镇化人口的合理分布。”陈锡文说。

建议

地方财政不足以支持新型城镇化

全国政协委员李崴

推进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核心，尽管中央一直将此作为城镇化的原则和重点，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并不热心，地方政府一般是更多地从城镇建设、撤县设区、盖房造城等“外在城镇化”上着手。2012年8月，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这主要是利益的问题，户籍改革是需要掏钱的，地方财政的钱不足以支持“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成本。所以，李克强总理才要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有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议中央财政在此机制上担当主要的角色，才能够有利促进取消户籍制度的目标的最终实现。

农民进城对小城市压力不大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铜陵市长侯淅珉

安徽铜陵的户籍改革在2011年就已完成，不存在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实行“一元化”管理，他们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农民在农村的承包利益等没有触动，只是适当加强。其他的社会保障逐步在并轨：先把城市低保并轨，2012年把城市养老并轨了，去年把城乡医疗保险并轨了。

外来居民实行居住证管理制度，享受和铜陵市居民同等保障，一年后可根据意愿转为铜陵市居民。保障性住房、子女入学等都给予保障，外来人口还参与社区竞选。

有人觉得农民进城成本太大，对城市资源的压力很大。我觉得对于大城市来说是这样，但在中小城市并不存在。

进城人员是来创造财富的，我们可以分析农民进城成本的构成：城市基础设施；少量人要提供保障房，还有各类社会保险。但社会保险是企业提供的，对地方政府来说主要是基础设施。但进城人员还会消费，购买固定资产，间接带给政府的收入也能抵消成本。

铜陵市条件放开后，增加人口并不多。农民进城，主要是就业。资源如果都在大城市，人口势必都会跑到大城市。

城镇化不能搞大跃进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榆林市长陆治原

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入城市，它要尊重人的需求，避免一哄而起搞大跃进。我认为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产业化的产物，没有工业化作为基础，城镇化是无本之木；如果没有产业化的支撑，大量新市民会变成无业游民。如果没有更多的岗位来解决就业问题，会带来社会问题。所以城镇化的速度要和经济发展速度适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靠行政力量急于求成。

要保护人的生态环境，从源头上预防“大城市病”。要避免大城市病，要合理规划和布局。规划都有，但是执行的刚性约束不够。城市是什么属性、建多大，都要定准位。每个城市都能定准自己的位置，不盲目竞争，特别是一个区域内的城市之间协同发展，要互补。

此外还要重视和保护农村环境，不要无节制地扩大城市用地。农村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周边的农田对城市生态的作用不可估量，建议尽快建立以生态效益为指标的城镇化绿色评价体系。

本版文/记者高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