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分配制度改革 到了决断时刻

收入分配公平问题一直是全国“两会”的焦点。在人民网推出的《2014全国两会热点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关注度排名第四，其中，有90%以上的网友表示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是“2014年的重点工作”。

事实上，自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就已开始调研，只是这些年一直没有出台改革方案，直到2013年2月，国务院才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如今一年过去了，有关方案的配套细则却还没有出台。方案和细则为何难产？收入分配收入的阻力在哪里？如何保障分配公平？为此，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到了作决断的时候

时代周报：这些年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这一改革对未来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迟福林：言及分配，首先将涉及公平的问题。我国已经进入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新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社会公平能释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很多制度性的不公平问题可能成为效率的制约因素。

因此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实现付出与收入均等，以此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稳步增长。释放消费潜力，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

时代周报：你说过，打破利益关系掣肘是收入分配改革破局的重点，为什么？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走到这一步，利益关系失衡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很长时间没有出台，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在调节利益失衡方面应该说没有突破，这样收入分配改革细则出台的难度就逐渐增大。面对改革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缺少大刀阔斧的决心，没有背水一战的精神，突破利益格局是很难的。 最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其他改革就很难推进。

比如，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增多；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增大，并且具有普遍性的趋势；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不突破，难以“切好蛋糕”。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不解决，又难以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额会越来越大。

因此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协调利益结构关系。打破利益关系制约，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改革的时候了。

时代周报：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迟福林：一、推动者的角色，没有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是没办法推动的；二、政府的自我改革的问题，二次转型以改革为重点，政府自身利益倾向改变和职能转变的问题是核心；三、观念的问题，政府要形成共识，到底转型发展改革中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利益关系。

时代周报：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迟福林：现在改革已经到了做决断的时候。这时候关键是靠政府的决心和魄力，

这种决心和魄力要基于对收入分配牵动转型发展全局的客观、充分估计，需要政府把短期的问题和中长期的问题结合起来，把现象和结构性的问题结合起来。

政府如果只注重短期不注重中长期，只注重于一般的调整而不注重结构性转型和改革，那么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面临问题。判断不到位的话，小打小闹很难解决问题。

提低、扩中、调高

时代周报：您多次提到过收入分配改革要从“民富优先”破题，应该怎么去落实？

迟福林：要做到民富优先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增加到40%。

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还应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切实改善民生；财产权的破题，尤其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使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

时代周报：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本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您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细则有何预见和期望？

迟福林：现在各部门也在积极地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期待细则在2014年能出台。同时，我希望细则里能体现以下五点： 一、遵循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不单单是工资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改革。二、建立透明的改革制度。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构建橄榄型社会。四、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能够破题，尤其是财产公开一定要下决心了。五、制定一个着眼现在，放眼未来的中长期目标。

时代周报：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收入占比一直很低，工资制度日渐形同虚设，具体要如何保证劳动者同工同酬、收入公平等问题？

迟福林：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形成一套制度，更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合不合理。初次分配领域关于工资的协商、谈判制度建立是基础，这种基础的建立对于初次分配的合理性有决定性影响。

这几年国民收入格局里劳动报酬的比重太低，而企业的收益比重不断上升，所以储蓄率不断上升，真正的储蓄率大部分是企业贡献的而不是劳动者。背后是国家、企业和个人这三者如何去分配。

时代周报：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路径，中央的思路是“提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扩中”—结构性减税等，“调高”—强化个税监管、征收房产税等，“取缔非法收入”—打击腐败。其中，调高和取缔非法收入可能与改革者本身利益相关，如何将这三种愿望变成现实？

迟福林：改革方案是总体性的，总体方案下会形成若干个具体的实施性方案。比如，“提低”最重要的恐怕是规范初次分配，逐步促成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

“扩中”的问题近几年特别突出，我们搞了将近34年改革，现在中等收入群体或说中产阶层的比重只有25%左右，现在到了全面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的时候了。我的想法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应该达到40%～50%。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需要提高2个百分点，这实现起来并不容易，需要明显加大力度。

财产公开不仅是对高收入者，首先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财产公开是个基础性制度，财产有透明度，大家收入水平才心中很有数。现在说灰色收入很多，腐败很严重，财产公开就是公平收入的基础。很多国家的案例证明了，越公开的地方越稳定，高收入者的财产权得到了保护，而财产不公开，收入秩序混乱，担心财产的未来，相反是不稳定的。

时代周报：今年两会上有代表提议“给公务员涨工资”引发热议。3月8日中央表态，正在调研。您认为，应该如何制定公务员的工资增长计划？

迟福林：基层公务员和边远地区的公务员工资偏低是存在的。一、这需要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工资标准；二、在整个改革的大背景下，让公务员的工资与全社会的收入水平相适应。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确定最低工资收入水平；三、现在行业收入差距很大，一些垄断性行业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不到8%左右，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等于全部职工收入的50%左右，要实现工资正常的增长，就要逐步调节行业差距；严格规范公务员的收入。

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

时代周报：怎样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落实你提出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

迟福林：首先改革制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制结构，对城乡居民实施全面的结构性减税，使国民财富更多地向居民倾斜；其次加强居民财产权利保护，尤其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机制，使农村居民通过土地要素增值来积累财富。

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但问题是，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5%左右，在居民收入倍增实现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十年以后还是30%以下，那还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基础上的实现。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才有意义，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实现建立橄榄形社会的目标。

时代周报：如何确立财产公开制度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

迟福林：无论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是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确立和保护财产权，都有赖于财产公开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

在“灰色收入”产生的重点领域实行“阳光工资”。在完善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清理、规范各类津贴、补贴，提高收入透明度。

努力建立法制化的财产申报制度。健全以权力监督、行政监督为主，司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为辅的多层次监督体系，加大对公务员财产的监督力度。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在全社会实行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

时代周报：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

迟福林：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须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基础制度。具体做法，一是全面推进政府的预算公开；二是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逐步形成全民的财产公开制度。尽快实现官员个人家庭财产从内部申报转向社会公开，各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新提拔的官员，新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率先实现公开。

毫无疑问，收入分配越公开，越透明，对改革越有利。未来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要以公开透明为基本要求，进行各种制度建设毫无疑问是一个大趋势。只有公开透明了，才可以使收入分配领域的基础制度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