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谈政府改革：技术难度不高 执行难度很大

金立群

12月21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十六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大邱德拔体育馆举行，论坛主题为“文化重塑与经济转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财政部原副部长金立群做了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反思了西方价值观、提到了新儒学，文化转型和反腐败，认为这一轮改革的成败在于政府能否转变职能。

金立群认为，这一轮改革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下一轮改革的成败在于政府能否转变职能，技术难度不高，执行难度很大。地方债台高筑、 产能过剩、重复低水平建设都是审批制度导致。只要审批制度继续存在，就一定会出现寻租冲动和腐败诱因。但腐败虽有制度诱因，也不能完全从制度上开脱。金立群相信这一轮改革会成功，但要有决心和措施。

以下是金立群演讲内容：

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首先是文化的兴起，才是文明的兴起。任何一个文明和帝国的衰败，首先是文明的衰败。我最近重新读英国历史学家关于罗马帝国兴衰史的书，罗马帝国的兴起首先是文化的兴起，制度建设的兴起，它的衰落也恰恰是文明的衰落。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思考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文化制度进行反思。更加深入的探索文化的因素。这说明任何一个经济体，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他一定要不断来思考文化制度建设的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有三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中等收入阶层。刚才厉以宁教授讲的我非常赞成，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不能忘了把经济发展的机会让全中国人民，各个阶层的人民来分享。我特别的感到高兴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忧虑的是同样一件事。当我看到广大的普通农民，工人的子女能够上大学，能够到北大来，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当我们看到我们普通民众的子女进大学的比例在下降，我感到非常的担心。所以，一个社会一定要把它的经济发展让全国人民来分享。

当我们今天看到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享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丰衣足食的水平，当中国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已经能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走出国门去海外参观、访问、学习，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据我了解，去年大概中国出国旅游观光的人次九千多万，大概今年一亿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为世界上中高端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国外对我们中国的游客喜忧参半，希望你花钱，但是对有些人不文明的行为也感到非常的难受。所以，我就感到，我们在讲大文化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小文化的问题。不过我想说明的一点，我们不能把对文化的重塑，文化的发展等同于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这是两回事。对文化产业的需求，并不表示人们文化鉴赏水平和品位的提高，甚至文化供给和需求，有可能不是力争上游，可能是力争下游，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化产业和物质产品是一样的，有高下之分，也有优劣之分。

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的重塑，文化的建设庸俗化，文化更重要的是追求，而不是娱乐，重要的是精神建设，而不是感官的享受，文化是社会关系的调整，而不是不同信仰的冲突。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文化和制度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们经常忽视的问题。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实际上十分密切，文化多以对经济的推动，需要的是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的，而制度建设本身就是文化中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部分。

中国在周朝和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也是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礼记》这本书里面的东西非常的浓缩的，但是国家社稷，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是出自这本小书，《礼运》主要强调的思想是重视社会制度的建设，是选拔优秀的人才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我由此想到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他是跟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密切相关的。中国的儒家是对社会制度的建设提出来一些新的方针。当然，我感到我们不是简单的从古书里面挖掘一些什么东西，主要是要考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怎么样来发展和建设我们的制度。

《礼记》中间有《礼运》这篇文章是孔子对小康特别精确的描写，他在《礼运》里面说的，强调是人跟人之间的亲情，他认为有能力的人管理这个社会，讲求诚信，治理有爱，他没有强调达到什么物质水平才算小康，小康这个词就是在这个里面提出来的。他只是强调我们要热爱劳动，要珍惜物质产品，物质不要浪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的和谐。如果能够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有一个正常的心态，那么这就进入了小康社会。我感到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启发，因为人们可能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无限的，但是物质财富永远是有限的。如果首先不注意思想道德文化的建设，那么，再多的物质财富也不见得能够使这个社会进步，有可能是倒退。

那么，在欧洲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不是在文艺复兴之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那么，在拉丁美洲，我们讲的复兴原意是“再生”，或者佛教中讲的涅磐，它不是简单的复兴，是一个全新的生命的过程。所以，文艺复兴并不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克隆，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探索自然科学，人们的思想结果，文艺复兴给我们最大的是思想结果不是胡思乱想。

深化经济改革，中国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型，一个是打腐败，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跟文化重塑密切相关的。这里面最关键的，我认为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的作用。我们现在面临的一系列改革，说到底就是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在政府工作30年，我深有体会，下一轮改革的成败，就在于政府能不能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变职能，其实并不困难。不过，就像一个医生在自己身上开刀动手术，从技术上来说，并不难，就跟你给自己理发一样，技术难度不高，执行难度很大。我们看到，我们现代经济上出现了很多问题，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不同层次的政府和政府部门的人为制造。地方债台高筑是审批制度的解决，产能过剩是审批制度的产物，重复低水平的建设是审批制度的必然。政府职能转变，不仅仅是要放下身段，而是要对自己的所谓智慧有更理性的认识。由于政府是抽象的，政府工作人员是具体的，政府的干预就是具体的人的干预，只要允许干预，只要让审批制度存在下去，那么，就一定会出现寻租的冲动，就一定会存在腐败的诱因。

这一轮经济改革，我相信一定会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不仅要有决心，也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措施。最近我注意到刘铁男这个案子的审判，刘铁男说：“我怎么会堕落到这种程度？”其实刘铁男讲了很多贪官他们可能同样不知道的问题。一个制度建设上的缺陷是一定要去解决的，一定要完善这个制度。但是，有些人陷入腐败，不能完全从制度上的缺陷来为自己开脱，法律是不会为任何一个贪官，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通过制度的缺陷来开脱的，任何一个也不可能利用法律，利用社会制度的缺陷来为自己辩护。这点我就是想强调，除了社会文化制度的建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自身的思想的改造和精神的升华。我这里特别要强调，古今中外，有很多很多事情是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有正面的，有反面的。

从国际上，最近有一本书讲美联储前主席的书，我感触很深。他所表现的是他的一种政治的坚毅的力量和他非常高尚的精神生活。他在华盛顿长期工作的时候，就是两间房子，生活非常艰苦。他后来离开美联储的时候，收到很多信，包括政要给他的信，我看了以后，对这些要人的信并不感到怎么样。但是，他收到了一个宾夕法尼亚一个普通的工人给他的信，他说由于你的政策，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但是，我完全理解和赞成你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政策，因为您保全了我一辈子的积蓄，使其没有化为乌有，换成一个没有胆识的人，有可能屈服，而你为我们国家和政府作出了贡献。还有一位宾夕法尼亚的普通居民说，作为一个纳税人和美国公民，我借此机会感谢你多年来为我们国家做出的贡献，他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有时间去指导一下。今天再来回忆这两个普通纳税人的请求多么的耐人寻味。一个国家固然要有伟大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不计个人得失，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他们的远见、智慧、勇气、毅力干伟大的事业，但是绝不能没有伟大的人民，只有在伟大人民的支持下，上下一心，才有可能克服暂时的困难，创造璀璨的未来。

我在美国80年代初生活在惊心动魄的这段时间，当时我没有看到欧洲国家抗议，美国人悄悄忍受衣食的痛苦煎熬，但是内心怀抱希望，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3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所以，我为什么当仁不让一定要为美国人的传记写我的一段序言，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讲到这里。当我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绝不能让我们的精神生活走向没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