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防“唯GDP”变身“唯新城镇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规划的颁布，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

我国目前常住人口53.7%、户籍人口36%的城镇化率，尚落后于人均收入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60％的平均水平，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都必须以城市化为载体和平台。具体而言，城镇化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有利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等的巨大优势，都是城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有力证明。

本次的《规划》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而城镇化何以新型，以及新型城镇化如何健康发展，显然是领会和把握《规划》精神实质，以实现2020年达到60％城镇化率这一目标的关键。

新城镇化之新，新在政府而非市场将在未来新城镇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官方数据显示，1978—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增长1.0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35年城市化进程，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它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策略之下，在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通过推行市场化自发形成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中，并无针对城市化的提前的规划和预设的目标。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这一提法，显然是意在突出其在多方面都与过去城市化有所区别。

而《规划》中引人注目的是，它强调要统筹推进新城镇化中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并在《规划》自身的制定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在阐述新城镇化的路径的段落中，《规划》虽然依旧从发展视角出发，注重经济增长，但不再以GDP为导向，而是强调要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的新城镇化道路。

《规划》所展现的这些新意鲜明突出的观念、原则和方针，为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城镇化的实践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也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新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不断兴利除弊，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发展的过程。新型城镇化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此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的诸多弊端，包括城市化高速低质、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差，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矛盾突出，环境污染严重，公共服务短缺，文化品质粗陋，诸多行政管理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成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等因素。

具体而言，要确保新型城镇化得以健康推进，顺利达到《规划》所设定等基本目标，就不仅要求各地方政府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规划》的精神，及时更新观念，严格按照《规划》制定的原则和目标行政作为。同时，也在充分总结和有效地吸取此前的行政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上，向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新城镇化进程中，作为主导和实施者，地方政府克服在长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行政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不会重蹈覆辙，少走弯路。

例如，地方行政部门过往屡见不鲜的，望新政策之风而动，只顾揣摩上意，一拥而上，盲目跟风，却不接地气，不顾民意实情、不因地制宜的粗放型行政作风，如何在新城镇化上得以切实地改善？再如，新型城镇化一旦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进而成为官员工作能力的证明和仕途升迁的砝码，那么，已经饱受诟病的政绩“唯GDP”，就难免变异成政绩“唯新城镇化”，这无疑会给新城镇化未来蒙上阴影。另外，新城镇化如何避免成为地方政府盲目扩展、大兴土木的借口，避免继续被弊端丛生难以持续的“土地财政”绑架，避免成为权力寻租和腐败滋生的新空间等等，都是值得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规划》所宣示的机制体制改革和制度政策创新范畴内的应有之义。

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有效的约束机制，是推进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高素质而廉洁尽责，是优质的行政资源的要素，也是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具备了优质的行政资源，在政府主导的新城镇化进程中，涉及到人口、人居、土地、资金、环境等多方面等政策改革和机制创新，才能得以落实并富有成效，通过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城乡协调发展，全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等任务，实现新城化的阶段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