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谈“倪柳之争”：某些情况下集权是必要的

凤凰财经讯 “2014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22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委员会主席柳传志在与王石的对话环节谈及当年的“倪柳之争”表示，有时候集权是必要的。

以下为对话现场实录：

白岩松：我们来看1994年柳先生，香港联合交易所，这个时候已经跟1984年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状态了，好了，请看下一个标题，问题与烦恼。谈到问题与烦恼的时候，我从柳先生这想到，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企业成长十年的时候面临很多问题，不管是万科还是联想，1994年的时候，当时联想轰动整个行内，因为内部两个创始人开始出现了激烈的争执，甚至匿名信、告状信等等等等，最后这些东西烟消云散，变成了柳总一个发动机，1994年他提拔了杨元庆，好了，您阐述1994年。

柳传志：1994年我之所以写，完全不是因为在交易所上市满脸笑容，而公司里边两个槛，你刚才透露了一部分，这个我先不说。什么槛，在咱们国家我给人家做代理，贴牌卖机器，终于有了自己的联想电脑的牌子，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国家保护民族工业，主要是为了保护长城嘛，所以就用高关税，用批文的方式，把国外的电脑堵在国外，想让中国的电脑得以发展。但是情况很不好，中国的电脑价格又贵、质量又差，完全不能满足各行各业的需要，从1990年开始，政府就采取了措施，这个措施就是取消了批文，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这一来外国的企业就大批的进来了，大牌企业像康柏、IBM、AST这些全都冲进中国了。

在1993年，我为了忙香港的上市，根本没回国内来，对情况也不清楚。在这时候，1993年，我们公司第一次没有完成预定指标，而且一共就卖了一万多台机器、两万多台机器，没卖出去，这时候我回国才发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压力巨大。而就在1993年这一年，长城0520灰飞烟灭，长城变成了在深圳的一个加工车间，大概是这个意思，联想怎么办？与此同时，就是你刚才说的，我和首席科学家倪光南先生发生了巨大的冲撞，不再详细讲，那也是非常大的矛盾。于是1994年那一年，我住进了海军医院，医院是一个考虑问题的最好的地方，因为一般的事情坚决就不管了，然后就研究这事怎么办。主要研究的就是到底我们跟外国人打，打得过还是打不过。最后的决定就是彻底地改组，把这个组织架构改变了，然后把业务模式改变了，然后让杨元庆管事业部。这事有什么难的呢？其实难在这，因为以前的架构，跟我一起创业的老同志，每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你要把这个架构进行这么大的变化，再加上我还有跟倪先生的矛盾，弄不好我自己就不稳。

某种情况下，集权是必要的，这是当时一个感受，这就是我下定决心把这个事情研究透了，然后决心改组，后来我们的老同事还是非常配合的，因为这等于是一个把以前的权力交出来。等于别的兵、部队都穿草鞋，杨元庆的部队要穿皮鞋，让他们特殊待遇，跟国外企业去争，这个时候其他的老同志怎么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后来外面流传过我给杨元庆的一封信，1995年以后写的，为什么，因为杨元庆不知道这种改革对他后面的支持难度多大。他要求皮鞋要有更精良的武器，如果再从老同志那拿更多东西，矛盾会加剧。因此他捱了我非常重的批评，批评以后，当然批评完了我也于心不忍，后来我给写了信，大概那封信就是这样的信，后来真的理解了。而那年真的就是调整过来了，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组织架构以后，杨元庆很能干，然后一步一步真的战胜了外国人，当时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很低很低，四五年，我们成了真正的第一名，占27%。这里面有很多的做法，但是1994年那一年真的是奠定了后来的基础，后面连续很多槛，但是1994年那门槛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