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腐败学”研究者执掌央行研究

广东金融学院原院长陆磊出任央行研究局局长，他认为担任该职位应“大度包容”。图/CFP

9月1日，广东金融学院原院长、新京报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陆磊正式接替纪志宏任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11年前从央行研究局离开，陆磊先后在金融机构、高校闯荡。11年后回归，44岁的他成为央行研究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局长。

他写文章一写完就封笔，不修改，不看第二遍。“深思熟虑后就立即干，做有把握的事情，容不得自己拖拉。”干脆利落，这是他的风格。

他敬仰深入一线实地调研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也欣赏樊纲的敏锐、担当和勇气，自己也坚守着“人可以没有建树，但是不能为了钱去瞎说”。

重返央行，从广东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变身为央行最年轻的研究局局长，陆磊一直未正面回应。但在前不久，陆磊曾公开谈论过他对央行研究局局长这一职位的理解：“理想中的央行研究局局长应该‘大度包容’，不要总想着自己做学问，而是要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学薛暮桥实地调查经济

陆磊钦佩薛暮桥拎着菜篮子上街了解物价，认为近年的经济学者在论坛见得多，西服革履与投行打交道的多，深入田间地头的少。

今年2月，市场就已传闻陆磊将调任央行研究局任局长一职，当时新京报记者向其发短信求证，他回称“传闻而已！”

7个月后，消息做实。9月1日，陆磊正式接替纪志宏任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这一次，陆磊没有回复记者的采访请求。

陆磊是新京报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年度经济学人（2013年）。2012年10月，新京报记者曾在北京采访陆磊。

身材清瘦，语速快，爱提问，这是初见陆磊的印象。

陆磊思路清晰，对记者的提问，立马能分析出一二三点。他还喜欢打比方，也许是多年当老师的习惯使然，他能用最简单的表述解释复杂的金融原理。

思考时陆磊爱抽两口烟，在点燃手中烟之前，陆磊问记者：“你介意吗？”

陆磊成名于2005年。此前他在央行研究局担任研究员期间，与时任研究局局长谢平合作，完成《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体制、行为与机制分析》，获第十一届（2004-2005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那一年，陆磊35岁，是最年轻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这篇论文以2002-2003年间对全国29个城市5大类人群的6000份问卷调研为基础，收集了关于金融业运行中的腐败行为及其金融、经济后果的大量数据，编制了相关的金融腐败指数。

为了掌握第一手研究资料，陆磊跑遍全国11个省29个地级市的几十个基层单位，北到黑河、盘锦，西到四川、新疆，南到深圳、茂名。

这或许是受到了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影响。

陆磊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在老一辈经济学家里，最钦佩的是薛暮桥，一个多年流传的故事是，薛了解物价必须拎着菜篮子上街。特别是近年的经济学者在论坛见得多，西服革履与投行打交道的多，深入田间地头的少。

陆磊举例说，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有多少人去看过大学生就业签约和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状态？好像文学家比经济学者知道得都多一些。

“诱惑多了心收不回来”

陆磊说，绝不参加任何商业性论坛，给钱的绝不参加，只给政府部门谈观点，给高校的讲坛讲课。讲多了就受到诱惑，诱惑多了心就收不回来了。

陆磊是国内经济学界为数不多没有“身价”的学者。

“因为媒体露面的事情都是应急的事情，我绝不参加任何商业性论坛，给钱的绝不参加，我只给政府部门谈观点，给高校的讲坛讲课。”陆磊说，“讲多了就受到诱惑，诱惑多了心就收不回来了。”

陆磊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人可以没有建树，可以对这个问题没有看法，但是不能为了钱去瞎说。

在陆磊获孙冶方奖之后，其家乡的《常州日报》曾对其进行了报道。

陆磊年少才高，中学时的作文，常以知识面宽和思想有深度受到老师夸奖。1985年，15岁的陆磊去北京旅游，临行挥就一幅充满了少年情怀和书生意气的词作：“迷蒙烟雨笼江南，春意阑珊，青山碧水潺，一叶扁舟轻帆远，迎浪暂泊北固山，独立山头望东南，远瞩高瞻离乡别泪弹，扬子入海不复返，此去燕京何时还。”

4年之后，陆磊以江苏文科第三名考取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在北京一待就是17年。7年求学，10年工作。

大学期间，他就出版了好几本经济学著作，成绩优异，毕业时被评为北京市高校优秀毕业生，保研，工作，一切都非常顺利。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是个活跃分子，参加社团活动。研究生毕业后，陆磊在央行政策研究室经济金融处、研究局国际金融处工作，后来成为国务院国有银行改革专题小组、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专题小组、央行监管体制改革专题小组的办公室成员。

1999-2000年，陆磊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学者公派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获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央行研究局工作期间，陆磊认识了夏斌、谢平等中国经济界的名人。

“很有见解的青年经济学者。”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夏斌如此评价陆磊。夏斌也是新京报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评委。

我绝不参加任何商业性论坛，给钱的绝不参加，我只给政府部门谈观点，给高校的讲坛讲课……人可以没有建树，可以对这个问题没有看法，但是不能为了钱去瞎说。——陆磊

当校长不放弃教学

“（校长）放弃了教学和科研，势必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可能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没有思想的管理者。”陆磊说。

2003年离开央行，陆磊选择了南下，在招商银行研究部工作了两年，陆磊觉得他更喜欢做纯研究，于是来到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当教授。

“中山大学在金融学科还比较薄弱，我觉得很寂寞，于是到了人民银行下属的广东金融学院。”陆磊对新京报记者说。

在广东金融学院，陆磊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所所长、院长助理、副院长到代院长，一路走来，只用了3年，他便成为广东高校里面最年轻的校长，连他自己都觉得太快了。

“高校校长给人感觉是仙风道骨、鹤发童颜，但我不是。”陆磊说。他也谈及提升这么快有运气成分，“在广东和学校都缺少学科代言人，金融学的学科中心还是在北京上海。”

成为高校管理者之后，陆磊依然坚持学术研究。

在广东的这些年，他做了不少基层金融的观察和研究，涉及民间融资、农村金融、互联网金融等多方面，在多家期刊、媒体发表学术论文和专栏。熟悉他的人提到，他对城镇化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及农村金融问题，都有自己完整的想法。

这些年，陆磊一直坚持站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陆磊反对高校校长走下讲台，成为专职管理者的职业化做法。“放弃了教学和科研，势必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可能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没有思想的管理者。”陆磊曾对新京报记者说。

当局长应该“大度包容”

陆磊认为，理想中的央行研究局局长应该“大度包容”，不要总想着自己做学问，而是要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这位年轻的院长在教学上也独具风格。

陆磊上课从不点名。他对学生们的“忠告”是：“我这门课你们觉得有用就来听，没用就不要来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来听是你们的损失。”

在广东金融学院的贴吧里，该校一位学生说道，上陆磊的课，常常是座无虚席，有时候还得早早去占位，因为低年级或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争着抢位去听。

有一次，几个学生在课后跑去讲台问他：“老师，你认为当前的股票会涨还是会跌？”他没有做正面的回答。“我不太喜欢回答是或不是这样的问题，这相当于禁锢了学生的思想。我教给他们知识，他就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要迷信权威。”

“我希望能够教会学生一种思考问题的本领，如果可以影响到他们，哪怕是其中一小部分人，我也满足了。”身为教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成为他最大的期望。

虽然陆磊到任央行研究局局长后未接受任何采访，但在今年7月时他说道，理想中的央行研究局局长应该“大度包容”，不要总想着自己做学问，而是要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 观点回放

“行政权不能被交易”

陆磊2012年接受新京报专访，称行政权力被市场化，是改革必须考量的问题

2012年10月，作为新京报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候选对象，时任广东金融学院院长的陆磊接受了新京报专访，以下对话系此次专访节选。如今看来，陆磊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依然超前，见解独到。

问题在“泛市场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当前（2012年10月前后）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陆磊：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的问题，现在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泛市场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市场机制的问题，是很多应该靠另外一种约束机制来管理的东西，都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进行交易了。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不够市场化，在于行政管制太多，我认为错了，我个人以为中国的问题是行政权力都能被交易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泛市场化”。

新京报：是不是说该市场的没市场化？

陆磊：恰恰相反，我们该市场化的都已经市场化了，问题在于——不应该被市场化的也被市场化了。有一些行政权力，通过寻租方式将权力市场化了，这就是泛市场化。泛市场化问题是现在不能不考量的问题，未来的改革方向也基于此。所以我不认为，继续推动市场化是我们的改革方向，虽然这种观点往往占据着道德高地。

一些行政机构由于拥有某种审批权，其门口往往门庭若市，那么我们应该问——审批权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市场化了？

新京报：如果说市场化过度了，怎么去理解目前在金融、能源等诸多领域的设限？

陆磊：这是在市场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由完全竞争向垄断演进的过程；而另外一些则带有由原有体制带来的继承性垄断。

我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市场是一种天然力量，自发会形成并渗透到它该去和不该去的所有地方；第二，行政权客观存在，即使从古至今都不乏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但人类文明史还没有解决行政权力的替代者问题；第三，既然行政权是存在的，那么不是不切实际地限制其发挥作用，而是限制其被过度市场化——它不能被交易。

商业、行政体系须隔离

新京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行政权力逐步放松，就容易形成灰色交易地带，形成泛市场化，这是必然的过程吧？

陆磊：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不完全是，这跟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关联度并不是非常大。准确地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

其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如何成立的？就是因为当时香港警察、公务员问题突出，跟现在的内地一模一样。

泛市场化的现状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触发了很多政府与社会的矛盾。

我们看看几乎每个贪官的忏悔史都是一开始想做个清正廉明的官员，再过几年没有加强思想观的改造就误入歧途，一开始很胆小，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为什么我们这些很有理想的官员逐渐变成这样？因为他置身于市场当中，置身于商业体系当中，而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当中。

所以商业体系和行政体系必须隔离，就这么简单。

最期待收入分配改革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陆磊：收入分配改革是个伟大的改革，主旨是减税松绑，这就会使政府部门减少自身收入来源，老百姓获得更多的收入。

但收入分配改革有个更加凶险的问题，多收企业家的税，政府收入不改变，再投入医保教育，这样会出现移民效应，或者出现产业空心化效应。我认为，首先要遏制支出，政府别干那么多事。这是我最期待的改革，但也怕出现风险。

苏曼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