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长:政府权力做减法 市场活力做加法
以政府的权力减法换取市场的活力的加法,以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升企业的发展效益,以政府公务人员的辛苦指数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陈敏尔谈政府自身改革的理念
陈敏尔
陈敏尔贵州省省长
●陈敏尔,“60后”省部级官员,比起理论和数据,他更倾向于生动的描述。他不避讳贵州的贫困,但坚称不会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对立,谈到贵州扶贫、城镇化、政府改革等话题,他的言论让人印象深刻。
以政府的权力减法换取市场的活力的加法,以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升企业的发展效益,以政府公务人员的辛苦指数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陈敏尔谈政府自身改革的理念
精准扶贫
“不能用手榴弹炸跳蚤”
新京报:你曾在东部发达省份工作过,这对你后来到贵州参与“扶贫”工作有帮助吗?
陈敏尔:说来很巧,我在宁波任市委副书记时,分管三农和扶贫,当时帮扶对象是贵州省黔东南州,后来调到贵州,以前是想办法怎么帮扶贵州,后来是想办法怎么让贵州得到更多帮扶。
新京报:那扶贫贵州,带来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陈敏尔:贵州还有较多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政府帮扶有个扶什么、怎样扶、怎样扶得更高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来贵州团讲了,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三个“真”都讲得非常好。
他说精准扶贫,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用手榴弹炸跳蚤,这非常生动形象。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精准扶贫”?
陈敏尔:谁贫困?因何贫困?他在哪里?这个“他”要到人,说某地区、某县、某乡,不够,要某村、某户、某人,扶贫对象越具体就越精准。
还得知道他需要什么,不同地区的人,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民生需求,扶贫内容越实在越有针对性就越精准。
还有就是方式方法要直接,不打弯。
新京报:怎么理解“直接,不打弯?”
陈敏尔:扶贫很多都是要一竿子直接到扶贫对象身上去,不然中间能量就消耗掉了。比如我们从今年开始,扶贫项目管理下放,扶贫资金审批权力下放,省委不要直接管项目管资金,至少分到县,要相信下面的人比我们更聪明,比我们更有感觉,更直接。
还有,扶贫的精准性是个性,还得有共性的内容,就是要做好农村基层基础设施问题,让毛细血管畅通,还得有造血的能力,让大家自己有发展的活力与内生的动力。
城镇化建设
小城市城镇化并没冒进
新京报:贵州近些年开展“生态移民”工程,作为扶贫的一种方式,效果如何?
陈敏尔:要生态移民的地区,往往是原居地不具备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基础设施上不去,如果上去又要很高成本。
新京报:能举个你接触过的实例吗?
陈敏尔:比如我们一个村有18个变电站,但亮一个100瓦的灯泡,旁边还得备个蜡烛,这很典型。一个村18个变电站这能行吗?成本花得起吗?即使我们有好灯泡,但没有充足的电流,电压上不去,还得用蜡烛。
这样的地方,遵循自愿前提,有序地组织移民。移到县城、产业园区,让他们有房住,有工作,能得到基本的保障。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最后还是落脚“城镇化”?学界有观点认为,一些省份存在城镇化冒进现象。
陈敏尔:城镇化冒进往往出现在大城市,中心城市越来越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也有城市的空心化、空城化问题,对于这些,“冒进”的帽子可以戴。
但小城镇,我认为没冒进,是后进,是城镇化水平太低,所以要高度重视小城镇建设。小城镇上连大县城,下连农村,要规划小城镇,加大小城市城镇化进程,这有利于中国城镇化和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它是个统筹的接合部。
政府改革
减政减负减支
新京报:贵州在推进政府改革,包括政府职能建设方面,有没有新的考虑?
陈敏尔:有啊,我们首先是三减,“减政”,下放权力、转变职能;“减负”,减少对企业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减轻企业和民众负担;“减支”,政府减少支出。
新京报:先前提到的扶贫管理项目、资金审批下放,这是不是也属于简政放权的内容?
陈敏尔:这都是改革的内容,是指令性的,必须的。
新京报:这些改革已经开始实施了吗?
陈敏尔:都有数据可以支持,如审批事项减了多少项,行政支出减了多少钱。还建设了公共资源的交易中心、电子政务中心。
政府自身的改革必须作为重中之重,你光叫别人改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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