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司局级公务员：月薪8000何谈体面 年收入应该30万

每一轮关于公务员薪酬的争论，都会出现“高薪养廉”的声音。专家指出，单纯“高薪”并不能“把腐败的心理转化为廉洁的心理”，养廉反腐，需要制度上的设计和监管的落实。

收入水平与廉洁指数有无必然联系？

谈及公务员工资调整，公务员内部及学界的都有“高薪养廉”的建议。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研究员胡仙芝认为，“高薪养廉”一词把“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其“廉洁水平”变成了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清廉指数与公务员工资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和反比关系。”胡仙芝指出，据某非政府组织公布的2012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显示，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前十名的新西兰、丹麦和芬兰(第1名)、瑞典(第4名)，新加坡(第5名)，及挪威(第7名)，其公务员工资基本上等于和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如新加坡在85%-88%，瑞典为96%，挪威为99%。

“一个廉政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其公务员工资水平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平均工资是基本保持平衡的。‘高薪养廉’的‘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对高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胡仙芝表示，人们看到新加坡公务员工资高，是跟我们国家相比的绝对值高，却没有跟新加坡整个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进行比较。”

同时，已有案例证明“高薪”未必“养廉”。据公开报道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徐敏杰今年因违规报销个人费用而落马，而即便是在该集团公司形势严峻、上市公司大幅亏损的2009年，他仍然拿着519万元的年薪。与之类似，广东省汕尾市原副市长马红妹连外出开会购买个人卫生用品也叮嘱随行人员开发票回去报销。

应该“高薪养廉”还是“足薪阻贪”？

“简单地把‘高薪’和‘养廉’直接划等号是不妥当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单纯“高薪”并不能“把腐败的心理转化为廉洁的心理”。“高薪养廉”实际上需要前提，就是有一个严格的监督体制、管理体系，进而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刘昕指出，在这种大背景下，“高薪”才会强化公务员保持廉洁的动力。

刘昕认为，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和建设，从理念到政策要有一套非常清晰的理念，“如果不能有效预防贪腐行为，不能持续提高行政效率，公众对公务员的负面情绪就很难消减，调整公务员工资就会有很大难度”。

“‘高薪养廉’基本上已是一个伪命题。我认为应该改成‘足薪阻贪’。”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向记者表示，首先，需要强调一点，现在我国公务员的薪酬结构存在不合理。国际上公务员薪酬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是一个“倒金字塔型”薪酬结构。基本工资占主要构成比，而津补贴是小头。而中国目前却呈相反结构。这就造成一些有权力寻租空间的部门会变相为自己增加津补贴的收入，还会造成公务员退休后因津补贴消失造成收入骤减。高波认为，“从贪腐的角度来讲，这会造成公务员有一种‘捞现’的行为”。

公务员收入多少才算“足薪”

记者对话各地公务员，试图了解他们对“足薪”的看法。安徽省某市公务员李明很认可“足薪”这个说法，“我从来没奢望过啥‘高薪’，我的工作也确实没啥难度，但是得让我能养家糊口。”

刘天是河北省南部某贫困县公务员。他告诉记者，目前他工资是2000出头，节俭的他觉得“还是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现在还是和父母挤在一起住，想到未来娶妻生子，刘天觉得“每个月至少4000块钱左右才是足薪”。“我就是个小科员，大贪大腐距离我太遥远了。但是将来为了生活，有油水可捞的时候，我不敢保证不动心。”

在某中央机关任职的张博表示，升到司长的人，管理能力、工作经验相对丰富，一点都不比大型企业的管理层差。可他们的月薪是8000左右。在北京这种城市，如果没有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这点钱何谈维持体面的生活。如果是在实权岗位，手里掌控着不少项目、资金，难保“不伸手”。谈及“足薪”，张博的心理预期是“司局级的年收入应该在30万左右”。

“香港特区一个级别相当于内地司局级的公务员，年薪要远高过内地。但内地有现实情况，都搞成这么高并不现实。”高波强调，但“足薪”是可以做到而且需要做到的，要让公务员能够较为体面地维持基本生活，否则就难以遏制贪污腐败行为和收受灰色收入行为。

“美国的法官，倘若因为腐败问题而被查处，除了失去公职外，退休收入还要被剥夺。”高波借上述例子来说明，在公务员薪酬结构的制度设计、结构设计还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平衡，即权利和义务要对等，得和失的风险获益要平衡。（文中涉及公务员均为化名）

编后语：美国2010年曾冻结约3000名政府公务员开支，以“更负责任地支配税收收入”；希腊2013年通过一项议案，让数千名公务员丢了工作，还停发了另外2.5万名公务员的薪水……在并不总是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和总是持续加重的公共财政负担之间，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各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如何更多体现灵活性？我们可以从中有何借鉴？请关注下期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