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评“国有企业能推动创新”：这观点很天真

凤凰财经讯3月15日，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在“第二届诺奖中国峰会”上，指出：有人认为公共部门或者是国有企业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但我觉得这样的观点非常天真。

费尔普斯认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创新。然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进一步推动大规模的创新呢？他说，从体制角度来讲，中国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有人认为公共部门或者是国有企业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但我觉得这样的观点非常天真。实际上，公共部门缺乏洞察力、愿景和商业经验，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样的项目是应该投资，什么样的项目不应该投资，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洞察力选择恰当的合作伙伴。”

费尔普斯进一步解释道，在国有企业的部门，选择经理的方式并不是基于企业判断能力的基础上，并且国有企业的资金分配，并不一定能够最大限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创新方在拥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很多民营的CEO已经成功创建公司，证明自己的勇气和谋略。对民营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是技术的复杂度，对国有企业来说比较大的问题是商业判断力和商业洞察力。

此外，在艺术创新上，公共部门也没有发挥很大作用。我们知道艺术创新都是由个人、艺术家来推动的。

“为什么要让国家或者是公共部门在创新上发挥很大作用呢？我认为，这样一种期待是非常奇怪的。”费尔普斯质疑道。

以下是演讲实录：

埃德蒙•费尔普斯：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今天早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人们已经开始进行探讨这个挑战了，但我想我们还可以探讨很多。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当中，我要讲的这个挑战是一个独特视角的挑战，它是来自于人类福祉的想法。

人类福祉不仅仅涉及到消费和娱乐，人类福祉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繁荣，这里有物质繁荣、有非物质繁荣。物质繁荣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自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或者他有很好的技能、高薪的工作，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种繁荣的生活。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工资的上升还有换工作的便利性可以促进我们实现一种繁荣的生活，当然也有非物质的繁荣，非物质的繁荣主要是来自于能够给我们带来挑战的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我们发挥创新精神，可以促进个人的成长。如果说西方能够回到他们高速创新的道路上，正如西方在全盛时期1820年所开始的全盛时期的创新精神，中国会去分享西方的繁荣。西方工资的上升，可以通过外贸转移到中国，而这种工资的上升也可以促进就业机会的上升，西方生产力的上升也会渗透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但实际上西方的创新看起来好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从二战以来德国和英国的创新精神大幅度下降了。在二战之前的数十年创新的精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创新精神也下降了。

我们都知道中国从七十年代以来的生产力增长和创新要大幅度低于美国，可能中国有这样一种担心，将来会重蹈欧洲覆辙。中国将来可能会丧失掉生产力上升和工资上升的源泉，这需要中国进行高速的本土创新。

如果说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要促进生产力和工资的上升必须要有本土的创新，即使有一些西方国家确实能够恢复高度创新所需要的活力，他们的创新的活力和相应的非物质的繁荣也不会促使中国出现相应程度的非物质繁荣，中国的非物质繁荣需要很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创新的过程中来，我把它称之为草根创新。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按照它现在的组织架构将无法去产生多数人实现非物质繁荣所需要的草根创新。除非西方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大家可能头脑中有一些问题，这样一种繁荣听起来非常好，我们应该都想要这样的一种繁荣，但是繁荣是否对人们来说真的很重要，而现在我们工资的水平和财富都已经达到了充足的水平，我们是否需要这样一种繁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架构的改变来开启一个道路，促使中国人能够去从事高回报、创造性和冒险的事业。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人的一些传统是否能够允许和驱动他们，朝着繁荣的道路奋斗呢。我们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发现要去体验物质繁荣和非物质繁荣如此重要，现在我们的工资水平和财富都达到了比较舒适的水平，有些人觉得能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GDP就足够了，或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也足够了，还有一些人觉得有了足够高的工资，有了财富、休闲、长寿就足够了，比如OECD的一个Sdeglce（音）委员会就有这样的想法，这两种流派并没有捕捉住繁荣对生活的重要性，而西方和中国的伦理学界在这方面持有更先进的一种看法。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方文明。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人应该自由选择能够给他提供最佳幸福前景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把这种概念称之为youdmeyia（音），用英语撰写文章的人把这个概念翻译成幸福，这可能是西方个人主义最早期的表达，个人主义即为自我行动的一种价值观，来追求一种美好的生活。关于道德的那本书，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人通常觉得别人的生活方式是他所羡慕的，他们非常想过同样的生活，他们想去过同样的生活方式，这种人们羡慕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美好的生活，他后来指出美好的生活即人们想要过的一种生活是充满了探索和发现的生活，尽管他对于自我发展举的例子是学习，当然我想学习这个例子可能不会给现在的很多读者带来启迪。

最近一些哲学家建议把亚里士多德“美好生活”的概念翻译成“繁荣的生活”，中国文明是什么样的？孔子的影响可以和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媲美，孔子思想的大成《论语》是涉及到伦理道德观的，正如亚里士多德的那本书也是涉及到伦理道德，他在书中问到，一个个人能够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美好的生活？他回答要去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为了进一步解释自我实现是什么意思，我要告诉大家，这样一种伦理道德的行为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比如非常有名的孝顺这个观念，根据孔子的思维方式孝顺并不是强制性的，他是一种天然的父母和子女间的互惠行动，是为了回报父母给子女显示出来的爱。

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概念是什么呢？当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自我价值的实现是通过自我修养寻求获得的，即自我的修身养性就是要不断的获得知识，儒家在自我修养当中，希望在社会和个人中达到一种平衡，孔子谈到了君子和仁人的概念，他们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来自于满足他人的愿望，为其他人服务来实现自我价值。这样的一个人，并不是代表一种规则性的行为，但是自我修养主要是个人修身养性，这是一种核心价值观。不断的寻求和获取知识是很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应该是在19世纪，在现代时代的全盛时期展现出来的，当时对于新知识的获取，在英国和美国的城市，后来又在德国和法国的城市出现了爆炸性的发展，很多人不仅仅要获取其他人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且要获得新知识，他们要去获得新概念，去验证和检验这些概念，来使这些概念的有用性得到接受。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一些错误的想法和信念被人们排斥和发现，新知识被人们获得。

在商业界、艺术界、科学界都是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大众的创新，即社会草根的创新，很多普通人都体验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非物质繁荣，很多人参与到工作场所的挑战当中，很多人实现了自我的升华，他们参与到未知世界的探索中实现自我的升华。人们是否珍视和欢迎这样一种体验，在我的一本书中，有一章涉及到艺术、小说和音乐，有些人他们在19世纪不断的寻求生活的体验，人们直接的观察是什么样的。美国总统林肯在1858年的时候，涉及到美国的经济体验时，他提到了他所看到的物质繁荣即工资的增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们的热情，对于新事物的渴望和热诚。他看到人们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为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新产品、新方法的发现，他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们非常愿意投入到新产品和新方法的发现中，这里也有一些哲学家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在德国的尼采，美国的威廉詹姆斯和法国的伯格森，他们是19世纪的哲学家，他们重新建构了美好生活的概念，他们致力于发现一些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体验，创造、检验和尝试，个人的增长就来自于这样一种体验，在现代版本的美好生活当中，所有这些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要看到中国实现繁荣的经济发展，如果西方无法重获过去的创新道路，中国需要实现创新。中国能否实现大规模的创新，在整个经济链条中，到草根阶层都实现创新呢，中国能否促进人们参与到这种回报丰厚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的职业生涯中呢？我们通过直接观察和统计学的调查显示出，中国本土创新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还没有达到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创新，这种创新并没有覆盖到企业界的每一个人，一直到草根阶层。

当然这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创新是很难的。即使是一个充满了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体，比如说中国，可能并不具有很高的创新精神。真正的创新并不是注意到一种机会，它是取决于对一种新产品的设想，一种新方法的设想，还有对于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洞悉。而这些洞悉和设想往往来自于创新家个人的知识。开展创新不仅仅是一个冒险，冒险是可以保险的，但我们进行创新相当于跃入虚空，它有着我们无法预见的道德成本和道德市场的接受度，它需要我们有恰当的点子，还有非常聪明的投资家能够选择恰当的企业家才能成功。

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进一步推动大规模的大众创新呢？从体制角度来讲，中国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在某些角落，有一些人认为公共部门或者是国有企业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但我觉得这样的观点非常天真，实际上公共部门缺乏洞察力、愿景和商业经验，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样的项目是应该投资，什么样的项目不应该投资，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洞察力选择恰当的合作伙伴。比如，在艺术创新上，公共部门就没有发挥很大作用，我们知道这些艺术创新都是由个人、艺术家来推动的，为什么要让国家或者是公共部门在其他方面的创新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呢，比如在商界的创新，我想这样一种期待是非常奇怪的。比如，在国有企业的部门，他们选择经理的方式并不是基于企业判断能力的基础上，而且他们的资金分配使他们支持的一些项目并不一定能够最大限度的推动生产力的提高，相比之下在民营所有权下的企业，他们拥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很多的CEO已经创建了成功的公司，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谋略，某些小企业的CEO没有足够复杂的技术，来获得创新和发展。对民营部门来说，面临的挑战是技术的复杂度，对国有企业来说比较大的问题是商业判断力和商业洞察力。

在中国可以通过大幅度的调整银行融资安排使得大量的资金能够基于纯粹的商业和利润基础来进行借贷，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我们知道要高度创新就需要相应的一些贷款提供给私营企业，进行项目的投资，还有包括一些创新项目的投资。广泛的教育也可能能够极大地推动这一点，去年我们也谈到了这些创业企业，如果创始人有更过的教育水平，他们的成功机率更高，但哪怕拥有非常高的教育背景也不说明你具有优秀的创新条件，你必须有足够的商业洞察力。现在我们看到在建造这些体制和机制方面，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实际上也极大地推进了创新的发展，但是中国人是否有恰当的态度能够去推动和驱动创新，使得创新能够遍地开花呢？在我的这本书《大繁荣》里面，我提到了英国和美国高度创新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建立，实际上在19世纪20年代，这些体制机制，包括公司、银行和其他的机构，他们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如果想要在大范围的程度上推动本土的创新就需要人们有活力，人们要有意愿进行创新，需要有智力能力和需要接纳广泛创新的大众。所以，这种大众的创新是需要有特殊的文化，需要有一系列的价值观。在我的书中提到了这种文化，在英国和美国也是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达到了一定规模，但我认为目前在英国和美国这种文化也出现了下降趋势。

目前大众创新需要有这样一个特殊文化的主宰，到底在中国人里面是否有这样一个文化能够去推动大规模的本土创新呢？很多人辩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有没有很多人愿意去创新，标新立异、推出一些新产品，当然中国人非常重视知识的作用，在儒家思想中的修身修养的传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学生也是非常投入的学习，但是我觉得要进行创新，是需要有长时间的孤独的思考，在孤独的思考过程中能够找到一些原创的洞察力，找到一些非传统解决方案，到底中国人多大程度上愿意去忍受这样长时间的孤独？而且创新也要求一个人能够去标新立异提出和别人不同的观点，也有可能因为创新他不得不脱离他的朋友圈和家庭圈，中国人多大程度上愿意脱离呢？去年有人提到，在很多大学里的学生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找公务员的工作。美国一位年轻的作者阿里•斯诺德（音）也在上周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美国的新一代年轻人愿意墨守成规，不愿意去创新，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你们多大程度上愿意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呢，这是需要花时间的。

大家知道美国在数十年前遭受到了活力丧失的严重损失，在我的书中提到过，家庭价值观可能会阻碍年轻人从事具有创新冒险和挑战的职业，在中国的家庭中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到底家长多大程度上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离开家乡、离开国家去寻求一个具有冒险和创新的职业呢？当然，目前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这还不是问题，我也希望有更多统计数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我们看一个相关问题，在很多国家都有社会上的创新障碍，如果一个企业家想开拓新企业，他要选择最佳人群来为他工作。对于企业家来说很多时候不得不雇佣他的家人和亲戚，任人唯亲，这样企业家就不愿意去创新了。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创新的能力，一个伟大的创新者，像乔布斯，他有着非常独特的洞察力，他知道什么样的产品能够卖出去，而不是看这个产品是多少。在中国希望能够实现大规模的创新，不仅仅要有人们创新的意愿，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洞察力和愿景，在全球层面的创新需要中国企业必须了解什么样的产品能够适合外国人，也能够吸引中国人的喜爱。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