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金融变革与中国国运

10月12日，少儿图书馆，雪珥演讲《钱途与前途：近代金融变革与国运》。南都记者徐文阁摄

嘉宾简历

雪珥原名蒋文胜，浙江人，做过公务员、记者、律师，后下海经商，移民澳大利亚；致力于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改革史；兼任文化部恭王府近代改革史研究室主任；著有《大东亚的沉没》、《李鸿章政改笔记》等书。

乾隆稳定边疆政策中金融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衰败，绝大部分原因不在于腐朽、反动的统治者，而在于整体技术方面的缺失，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还包括国家治理方面的技术。其中，近代金融的一些变革，既对当时国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后来走向衰败产生很大影响。

清乾隆中期，金融改革对中国的稳定，尤其在收复南疆和打败西藏的入侵者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759年兆惠将军即将收复新疆，1793年福康安在西藏基本把入侵的廓尔喀(今尼泊尔)人歼灭，两场大战快结束时，两位前敌统帅给皇帝送的报告差不多有1万字，一半以上谈的都是货币政策，都要求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发行新货币，认为货币政策在之前的乱局中是重要因素。

乾隆中期之前，中国一直是白银流入大国。据学者弗兰克统计，有9万吨白银从明代一直在流入中国。有学者认为流入白银数额更高，西方国家到美洲殖民后，开采大量白银，很多都流入中国。当时印度跟中国做生意，拉出去的是茶叶、丝绸，运进来的是少量的英国工业品，大部分船经常装的都是白银。大量外贸顺差未必对老百姓是好事。乾隆时期中国物价翻了4倍，米价最高翻了8倍。

当时的新疆和西藏与全国外贸格局相反。一是因为幅员辽阔，跟内地经济互动不密切，其本身生产力水平较低，大量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口，只能付出白银。后来因为战争，军需为主的投资注入，让当地物价上涨，导致白银进入周边邦国。

南疆地区的问题是经常被准噶尔势力盘踞，导致清政府无法行使包括货币在内的主权。

西藏的问题是清政府虽有主权，但长期没有铸币工业。整个青藏高原上当时只有加德满都有一家铸币厂，长期以来西藏地区是把银子送到加德满都换银元。看起来是等重兑换，但铸造银元会加入其他金属，尼泊尔当时获取了一定的铸币收益，不超过10%，还可以承受。但随着尼泊尔被廓尔喀部落统一，铸币有时杂质超过50%，尼泊尔就禁止在国内用，但要用到西藏去。此外，廓尔喀统一尼泊尔后，铸币印的是国王头像。因为这两个原因，西藏地区就禁止使用尼泊尔银币，随后尼泊尔发动战争，但尼泊尔低估了乾隆的决心。

在新疆，乾隆决定实行一疆两币。在北疆地区用内地的制钱，在刚收复的南疆地区使用新币，因此使整个新疆出现了两个货币区，这与当时政治上的一疆三治有相似的地方。当时在北疆实行的是郡县制，吐鲁番、哈密实行札萨克制度，南疆实行的是伯克制度。

这个时候战争还没打完，兆惠马上要发行货币，就把军中铸炮用的7000多斤铜直接拿来铸造钱币。为加快发行新币，清政府提出实行1：2的老币换新币，这个回收不光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宣誓主权，也是为什么南疆地区在经历惨烈的战争被收复后可以迅速稳定下来的原因。南疆实行单独货币，相当于建立了一个货币特区，有效保护了当地经济，还有就是减缓了清政府财政的负担。

在西藏地区，战争进行过程中福康安就提出要解决货币问题。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在西藏建了一个铸币厂，开始全面铸造自己的货币。乾隆在福康安的奏折上批了一句话，就是中外一统，同轨同文，官铸制钱，通行无滞。

西方汉学家们对当时清政府的这些作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清王朝随着在中亚霸权主义的建立而带来的贸易扩张，把新疆和西藏引入了国际贸易范围。

银本位和跨国高利贷如何冲击经济

再说跨国高利贷。在整个清代，除前期打仗很短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既不闭关也不锁国，否则怎么解释巨额对外贸易？中国长期是白银的主要流入国，因此出现了一个技术上严重的问题——— 世界最大的外贸体需要相应的金融体系支撑。

广东的行商们要满足进出口需求，就要大量动用资金，但中国当时的融资平台、融资渠道不健全，是原始的。当时在中国的融资成本，便宜的是2分利(20%)，贵的是6分利(60%)。为了解决巨额资金缺口，商人只有不断借高利贷，西方有便宜的资金，很自然就进来了。

第二，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大的贸易，小的贸易给了散商，以印度人为主。大生意不让他们做，小生意中国没需求，后来他们就做鸦片。但在这之前他们做什么？做资金，这个是东印度公司不做的，清政府对这个不收税。那时候没有资本所得税，你借100万过来，第二年带着200万走人，不征税，所以印度人开始大量把西方资金带到中国，形成了热钱涌入。

第三，中国商人缺资金，为了做生意，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明知道这笔生意要亏，但不可以不做，怎么办？茶叶你拿走，我便宜一点卖给你，款明年再给我。或者是我缺资金，你先把货预付给我，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的商品被贱卖。虽然行商之间有决定要统一价格，但是没做到。为了使成本降下来，就掺假，往茶叶里掺树叶。英国第一部卫生法，是当时各国通过的第一部卫生法，就是针对中国茶叶掺了很多树叶。中国茶叶的质量、丝绸的质量大幅下降。这些因素都造成清朝外贸成了一个畸形体系。

中国的货币是双币制，白银和铜。白银有两大问题，一是银本位。世界主要国家从1816年英国开始使用金本位，因为银量太大，尤其是发现美洲后，银作为通货的价值不断下跌。

从1873年金融危机开始，全国银价下跌，给中国带来三大经济压力。1.白银大贬值，40年之间跌掉2/3。2.外商定价权。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人对茶叶、丝绸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还没有丢，中国人的定价权到苏伊士运河开通才被破坏，因为苏伊士运河刺激，蒸汽轮普及，对中国库存产品需求量减少一半以上。3.中国产品的质量。中国到19世纪80年代开始丢失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最后一点经济优势丧失了。

银本位和金本位造成的困难反映在借款和赔款。无论借款还是赔款，借银还银就没问题，但是后来变了。伤害最大的是庚子赔款，清政府向外国赔4亿两白银，原定赔银子，过了几年老外觉得不对，必须修改，按照1900年的汇率赔黄金，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白银贬值的亏损算在清政府头上，汇率亏损一年多出1100万两白银，清政府财政因此失控。

白银还有一个问题，成色不一样，不方便使用，铜钱也面临成色问题，这就导致货币对商品流通起了阻碍作用。清代开始改革后，先试图铸造银币，铸币利益大银元有2%，小的有10%，但是没有中央银行统一管理，各省自行其是，导致成色又不一样。

义和团运动后，袁世凯收复了天津，之后经济已无法运行，缺少货币，白银全被搜刮走了。袁世凯第一件事就是从废墟里挖出铸币机铸造铜元，使大家有统一的货币在用。地方政府发现这是个财源，铸造1枚铜元，原来是当10个用，但铸造1个只需熔化4枚原来的钱就可以得到1枚新钱，使地方政府获得了高达63%的铸币收益，于是各地都打报告，造成全国开始大规模铸币，导致铜元从1905-1910年贬值高达80%，这对老百姓、弱势群体影响最大，他们用的是铜元，富裕家庭、官员收入高，用的大量是白银。

任何的变革到最后，尤其是历史调整比较大的，一浪浪传递下来，一定是底层承受最大的成本。铜元危机看起来是货币危机，实际是政治危机。清政府从打太平天国后就不断失控，军权、财权都下放了，但收不回来。打太平天国时下放增税权，地方政府可在各地设官场，征收1%，叫过路费，这是一个临时措施，战争结束没办法废，形成一种依赖。但外资企业是不用交，中国人的货要过很多关卡，税要交，外资企业税都免了，只交2.5%的子口税，产品在中国境内就可以自由流通，导致当时大量中国资本参与到外资企业。

权利和资本结合下民营企业的异化

资本和权利的关系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为了救亡图存，人为加速的。那时候搞改革，看到了要商业救国，但中国缺乏资金，各方面技术条件欠缺，资本主义起步是靠政府扶持出来的。大量的企业看起来是民营，实际上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政府直接投资，或者政府给你担保让你借钱。

清朝时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非常支持，没有政府的扶持，工业起步不可能。哪怕政府投了那么多钱，有一条牢牢地抓住——— 政府的钱不作为股本，只作为借款给企业，无息和低息。股份是给企业家的，所以政府派人在里面监管非常正常，至于怎么监管那是另外一回事。

怎么看政府这笔钱的性质？我觉得更确切的定位是收益性债券，或者叫股份式债券。政府发行了一笔债券给企业，这笔债券在企业里是有收益，但是政府应该收多少没有明确说，导致规则没有健全，所以一方面大力扶持企业，一方面又叫企业捐款。

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也是靠政府扶持，但日本政府定了规则，监督什么，管到什么地步，把权利和资本的界限划清了。中国没有，就造成大家掰手腕。

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权力的资本化，把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要素投入进来。当时大量商办资金来自政府投资，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另外就是纯民营企业。在1904年前，“混合所有制”占上风，政府投资是每年新增投资的主力。

1904年，纯民营企业才超过“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数字有水分。1903-1904年后，就是义和团战争后，清政府大力发动官办企业改制，大量改为私营企业，主要是前政府官员得到这些股权。从1903年后的晚清新政，中国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资本权力化，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将近40年改革中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继续改革之下变成了民营企业。

资本权力化体现在什么地方？当时政府资助的产业是铁路基建，企业还是没钱，政府又不投，怎么办？政府给你政策。各省组建一个铁路公司，政府给你强制增收资本金政策，叫以租为股，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是最大的，强行向老百姓摊派资本金，公权力让给了私营企业，这是晚清最后10年大规模扶持私营企业最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1910年实行铁路国有化是全民拥护。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变态的民营企业，不是现在这种民营企业，是拿到公权力的民营企业。原来政府还可以监管它，现在成了民营企业，体制内的反腐程序管不了。铁路原来在国有体制下是有产权的，私有化之后，腐败问题解决不了，企业和所谓的股东之间产生了冲突以后，政府已没有足够调控能力，这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冲突。

尤其是四川铁路公司，讲起来是民营企业，7000万老百姓是股东，但股东是被迫当的，脱离了股东的监管，用当时户部的话说“叫协官以欺商，协商以蒙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坚决认为在政治权利制衡达到一定程度之前，任何对国资产的私有化都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另外，任何对大规模集资的酷爱都将是一场灾难。(本文为嘉宾2014年10月12日演讲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