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逆转使城镇化战略“三缺一”

杭州等多个城市近日传来地产暴跌之声。虽然城镇化与地产不能画等号，但城市在居住方面的动荡，足以引起国家对城镇化未来的担忧。

上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城镇化规划终于出台。不过，让人奇怪的是，本次规划时间跨度从2014年至2020年，时长六年而非十年，这个有异常规的国家级规划，透露出城镇化战略遭遇到挑战：青年人口的萎缩，将逐步影响中国未来一系列国家战略。

城镇化接近尾声？

就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而言，主要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其最大变数，则被寄托在进城农民身上，已经进城的农民，他们的消费需求将是巨大的内需。据测算，仅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达数十万亿。同时，还有一种国家层面的预期，是每年能够有1000万农民进城，既振兴内需，亦充实城市劳动力。

从历史角度看，城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居功至伟。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有了稳步提高。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尤素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镇化的进程。

不过，到底有多少人在城市？目前是一笔糊涂账。官方统计，已经有超过7亿人居住在城市，由此得出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2.6%；如以户籍人口统计，更不到40%。由此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空间似乎巨大。然而，换一种算法，看看农村还剩下多少有效劳动力，得出的结论则截然不同。

如果以就业为主要统计标准，只要是非农就业，同时不常住农村，就算已经完成事实上的城镇化的话，则中国城镇化率被严重低估。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这其中，还包含东北、新疆、海南等地的国营农场，他们其实是城市户籍，总人数接近400万。由此，真正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实际只有约2.62亿。农民没有退休金，也没有退休制度，活到老干到死，所以农业就业人口，基本就等于农村留下的除去婴儿以外的实际人口。

国内一些学者曾提议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的另一种算法是：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则中国真实城镇化率早超过60%。笔者曾走访湖北、重庆、河南、江西等中西部省份，亦可印证，中国农村除少数东部省份外，绝大部分农村耕地抛荒，精壮劳力转移，留下老弱。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尚有近2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但近几年，中国一些城市却出现“民工荒”，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至今到底转移了多少人口，现在是一笔有争议的账，但从两个维度可以来看未来农村人口转移潜力：一是如刚才所说，留下搞第一产业的人口，只有不到3亿。二是，从前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军是青壮年，而现在城市的各个小区的门卫，一些园林工、清洁工，不少就是来自农村的中老年人。

由此不难推测，未来中国将无足够的劳动力继续转移到城市，如从就业而非户籍衡量，中国的城镇化其实已接近尾声，而非序幕。

人口逆转的深远影响

更为严峻的是，长期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即人口老龄化。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占当时总人口的30%以上。比例非常惊人，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的青少年人口亦即将步入全球最低行列。依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0-14岁人口占16.6%，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不到三十年，降低一半以上。未来形势非常严峻。

少年人口的增长直线下降，老年人口的直线上升，这种对比意味着，将来中国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将急剧下降。据《大国空巢》一书作者中国湖南籍美国科学家易富贤研究，今后五年，20至60岁的总劳动力将达到顶峰，此后将出现大规模下降。甚至最早在2014年就可能发生逆转，而在中国体制下，一项战略的周期大约为十年左右，为此，在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任期内，城镇化可能将因人口逆转而遭遇挑战。

未来，因为人口减少带来的消费市场的大幅萎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可能重创中国经济，未富先老的现状亦将严重制约中国的民族生机与活力。劳动力不足，更为直接的影响是，无数的城市目前所制定的“国家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无法兑现，今日已经逐步出现的部分黑灯城市，未来将在中国蔓延。

三大曲线，中国缺一

在推行城镇化战略时，其实国家高层有一个假设和类比，即全球各发达国家其城镇化高峰期，也就是工业化高峰期，亦是国力完成飞跃的时期。此言不假，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忽视了，即多数国家的上升期，均是人口增长期，人口增长曲线基本与国家经济增长曲线、与城市化曲线同步。

二战后，日本启动了工业化进程，自50年代至1973年，是日本工业化高潮时期，日本年均增长接近10%，进入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至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8.6%，基本达到高潮。虽然2011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已达90%以上，但自70年代之后逐步趋缓。而日本的人口增长，亦于1972年达到高峰。由此，其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发展的三大高峰期，基本同步。

不仅日本，多数现代国家，城市化高峰、工业化高峰与人口发展高峰，基本都是三位一体。但中国未来则可能出现脱节：目前我们仍然寄希望于经济会保持高速增长，仍然寄希望于城市化率会继续提高，但我们的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开始萎缩，人口发展曲线与城市化发展曲线将不同步。在人口萎缩的大局之下，如果对城镇化寄望太高，恐怕有负重托。

农业现代化和城市新居民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挑战。同时，纵使未来农村人口再向城市转移，转移来的也是负担，而非动力。即转移到城市来养老的老人，将多过转移到城市来的儿童，青壮年则几乎没有(青壮年早已转移来了，只是没有常住，无法统计)。而中老年人对于城市来说，其消耗远远大于其劳动力贡献，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新的城镇化浪潮再也不像过去三十年那样，坐吃精锐劳动力带来的财富，而付出低福利成本。相反，未来的城镇化，福利成本将越来越高，而精锐劳动力则越来越少。

纵使现在，即使开放计划生育，人的成长期尚有20年左右，仍不足弥补中国劳动力的缺口。中国目前尚未完成产业转型，在全球产业链中也无法短期内升级，由此，中国仍然需要大批产业工人，但是随着青少年人口的减少，以及高校升学率超过80%，国内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开放移民，并非良谋，但却不失为救急之策。为长久计，中国的计生政策可能需要调整。

罗天昊(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著有《大国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