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急需调整法律法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健全村务公开、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指出，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变革，一系列社会问题跟随产生，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社会治理方式转变

《21世纪》：通过近些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看到社会治理创新逐渐被提上日程，您怎么看待？

王振耀：很多过去一般不会发生质疑的问题现在因为信息化的发展都在引起关注，比如养老，过去生活水平低人均寿命60多岁，现在80多岁的人都过2000万了，60岁的过两亿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跟随产生，我们传统的管理方式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温饱，但现在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时候很多事情政府不好办，必须要有社会组织的参与，于是社会治理就发生了变化，很多职能现在都需要转变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治理发展非常快，但准备不足，这是个挑战。

《21世纪》：面对这样的挑战，关键是否在于政府的放开？

王振耀：我认为两方面都需要做，政府要放开，但社会组织也要跟上，如果都等着政府来安排恐怕不行，现在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积极互动。

《21世纪》：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到什么水平了？

王振耀：我们全国现在有50多万个社会组织，基金会也有3000多个，总体上是正在发展，但因为过去都有主管单位，导致这些NGO的功能不太齐全，专业化程度不太高，还需要发展和健全的阶段。

《21世纪》：在您印象中，哪些地区的社会组织发展经验尤为突出？

王振耀：深圳、广州等地走在全国前列，在放开之后，将专业化服务引入社会组织，实现了对接，比如自闭症、残疾儿童、防止自杀等相关的社会组织。北京宣布的动作比较大，注册容易了，一些社会问题也开始通过社会组织来解决，比如这次马航遇到危机，很多社会组织马上开始做心灵抚慰等，但北京相比深圳还有一定差距。上海也有一些新的行动，特别是浦东有很多的孵化园，专业化程度相对比较高。

《21世纪》：现在的社会治理很多地区都通过政府孵化来帮助其成长的模式，您怎么评价？

王振耀：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挑战，因为中国发展太快，社会精英大量集中在政府，不论哪类改革我们都把希望集中在政府身上，这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因为我们对政府的完善比较有经验，政府在这个时候主动一点，做一些孵化、倡导是应该的，民间组织做的这些事，大部分资金来源都应该由政府解决，包括香港、美国、欧洲的经验都是这样。

加速法律法规调整

《21世纪》：前两年中国开始放开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王振耀：注册放开关键是法律这块还没有通过，法规定的是限制性的，操作中是放开的，这是非常奇怪的矛盾，其实是“违法”操作，但这在改革和大转折时代是很正常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争论，很多人拿现在的法律来评价恐怕是不行的，所以现在急需要的是调整有关法律法规。

《21世纪》：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还没有放开，实际操作是否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王振耀：对，因为法律没有确定下来，现在操作中就出现很多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制宜的情况，有些地方放得开，有些地方放得不开，没有统一标准，大致知道要放开，但没有操作程序，所以法律调整不能再拖。

《21世纪》：法律这块主要有哪些要调整？

王振耀：主要是核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三大条例要尽快修改，加一部《慈善法》要赶快制定，还有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比如说股票捐赠要收重税，过去因为没有所以不管，但现在产生了所以都需要调整。

《21世纪》：您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调整的主要限制因素有哪些？

王振耀：主要是缺少经验、缺少准备，一下子来得快，社会已经不能等了，大家就有些捉摸不定，到底怎么放开，放开到什么程度。跟过去相比，过去的管理主要重在“管”，现在政府马上要转型为服务，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所以大家有些犹豫有些矛盾是很正常的。政府职能正在转变，过去的是服务与经济建设，现在是再服务与社会建设。

《21世纪》：下一个阶段，您觉得政府放开、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应该往哪些方向走？

王振耀：我觉得现在的关键，还是应该加速法规建设，简单来说，没有人愿意违法做好事，政府应该尽量走在前。大家原来认为做慈善是奉献，但现在需要当成工作来做，需要专业化服务，那么原来定的行政成本现在肯定不够，财政部、国税总局原来订的条例是慈善组织的收入不能超过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倍，这肯定吸引不了足够的人才，全世界都没有这样限制慈善界、公益界的工资的，这肯定有问题，得尽快改。

《21世纪》：放开社会组织注册以来，法律法规方面都没有进展？

王振耀：其实去年有宣布要进行条例的修改，姿态很积极，但还没有落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