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在1919

1919年1月，凯恩斯跟随英国代表团来到巴黎，参加和平会谈。一到巴黎，凯恩斯就忙上了。每天，他匆匆钻进汽车，从一个会场赶往另一个会场，晚上回来，还得加班加点准备材料、写报告、“搓”会议文本。

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历史的轴心。凯恩斯躬逢盛会，他不甘心只做一个旁观者：他希望能够改变历史。然而，身处1919年的巴黎，容易让人产出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实，不要说是整出戏，就是在德国战后赔款这一幕中，凯恩斯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英国财政部并非唯一参与战后赔款谈判的部门。各种游说集团聚集在白厅门外，要求德国必须偿还战争的全部损失。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纽芬兰和印度，和英国一起参加了战争。有意思的是，自治领比英国更加憎恶德国。要求一定要严惩德国的代表人物就是澳大利亚总理休斯（ William Morris Hughes）。劳合·乔治反复权衡之后，决定让休斯，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Cunliffe和一位律师Lord Sumner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和谈中的谈判委员会。英国财政部，以及凯恩斯，被晾在了一边。

政治家关心的是计算政治上的锱铢得失，外交官们争论的是礼节上的繁琐细节，经济学家的优势就是能跳出政治束缚和繁文缛节，着眼于全局和未来设计政策方案。凯恩斯敏锐地意识到，德国赔款问题其实是和盟国相互间的债务紧密联系的。英国和法国之所以紧盯着德国的赔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必须偿还欠美国的钱。如果美国能够将英国和法国的债务减免，那么德国的赔款问题就迎刃而解。

凯恩斯从1918年11月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1919年3月28日，他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在一战期间发生的所有债务，以及战争赔款，都必须一分钱不少地严格支付，将毒化，甚至毁灭资本主义体系。

当然，把所有的战争债务都一笔勾销是不可能的。凯恩斯的建议是，协约国可以让德国发行战争赔款债券。凯恩斯建议，让德国和其它的战败国发行总额为13.45亿英镑的债券，头五年不付利息，但要确保债券的安全性。德国和其它同盟国应共同为所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协约国也提供部分担保。所有发行的债券中，10亿英镑用于偿还战争赔款，其余则留做战败国的战后重建。这一债券应被视为贷款的最优评级的抵押品。

凯恩斯试图一石多鸟。德国和其它战败国会被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得喘不过来气，如果通过发行债券偿还赔款，能够让它们稍微松一口气，而且能得到资金养活自己的人民。欧洲各国在战后资金奇缺，连买进口品的钱都没有，更谈不上支持出口部门发展的资金。有了战争债券做为贷款的抵押品，欧洲的银行信贷很快就能恢复，经济亦会迅速复苏。美国需要找到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如果欧洲能够尽快恢复元气，对美国的出口也是一个长期利好消息。

这一方案到底能否成功，要看美国的态度。劳合乔治把凯恩斯的方案转交给美国人。美国的回复很快就回来了。托马斯·拉蒙特，J. P. 摩根的合伙人，美国代表团里的金融专家，对凯恩斯的方案不屑一顾，他说这一方案“从概念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是不可行的。”威尔逊总统给财政部长Bernard Baruch的信里，说出了他真正的担心：“我意识到这些尝试是为了把我们跟一个摇摇欲坠的欧洲捆在一起。现在就指望你来帮我挫败他们的计划了。”其实，根本不需要总统先生的提醒。美国财政部根本就没有打算和欧洲合作。欧洲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美国越是帮他们，他们就越依赖美国。干嘛要帮欧洲的忙。

凯恩斯的“伟大方案”无疾而终。他这才感到自己根本无法改变历史的洪流：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急流勇退。

1919年5月份，凯恩斯终于看到了巴黎和约的草稿。他大吃一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凯恩斯说，和约草稿中关于战争赔款的条款是“不可行的”，“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极其不明智。”凯恩斯搬出了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在巴黎郊区找了处公寓躲了进去。他患上了神经衰弱，整夜整夜难以入眠。凯恩斯告诉朋友，自己去意已定，他已经向财政部递交了辞呈。

1919年6月8日，凯恩斯回到伦敦。从8月起，凯恩斯躲在他的好友格兰特在东萨塞克斯郡查尔斯顿的一间农舍里。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凯恩斯就伏在书桌前写作，一直写到中午。下午，他会读读报纸，拿着铲子和园艺剪，在花园里精心地除草。下午茶后，他又坐下来，给亲朋好友们写信。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凯恩斯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在布鲁姆伯利圈子里的朋友斯特雷奇写过一本《维多利亚名人传》。斯特雷奇在序言中写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是没有办法写的，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了。无知是历史学家的第一个必要的条件，无知使事实变得简单明了。聪明的作家，会在选择叙述角度的时候采用一种迂回的策略，突袭包抄，或是忽然间向幽暗的地方射去一线微光。凯恩斯受到斯特雷奇的影响，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有一段关于威尔逊、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这三个巴黎和谈主角的生动描写。

凯恩斯写克里蒙梭：“一位年迈的老人，平时总是把精力留给最重要的场合……常常闭着眼睛，面无表情地靠在椅背上，戴着灰色的手套，双手搭在前面。”克里蒙梭的最大心愿就是“毁灭整整一代德国人”。

凯恩斯写威尔逊总统：“一个又聋又哑的唐吉珂德”。威尔逊仅仅有理想，一点也不是狡猾的欧洲政客的对手。他反应速度太慢，理解能力奇差，而且冥顽不化。凯恩斯说，威尔逊在和克里蒙梭、劳合·乔治的较量中最终占了下风：“他被拖进来他们的谈判氛围，按照他们的计划谈判，讨论他们的数据，被牵到了他们的道路上。”

凯恩斯在初稿里尖刻地评价劳合·乔治：“这塞壬女妖，这山羊脚的诗人，这半人的访客，从凯尔特女巫横行的古老魔法森林穿越到我们的时代。”在他母亲的劝说下，他很不情愿地把这段辞藻华丽的抨击删掉了。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劳合·乔治，说他油滑多变，成了议会政治和公众舆论的人质。

凯恩斯无比心痛地说，“欧洲的未来生活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怎么样才能让欧洲人有谋生之道不是他们所焦虑的，他们关注的问题，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是国界线的划分、各个民族的自利、大国间的平衡、帝国的继续扩张、如何在未来削弱强大而危险的敌人，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报仇、如何把无法肩负的金融负担从战胜国那里转嫁给战败国。”当他们需要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候，却忙着在地图上画国界线。当他们需要把沉重的债务一笔勾销的时候，却讨论各自欠的钱怎么还。当他们需要一起战后重建的时候，却在讨论如何惩罚德国。

如果把巴黎和会比作一场战争，那么打得最英勇的是法国，输得最惨的是威尔逊总统，而英国占到的便宜最多。法国人坚持要求德国赔偿所有的战争费用，而且还要把德国四分五裂、切成碎片。威尔逊总统刚到法国的时候，被人们视为欧洲乃至全人类的救星，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英国和法国当做一个笑话。克里蒙梭抱怨，上帝也不过只有“十诫”，威尔逊居然搞出来“十四点”。 劳合·乔治说，威尔逊以为自己是个传教士，到欧洲来解救异教徒了。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之间也有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联手愚弄威尔逊总统。他们明白，只要威胁不加入威尔逊心爱的“国联”，美国就会让步。威尔逊一步步地后退，但却仍然梦想着，只要国联成立，就能扳回一局。

威尔逊怎么也没有想到，当他回到美国，试图说服国会签署国际联盟条约时，遇到了极为激烈的反抗。威尔逊并没有坐下来和反对者谈判，而是马上到全国各地发表巡回演讲，谴责反对者，呼吁大家支持他。他明知道巴黎和约漏洞百出，但仍然要把它称为“蒙了神恩的伟业”。但是，他的努力适得其反。正如美国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的，威尔逊“不编造些侮辱性的短语来描绘他的反对者，就解释不了什么是国联。”

威尔逊忍着病痛，乘坐总统专列离开华盛顿，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演讲、跟成千上万名群众握手。他在科罗拉多州就已经晕倒。到达堪萨斯州之后，他大脑血管破裂，患上了严重的脑溢血。他左边身体完全瘫痪，左眼失明，也听不清别人的讲话。等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威尔逊已经不能动弹了。参议院轻而易举地否决了国际联盟条约。威尔逊辛辛苦苦建立了国际联盟，美国根本就没有参加。

劳合·乔治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善于把各种政治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1919年4月，他在巴黎接到一封电报，370名议员联名上书，要求他回国报告巴黎和约的内容。劳合·乔治立刻赶回伦敦，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你们不能相信那些邪恶的疯子，要相信全世界的政治家。议会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等他回到巴黎，劳合·乔治得意地对下属说，我完全征服了议会，尽管我什么也没有跟他们讲巴黎和谈的内容。

如果只赔偿战争带来的物质损失，那么法国肯定在赔款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更高，英国主张，要把对平民带来的损失也算进去，比如对战争寡妇和孤儿的赔偿，这样一来，在德国赔偿的分配中，英国所占的比例就从20%提高到了28%。劳合·乔治提议，暂时不要在和约中规定德国赔款的具体金额。他知道，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再高的金额一样会受到公众的声讨。但公共舆论毫无定形，转瞬即逝，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把德国赔款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劳合·乔治是对的，英国人没过多久就不再关注巴黎和约了，他们转而去追捧一本9岁女孩写的错别字百出的幽默小说《年轻客人》（The Young Visiter）。

遗憾的是，德国人没有忘记，于是，恰如凯恩斯所预言的，不到30年，欧洲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地区的人民至今还没有忘记，1991年和1999年的巴尔干战争、伊拉克战争、库尔德人要求自治、希腊和土耳其的矛盾、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矛盾，全部都是从巴黎和约的瓶子中释放出来的魔鬼。

克里蒙梭曾说，“我不敢说会持续多少年，或许会持续几个世纪，刚刚开始的危机还会继续。是的，和约将会带给我们重负、烦恼、不幸和困难，而且将持续多年。”很不幸，被他说中了。（本文来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