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可通过改革延长红利 提高长期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在“2014凤凰财经峰会”发表演讲

凤凰财经讯2014年11月18-19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2014凤凰财经峰会”在京举行。本届财经峰会就中国的经济改革、法治建设、国际竞争及全球治理议题进行讨论，以认识新经济的本质，推动新秩序的建立。

19日上午，在“新常态下寻求真实增长”的论坛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称，我们人口增长红利已经结束了，我们判断“十二五”时期中国潜在增长率是7.6%，“十三五”时期会进一步下降到6.2%，我们可以寻找在新常态下的真实增长，也是可以通过改革获得红利，提高我们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

同时，蔡昉对于新常态做了解释，他认为，新常态首先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归纳现在看到的文献和人们习惯的思维，大概有这么几种判断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个是传统的外推法，外推法就是根据过去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推论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看上去人们很少有人用纯粹的外推法来推未来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广泛存在的。很自然，他没有假设中国经历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巨大的变化，事实上我们有这个变化。所以，这种思路不太可靠。

第二种，现在也比较流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叫趋同法，趋同论，假设我们是一个发展特定阶段中的经济体，因此我们很自然会和历史上特定时期的其他的发展经济体同样收入水平相比较，按照这个我们可能处在比如说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当年的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而相应的这些经济体在他们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以后，他们可能继续保持了20年的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得出结论说我们还可以保持这样的速度。

但是问题在于这一种方式只把人均GDP当做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唯一标准，而蔡昉个人认为后起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在赶超经济体的时候，它的后发优势其实更多体现在人口红利上。因此，当你把中国的人口转变的特定的转折点和其他的经济体做比较的时候，你就不会得出是人家的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了，要大大靠后。比如当前中国人口转变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目前出现的这种状况相当于日本的1990年，相当于韩国其实就是今天，韩国的人口转变跟我们几乎是同步的。所以，你就不可能再看韩国70年代以后还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去比较。

当然现在还有一种比较方法叫中断法，在某个特定的发展水平上，比如按购买力平价17000美元，到了这儿的时候你不知什么原因就中断了你的高速经济增长。当然各国有各国的特殊原因，由于它没有能够具体到每一个国家面临的减速因素的话，所以，它除了给我们一个统计规律之外，它不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事情。

最近又有一个我把它叫做趋中法，趋中率，也可以说回归到均值的一种方法，一个非常规的经济表现终究要回到一个平均值上，而这个平均值是一个世界的平均值，很自然判断中国经济回到世界的平均值那就只有3%的增长速度了，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告诉我们每个国家特定要减速的特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