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新政有赖于地方政府“勤政”

信访新政有赖于地方政府“勤政”

从下月起，越级上访将不再被受理了。日前，国家信访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要求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

这是国家信访局针对越级上访现象，首次出台系统性专门文件，意味着以后上访者得就地解决问题，不要再梦想靠“官大一级压死人”，也不要再指望绕开地方，跑到省城甚至北京就能讨回公道。

有冤伸冤，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既然法治无法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唯一手段，不能为公民维权提供足够支撑，信访注定就要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当然，上访也不能乱套，越级上访很容易破坏公共管理的秩序，更容易添加浓厚的人治色彩。试想，现在很多人还选择类似历史上进京“告御状”的方式，本身不也就是法治与文明的双重耻辱吗？

从这个意义讲，制度对越级上访行为说“不”，是有必要性的。而取缔“越级上访”之后，最大的悬念就是，上访者接下来到底能不能面对一条畅通的路径，来就近表达诉求，就地来解决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能否真正保证上访者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越级上访”的很多问题确实是在基层就能解决的，那么，上访人为什么还是要“信上不信下”？这或许与传统观念有一定关系，觉得上面官员可以“压住”下级官员。但是，真正驱动越级上访者脚步的，并不只是观念，更多还是因为他们在地方本级或上级机关那里，被碰得一鼻子灰，甚至是头破血流，才做出的被动之举。谁都清楚，越级上访本身就是苦难之旅，那漫漫长路要支付巨大代价，对很多人来说甚至就真的成为一条“不归路”。

如果这次国家信访局下发的文件能真正引导人们变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多头上访为就地反映问题，来减少信访成本和奔波劳累之苦，那对上访者来说，无疑就是最大的福音。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有最基本的要求，一方面，就是地方那些有权处理问题的机关能够尽职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真正斩断地方上那些伸向上访者的罪恶黑手，来避免过去那种“截访”现象被前置，让上访者在“家门口”就被围追堵截，甚至遭到残忍迫害。

情况恐怕令人难以乐观。尽管说，此次出台的《办法》也在进一步压实有权处理机关的责任，在规范工作程序，在明确失职的后果，但是，众所周知，大量上访问题都关联着诸多复杂的利益博弈，很多甚至还牵扯到很多历史性体制性的难题，现在把嘴下这些“硬骨头”的任务重新又推回给地方相关部门自己解决，最多也只是指望通过地方权力内部的博弈来解决问题，这无疑陷入到一种吊诡的治理逻辑中，让人难以找到突破点。

更重要的是，很多越级上访问题的背后，也就是因为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试想，那些地方权力胆敢将宪法和法律置于一边，又怎么可能对国家信访局的一项制度文件充满敬畏呢？所以，取缔越级上访，如果不能迅速弥合这个制度理念与程序实践之间的断裂地带，如果不能及时有力地打击那些向黑手伸向上访者的罪恶行径，就很容易沦为一些地方不法权力的保护工具，无法给予上访者免于恐惧的上访自由，来帮助他们实现合理合法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