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证明珠：写给30载“中国公司元年”纪

说董明珠是一个明星企业家一点不过份。女企业家、 10亿赌局、空调女皇、1400亿年销售额，种种话题光环的包围下，让四面八方的媒体趋之若鹜地来到位于珠海的格力总部，并反复提及着那些连采访者自己都味同嚼蜡的问题。而吸引我到此的终极追问是，在中国国有企业喊出改革初声的三十余年后，董明珠和她的格力电器，缘何能通过相对平静，甚至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产权改制过程，依旧如此坚实的活着，而且存在的如此体面。

在我看来，董明珠最大的价值，并非她引以为豪的“空调全球领军者”或是她始终标榜的领先技术和巨大商业回报。而是作为国家商业命运轮转的见证者与改革火线的参与者，作为屈指可数直到今日仍能完整延续个体故事的人，她孤证着一个时代的激情、荒诞和对错。

董明珠被称为传奇的商业人生一直与格力的命运绑定在一起。格力这个1989年以海利为名，发轫于特区珠海的一个集体所有制小厂，到今日已经是个一百多万平米总部的恢弘厂区。就像董明珠传递给它的气质，利落，专注，有生机。这里年轻人居多，整齐划一的穿着工作装，难得的是，你依然可以发现一周六个工作日的制造业辛劳没有榨干他们脸上的灵气。但看得出他们很忌惮董明珠。

强势的性格给董明珠在管理和谈判上提供了许多保障，而这也被批评者视作专制与一意孤行的证据。依照常理，类似的性格容易激化矛盾也容易制造分歧，而奇怪的是，在格力历经数次国企产权明晰与股权分制的改革中，董明珠的强势性格似乎没有对此造成负面困扰，反而在国资控股的格力集团和格力电器之间一段“父子之争”中，让纠纷顺利解决，董明珠在内的格力电器管理层得以摆脱经济问题调查，而完整保留。

同样是经营高手且性格果敢的健力宝之父李经纬，一手培育起健力宝品牌，曾创造巨大的商业与社会价值。而作为国企，健力宝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产权明晰化的思路分歧下加速走向了衰败，作为国资代表的地方政府一度宁愿将健力宝低价卖给素不相识的投资者，也不愿多与李经纬的经营团队展开哪怕一丝议价的可能。最后李经纬因“转移国有资产”被捕。至今，当搜索李经纬这三个字时，都会随之引申出相关搜索的结果“李经纬得罪了谁？”

还有当年那个在工棚里用锤子敲出第一台容声冰箱的潘宁。珠江冰箱厂尽管由潘宁创办，但产权上属于镇政府。珠江厂日渐壮大，而经营团队则无任何股权，潘宁多次或明或暗地提出，希望镇政府能给予考虑，可是得到的答复都含糊其词。1994年，潘宁另辟蹊径，将企业变身为科龙集团。但这种“独立倾向”仍然没能摆脱镇政府的注意，直接导致了最后的黯然出局。或许也因此，董明珠在空调竞争中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在我看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及混合所有制的探索，最关键的因素在于经营者”董明珠给出对于自己的幸运给出了这个回答。在她眼里，很多国有企业不是做不好，而是经营者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个好人，似乎在一些国企领导层看来，比做个好经营者重要的多，也安全的多。当你采访董明珠时，你会发现，她的思维完全被线性约束在空调和格力的话题内，她很难会有思维跳跃和过多的发散。虽然我并不熟识她，但我相信任何力量都已无法改变她对于空调产品的专注，就像权力是男人的春药，经营格力的快感对董明珠来说，有过之无不及。

女人更多地是感性动物，得益于这种单纯的专注，同样是有成绩的经营者，董明珠性格和欲望上少了许多男性企业家身上容易出现的弱点，膨胀、占有欲、娇纵与政商关系的失足。“在那个时候，我的成绩有目共睹，只有我能让格力越来越好，他们不选我选谁？”谈起“格力父子之争”的回忆，董明珠非常自信。她认定企业经营者的格局和思想决定了一切，包括在国企改革成败与否也受益于此。而此时我反问，“但大多数的国企领导人是由组织来任命的”。董明珠稍有停顿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企业要用市场的标准来评价业绩和经营者的好坏”。董明珠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不是自己的钱，花着不心疼，国企怠惰的原因在此。是企业就要以市场为一切考核的标准，而非政府的评价准则。混合所有制实践中，引入积极的民资股东，在监督、决策、财务、战略、效率上推动国企改革。正如在“父子之争”中，格力的小股东关心管理层的走留问题一样，正如在一次会议上格力的“积极”股东将国资大股东空降的总裁踢出格力电器董事会一样。也正如一场广告招标中，董明珠让市政府推荐的广告公司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一样。

我们不能总试图等待一个情操上高尚纯正的“乔治华盛顿”来改变困局，而忽视对市场评价机制的尊重。作为经营者，董明珠的单纯极致可以让她改变所辖国企低效僵硬的面貌，她也可通过严苛的自我要求，达到作为国有企业经营者纯粹追求空调世界第一的价值终点。但她无法令期待所有人都像她一样，这是残酷的，也是危险的。

2006年在格力的内部晚会上，董明珠罕见献歌一曲《藏起想哭的心》。在我们交谈中，尽管她没直说，但我知道刚强如她者，在2005年，哭过。“男人就不脆弱吗？”她也反问我。2005年，格力陷入了一场被外资收购的漩涡之中，而这场风波的另两个主角是美国开利集团和地方国资代表方。

美国开利公司，全球最大暖通空调和冷冻设备供应商。那几年各地方政府“时髦”将中国资质最好的国有品牌企业拱手让予外人，而企业结局却未尽如人意。格力电器也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迎来开利公司的收购前尽职调查。直至此时，当时的珠海市政府才把相关收购方案透露给格力电器管理层，绝望可想而知。

“当时的董事长朱江洪都准备放弃了，他说算了，大不了我退休。但是我说不行，我绝对不是为了某个人的利益，我是真的为了这个企业考虑。我觉得我们绝不妥协，绝不能把格力卖掉。”说这段话时，你能够从董明珠深情上感受到那次风波对于她的洗礼。就像歌词里唱的“藏起想哭的心，装出无所谓的模样”。董明珠的抗争是，独自前往市里与省城同国资方和监管者交涉。最后广东省派出调查队伍，认定格力作为优质民族品牌，出卖外资的方案对提升其经营无实质促进作用，不予成立。而为了这个最终结果，董明珠放弃了某外资给她的开出的私下条件：如果她接受收购，好处是，8000万年薪。那一年是2005年。

董明珠很简单，至少相比她所身处的商业环境而言是这样。部分公权力作为大股东，把持国企控股者的话语权与所有者的监管权，有着对经营和决策浓厚的参与热情。而值得警惕的是，它决策的基础却不一定来自市场价值和单纯的商业诉求。

插个小故事，在我飞临珠海采访下飞机时，机场出口非常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副巨大的宣传画，上面写着“格力地产”。这个颠覆对董明珠专注性认知的画面令我印象深刻。而当我在采访中提出这个疑问时，董明珠依然说，格力电器不做房地产，就算做多元化也没有这个选项，它不对我产生诱惑。在之后的了解中我发现，真是误会她了。那个“格力地产”属于他们的国资大股东公司，格力集团。也符合逻辑，毕竟地方政府大多无力抵抗房地产的诱惑。

企业家与权力的边界一直作为热点在被探讨。周其仁在遇见企业家时，喜欢问两个问题，“你用在经营上的时间是多少？”，“你用在应酬政府关系上的时间是多少？”。同样的问题，我抛给了董明珠。她说，自己几乎不参与官员的应酬，她二十六年如一日，一周六天甚至七天工作，几乎用在经营业务上。“我的客户遍布全球，我的产品老百姓能享受好处。”他认为，格力不需要通过政商关系来发展，也不需要求任何人，只因有自己的核心科技。这或许也是董明珠始终对于技术研发不计成本投入的原因之一，她看准了核心竞争力给她带来的安全感，不论在商场上还是在政场上。

而我继续发问，“那是因为格力有今天的体量才敢这么说，而大多数民营企业却此道不通”。许多民营企业家脱胎于国企，原始积累与创业经历都依附于此。对于国企产权与改革的讨论，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身份认同与意义至关重要。包括混合所有制实践中，被作为积极股东的民资进入国企，要么因为股份太少而人微言轻，要么因为股份认购额限制，无法有效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其结果反而变成了扩大国有资本的支配范围，有违通过民资注入，提升国企活力的改革初衷。

“所以说我们要刻不容缓地推进法治，严格按照公司法办事，我们每个人要遵守大家共同约定的东西，然后去履行自己的行为。”董明珠说。她也看到民营经济的不易，但又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现在很多民企都在倒闭，董明珠谈到，一些做得好民营企业都不同程度有官商勾结的背景，但现在反腐时代的到来会改变这一局面。“现在好多人都在为过去买单，这会儿来不及了。”

落笔至此才突然发现，1984年“中国公司元年”至今，恰逢三十载。三十载风云变幻，大浪淘尽英雄，彼时呼风唤雨的执牛耳者，安在几何？接近董明珠的故事后，我发现，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将一个非理性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套用在她身上。绝不止因为她恰好是女性，她确有大幸运：一个改革时代赋予她的大幸运，一个浮躁年代凸显她专注的中幸运，和一个极致、强势、单纯性格赋予她的小幸运。稀缺品之所以珍贵，由于它往往很难被复制，董明珠一路走过的峥嵘时代也不太可能再被复盘。她的成功可能佐证着中国经济某个领域的突围希望。只渴望董氏不再成为中国国企改革史上的孤证，渴望有更多企业、经营者能够依靠进一步的涌现和继续的生存来多维证明中国国企改革的前景，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未来。

（作者为凤凰财经记者 李非凡）

《总裁在线》独家对话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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