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冬文：公益小贷的出路在于市场化

本报记者马广志北京报道

刘冬文，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1973年出生于湖南茶陵县，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1996年开始参与扶贫工作。从政府职员再到扶贫基金会，再到今天掌管中国最大的小额信贷社会企业，基本经历中国扶贫事业近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

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扶贫事业几经探索和创新，尤以1993年小额信贷机构出现之后的影响最为深远。而刘冬文是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历程中一位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从他的视角来重现中国金融扶贫事业和小额信贷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他关于中国金融扶贫事业发展的思路、走向与精神方面的认识，对于我们也颇有价值。过去的探索有助于未来的前进，我们希望能借刘冬文的视角，促使大家进一步思考中国金融扶贫事业和小额信贷的未来。

传统扶贫费力不讨好

《华夏时报》：以你对农村的了解，你如何看待这些年的扶贫工作？

刘冬文：在1996年到2002年期间，从政府到民间，对于扶贫工作有很高的热情，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去开展各种扶贫项目。但在扶贫过程中，我们发现，过去那种把钱白给贫困农户的做法不合适，所以就考虑把钱换成物，比如换成牛、羊送给农民，让农民发展种养殖业等创收性活动，以增加农民收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但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时候牛羊到不了穷人的手里，因为各种有关系的人或机构会把扶贫的钱或牛羊给拿走了。有的时候，即使牛羊等到了贫困农户的手中之后，牛羊养了没几天却死了。其中具体原因呢，有的说是政府送的牛羊体质不好，或者中途感染什么病了，养不活；也有的说牛羊掉下悬崖摔死了（其实就被农民吃掉了）。

《华夏时报》：这种扶贫只能是“授之以鱼”，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刘冬文：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和民间都在提倡一种“产业扶贫”模式，或者叫“公司加农户”模式，大家把许多扶贫资金都投到了企业项目上。结果发现，受益的往往是那些企业家，而真正的穷人却得不到扶持。

于是，我在参与扶贫工作六年之后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把扶贫资源用于真正的穷人身上，让穷人真正受益，并摆脱贫困。当时我正好读了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一本书——《发展即自由》，他是一位出生在印度的经济学家，曾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一个观点，是说一个穷人如果要脱贫的话，首先穷人自身要有发展能力，否则让他真正脱贫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让穷人的能力不断提升的话，所谓的扶贫也只能是“救济”而已。

除了能力之外，还要考虑发展环境。穷人的生存环境很重要，且不说我国西部地区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或者说不太适合大量的人居住。因为当地的生态承载量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再多的扶贫投入也难见成效。此外，如果穷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不稳定，比如说像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乱频发的国家，你怎么去投入扶贫也是没有用的。

还有就是发展机会。如果穷人有发展能力，社会也比较稳定，他们只是缺乏一些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在这个时候扶贫项目的介入才会有成效。

“立志于成立

中国的乡村银行”

《华夏时报》：有那么多的苦恼，做公务员又是很多人的梦想。你为什么选择了离开？

刘冬文：当时我的确是做过许多的思想斗争的。但最后思考的结果就是，留在政府的话无非是走仕途,但是我真的想为贫困地区做点实事，同时我也真的想去找到一种方法或者一种途径来“扶真贫，真扶贫”。

《华夏时报》：思考的结果就是做小额信贷。

刘冬文：对。我发现我国的穷人主要分布在农村。相对城市人口来说，农民虽然有土地，有劳动力，也有发展意愿，但是缺少发展机会，缺少市场信息，更缺少资金支持。

正好，当时我接触到了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教授开创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当时就感觉这是一种很不错的扶贫方式。在了解了国际上的一些小额信贷理念和实践后，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去做小额信贷项目。

《华夏时报》：中国最早的小额信贷机构是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扶贫社”，后来小额贷款机构一度得到迅速发展，那目前是一种什么状况？

刘冬文：当时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小额信贷事业已经发展得非常成功，但在中国却还没有真正做起来。从1993年到2002年，中国最多的时候有300多家小额信贷机构。但随后有不少机构逐渐关闭或结束业务。于是整个扶贫小额信贷行业就慢慢地开始萎缩了，社会上也没有太多的人去提小额信贷了。你也许会说，现在中国的小额信贷行业很火啊！因为目前中国有将近9000家小贷公司呢！其实，这些都是纯商业目的的小贷公司，而并非我们所说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

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目是基金会的现任执行会长何道峰先生于1996年发起成立的。他当时就说：“为什么尤努斯教授能在孟加拉建立一个孟加拉乡村银行？按说跟中国比，孟加拉国的各种环境都不如中国，为什么尤努斯能够成功，而中国却没有出现一个乡村银行呢？”何道峰说：“我们现在开始要立志于成立中国的乡村银行！”

现在来看，我们正在逐渐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截至2014年11月底，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业务，也就是今天的中和农信小额信贷业务已经覆盖全国16个省133个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级、省级贫困县）。累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91万多笔、81亿元，贷款余额17.5亿元，存量贷款客户超过23万户。

《华夏时报》：你有何体会？

刘冬文：说实话，自2002年机缘巧合进入扶贫基金会做小额信贷，到现在一晃就12年了。回过头来看，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当初的设想，对此我还是感到蛮欣慰的。

村镇银行服务不了“村镇”

《华夏时报》：小额信贷在中国农村发生发展的背景是怎样的？

刘冬文：按照国际惯例，小额信贷就是要给那些无法享受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的穷人提供金融服务。如果说传统的金融体系能够给穷人提供很好的金融服务，那就用不着小额信贷机构来折腾了。但是，我们看到一直困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难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

一是农村贷款难。农村无论谁贷款都不容易。大、中、小企业、农户、富裕户贷款都很难，许多金融机构的贷款在农村地区贷不出去，即使贷出去也难以收回。

二是农户贷款更难。农村企业可以在当地找找关系，想想办法，也许还能从银行贷款，可是农户却难以办到。

三是贫困农户贷款难上加难。曾经有个非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年在农村发放的扶贫贴息贷款规模超过150亿，但农户贷款到户率仅为1.5%。也就是说，只有1.5%的资金到了农户手里，但是这1.5%是不是真正到了贫困户手里谁也不知道。因为当时的扶贫贴息贷款主要是通过银行发放。而银行机构在选择客户的时候，一定会优先选择那些大企业和有关系的能人。这就是农村金融的服务现状，当年是这样，12年之后的今天还是这样。

《华夏时报》：按说现在邮储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覆盖率很高啊，而且从2006年开始发放牌照，建立了不少村镇银行。

刘冬文：邮储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中国农村的覆盖面很广泛，这点不假。但这些机构难以覆盖贫困农户。或者说，他们为穷人服务的意愿和能力等不够。因此，现在的中国农村，不缺金融机构，但缺乏真正为农民，特别是为贫困户和中低收入农户服务的机构。

2006年以后，国家开始鼓励成立村镇银行。成立村镇银行的初衷是让它在村级或者县一级成立社区银行，为当地的老百姓服务。但是现行的监管条件和准入政策等导致村镇银行并不会真正服务于农村。因为村镇银行的发起行必须是商业银行。而这些商业银行往往会把村镇银行当成它的一个分行或者支行，并没有改变过去大银行、商业银行看待农村的那种方式和眼光。换句话说，村镇银行并没有任何新的创新、做法和发展思路，依然是传统的金融思路。

村级资金互助社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合作金融模式，可是监管部门觉得对村级资金互助社的监督管理难度太大。银监会在3年以前就不怎么批准成立村级资金互助社。截至目前，各地也只有49家村级资金互助社。

还有小额信贷公司。现在全国将近9000家，但是基本上没有为农村提供服务的。他们平均单笔贷款去年的统计是一百万，什么人可以借到一百万？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不是一般的农民，更不是贫困户。

所以这四类机构尽管说以扶贫或者是以支持三农、支持小微的初衷而存在或者发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支农、支小的作用。政府是想通过新机构的出现来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改善，但实际上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机构，穿什么样的马甲，起什么样的名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农村，对农民的看法，并采取创新的服务理念、方式和方法，是很难惠及到底层老百姓的。

要把农民当成正常的商人

《华夏时报》：你是如何定位中和农信的金融服务呢？

刘冬文：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越是贫困的地区，民间借贷越是发达。因为传统金融机构难以在贫困地区服务贫困农户，因此农民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最大的问题是不规范、不专业、不可持续。

中和农信的定位就是要成为传统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并替代不规范、不专业的民间借贷行为。我们主要是希望能证明三件事：第一，中和农信能够服务于那些不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的弱势群体、那些一般农户和贫困农户。他们不仅能把贷款用好，而且收益率还不错。第二，中和农信本身能够实现可持续运转，这样的话就能可持续地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第三，通过我们的专业化服务，把大银行提供的批发贷款再零售给贫困农户，从而为大银行服务农村的小微客户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

总之，中和农信想做的事情就是在银行和农户之间搭建一个桥梁，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华夏时报》：有人抨击你们，说你们实际贷款利率达20%，是在剥削穷人。

刘冬文：只有高利率才能保证穷人受益，利率太低了穷人根本拿不到。这也是全世界小额信贷机构的共同特点之一。再者，从中和农信贷款，利息是农户要支付的唯一成本。如果我们的贷款客户要去银行申请贷款，除支付利息以外，往往还有很多的间接成本或隐性成本。比如说往返的交通费、打印各种资料费、误工损失等各种其他费用。

《华夏时报》：随着国家“优先发展扶贫济困类组织”政策的出台，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构从事小额信贷业务，你对他们有什么寄语？

刘冬文：首先，必须坚守小额信贷的扶贫宗旨，必须为穷人服务。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按照企业家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第三，要把贫困农户当成正常的商人或企业家对待，相信他们完全能够用好贷款，而且能够承受市场化利率。第四，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以覆盖更多的贫困农户。最后，就是小额信贷机构一定要设法把自己的机构做到可持续，这是我们的根本出路。如果不能做到商业可持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证明或者是说服更多的人参与和支持小额信贷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