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农村小孩上名校概率低

凤凰财经讯  11月26日，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在新京报举办的“对话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表示，今天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劳动力资本出了问题——过去中国家庭大量投资子女教育的情况不复存在了，因为那时候的教育“高回报率”已经今非昔比。

“农村的小朋友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还是个二本三本，现在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农村的小孩上北大清华的概率越来越低。上大学学费一看一年一两万，所以他上学就是家庭举债，毕业之时就是家产的破产之时，他们投资于子女教育的几率越来越低。”张明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低收入阶层不愿意把钱投入在子女教育，人力资本下一步就会出问题。

以下是张明发言实录：

张明：非常荣幸，能够再有机会跟夏老师、跟贾老师，还有赵老师一块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学习研究经济学对我最大的受益就是可以帮你系统地思考，我大概花十分钟的时间，带大家看一下我自己是怎么思考的。

首先我觉得三架马车消费和投资和进出口是研究短期波动的一个好的框架，但是它不是一个研究中长期的一个好的框架，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左边是经济增长率，右边有三个变量，第一个是劳动力，第二个是资本，我们也可以分解成资本的资金的来源和资本的投资效率，最后一个叫全要素生产率，它是指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之外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一般来讲有两块很重要，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技术。

下面我花更多的时间，大概5分钟的时间把它讲一讲为什么中国经济到了今天增长乏力，为什么我们认为，没有大的结构性改革，经济一定会下台阶呢。

我们先看劳动力，从劳动力来讲，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速增长，有两个人口红利，指的过去三十年我们劳动人口占比上行，会带来更高的储蓄，会带来更高的投资，也有很强大的消费。这个可能大家知道出了问题，计划经济是把双刃剑。我们的人口红利是过去的一二十年我们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给中国每年制造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在我们进入WTO人口红利二密不可分，现在你去一个农村，能够出来的已经出来了，最典型的验证市场供求比例失衡发生转变的标志就是农民工的工资——97年到2007年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基本上没有变化，08年到现在的差不多七八年间，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大概在15%到20%以上。

决定质量的人力资本，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与我们的人力资本积累密不可分，中国人家庭有没有钱，都喜欢把很大一笔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特别是对于我们低收入阶层来讲，在八九十年代，一个农村的小孩通过自己的努力上了一个大学，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到一个工作，改变了全家的命运。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梦的中心，不管什么阶层，都愿意大量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核心是因为子女的教育回报率很高。现在大家知道出了问题，我们还是以农村的小朋友为例，农村的小朋友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还是个二本三本，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农村的小孩上北大清华的概率越来越低。上大学学费一看一年一两万，所以他上学就是家庭举债，毕业之时就是家产的破产之时，他们投资于子女教育的几率越来越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低收入阶层不愿意把钱投入在子女教育，人力资本下一步就会出问题。劳动力的数量整个都出了问题。

我们再来看资本，资本第一个是资金的可得性，中国过去三十年高投资，没有向国外借钱，因为我们的高储蓄大于高投资，我们有资金富余，但是随着讲的第一个问题，人口红利，随着老年人占比的上行，储蓄率资金来源未来不一定能支撑你更大的投资，意味着你要再投资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举债，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换句话说，我认为中长期的实际利率一定会上行，企业的投资成本中长期来看一定会上行。

第二个问题投资的效率，过去三十年高投资带来高增长，主要的问题高投资形成高产能，高产能碰到了高需求，中国经济增速很好，国内需求高涨，高产能形成的是高利率。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的四五年，金融危机爆发，外需萎缩，国内增速下降，再和高产能一匹配，庞大的过剩产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几乎所有产业都谈到了，中国的过剩产能至少在40%以上。   

基础设施行业同样有过剩产能，大家看一下在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利用率非常低，贷款利息都很难还，不要说成本了。成本出了问题。   

最后，要素和技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与我们的技术进步很快密切相关，我们有一个技术的后发优势，当你技术和全球的技术多很多的时候，你可以通过简单的拷贝复制、引进，就可以提高技术水平，而且当你很弱小的时候，胎儿的时候就说你用吧，你对我没有挑战的，不管你。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出了问题，随着中国成了全球老二，你本身的全球水平差距越来越小，知识产权的问题开始来了，现在你再想从国外去引进就很难了，你要自己创新，自己创新又面临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合理竞争的问题，人力资本放缓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制度，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与我们差不多每个十年有一个大的创新有关系，80年代，责任制改革，90年代是一系列的改革，97、98年左右，从分税制到房地产市场，到国企的改制分流，最后终结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但是过去的这十年，重要性上列出一个和前面我提到的改革相匹配的改革，没有。所以说如果没有一次莫大的制度创新能够帮你提振全球市场。   

这就是我列出的问题，路在何方？增长点在哪儿？要缓解劳动力数量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要取消。这还不行，为什么呢？计划生育政策取消，先是儿童的比例上升，会导致劳动人口占比进一步加速下降，过了二三十年之后情况会好转，这是第一。   

第二，你要让农民工真的挣钱，我的一个朋友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做了一个研究，现在农民工在城市的真实消费是很低的，他说只要你给农民工一个真正的城镇户口，给他教育、医疗、养老的服务均等化，一个农民工的平均消费能够提高40%，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必须要加快。意味着你要提高低收入阶层未来教育的投资回报率，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正在逐渐地下降，你要打破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板结化的情况，要给草根阶层实现跃升的空间。   

投资，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的下降是不可避免，未来钱会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对投资来讲，对中长期来讲，利率上升不可避免。我们既可继续扩大投资，我们的蓝海在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有很大的投资机会，服务业要投资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但凡是高利润的服务业部门都被国有企业垄断着，所以说要扩大服务业投资，必须打破国企的垄断。   

然后，技术和资本，技术我讲过了，你要提高国内的自主创新的步伐，知识产权的保护要加强，过去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现在成了我们的一个短版，国内的教育体制要改革，人力资本的基本速度要上升。   

最后一个是制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新一届政府，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抱有很多期望的原因，因为决定里边有很多的蓝图，如果真的推行，它的重要性和十年一次改革的重要性相匹配，我们不知道是国企的改革，还是土地改革？还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我觉得新一届政府迄今为止还没有把重心放到行政改革上来，如果说明年以来，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保增长的压力进一步上升的时候，恐怕新的政府会对经济改革调整权重。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