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士学位风波

似乎在一夜之间，地处湖北孝感的一所原本普通的高职学校——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国内教育界关注的焦点。6月20日，在该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上，1103名应届毕业生，被授予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的“工士”学位证书。据了解，这是国内首所高职院校试水为高职高专层次的学生授予学位。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工士学位”的争议，在教育界很快陷入一场舆论风暴，但各方观点褒贬不一。很快，教育部对此回应称，“工士”仅是荣誉称号，并非学位。此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也对此解释，并承认，“未经国家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事实上，“工士学位”风波背后，折射了目前中国高等院校在尝试自授学位过程中，与现行具有行政垄断色彩的学位制度之间的冲突。更深层次的思考是，随着本科类院校的持续扩招，大学生就业市场日趋供大于求。

而在另一面，培养高级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高职毕业生，其就业率却不断攀升。但尴尬的现实是，即便高职毕业生就业率高于本科毕业生，但高职报考生源却逐年下滑。“高职教育缺少相应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是生源问题的一大原因。”华中招生与就业信息网首席咨询师杨波这样对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在此背景下，适时引入学位制度，能否有效的推动中国高职教育的良性发展，还有待观察。

“学位”风波

6月20日，是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典礼的日子。据媒体报道，当天该校1103名应届毕业生穿着学校统一定制的新学位服，按照正规的学位授予仪式，依次从院长和导师手里接过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的“工士”学位证书。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官方网站上对这次典礼有专门报道，在其所属的物流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网页上，均刊登了毕业典礼当天的图文新闻内容，其文字表述为，“我校2014届毕业生工士学位授予仪式”，并称，“我校率先在全国高职院校中开展了2014届毕业生工士学位授予试点。”

而根据当天的新闻图片显示，在毕业典礼的过程中，还安排有类似学位授予仪式的“拨穗”环节，获得“学位”的毕业生，手持的是一份深绿色的“工士学位证书”。

所谓“工士学位”，是结合目前高职教育生源多元化及学校实际，借鉴了国外和中国香港地区学位制度中设立第4层次学位即副学士学位的做法，为将来构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做准备。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李佳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批获得学位的学生要求达到“三证”、“四合格”的标准。“三证”即在校期间获得执业资格证或技能资格证(中级)、英语等级证(三级)和计算机等级证。“四合格”是指思想道德素质合格、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毕业设计或调查报告合格、跟岗实习合格。据悉，此次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中获“工士”学位的，约占今年毕业生总数的22%。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授予毕业生“工士学位”的消息一经传出，随即引起教育界的高度关注。6月22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对此回应称，这项试点是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自己的行为，而且其向毕业生颁发的“工士”是荣誉称号，而非学位，更不代表我国学位序列中已经有了“工士”这一学位。

经济观察报记者注意到，6月22日当天，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即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一份声明称，“我校对毕业生授予‘工士’证书的改革试验，未经国家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而是我校按照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精神做的一种尝试，是我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自主行为。”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还进一步解释称，“我校和行业、企业合作共同给优秀毕业生授予‘工士’证书，是为了鼓励学生更加自信地走进职场、迈入社会，是为了探索工学结合、校企协同育人的新模式，是为了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高职学位之辩

“工士学位”风波背后，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在学位授予制度改革上的艰难尝试。

事实上，早在2012年，位于厦门的另一所高职院校——华厦职业技术学院就曾给超过800名毕业生颁发“专业副学士”证书，而此次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试水“工士学位”，两者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却依然引起轩然大波。

在针对此事的回应中，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强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分别为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设立、授予和管理都是国家层面的行为，任何单位不能独立进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认为，在美国社区学院的毕业生通常被授予副学士学位，这种做法有利于社区学院与普通高等院校流通、学分互认，不少社区学院就和名校签有转学协议。“中国近年来在发展职业教育时，一直提到要建立‘立交桥’，但学生的流通渠道并没有真正建立，授予‘工士’学位即副学士学位，是有价值的探索。”在熊丙奇看来，授予“副学士”学位不宜再纳入国家授予文凭体系，从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出发，中国应该鼓励职业学院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学位的含金量由社会专业机构认证。“如果能积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中国职业学院的自主办学空间将极大程度拓展，这有利于解决职业院校办学定位模糊、办学缺乏特色，办学质量不高的问题。”熊丙奇说。

但现实是，中国目前的高职教育可谓处境尴尬。“事实上，目前我国的人才和就业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华中招生与就业信息网首席咨询师杨波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从其监控的数据显示，随着本科类院校的持续扩招，目前本科生的整体就业形势可谓一年比一年严峻，相比之下，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却呈现攀升的态势。“高职教育更加注重的是专业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比起本科部分基础性学科专业，其实用性更强，更容易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杨波分析。

但在现实的另一面，目前高职院校的招生形势却不容乐观。6月25日，在武汉举办的2014年度首场高职院校招生咨询会，也是场面冷清。据当地媒体报道，很多地市州及省外高职院校展位更是无人问津。多数院校称，今年遭遇“最难招生年”，填报志愿的考生人数或跌至史上最低。杨波告诉经济观察报：“从我们监控的数据来看，高职院校的生源是在逐年下降的。”

对此，熊丙奇解释，困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被视为教育的一个层次，而不是一个类型，于是职业教育总是低于普通教育一等；二是职业教育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不能自主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地位低，办学缺乏特色，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自然难以提高。

在此背景下，在高职教育中引入学位制度，其促进作用多大？则值得观望。“学位制度的引进，会对高职的招生产生一定的促进效果，因为会增强学生的自信和自我认同。”杨波说，在其看来，高职学位对于就业的意义不大，用人单位招聘高职毕业生，看重的是专业技能，而非学术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