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大杀器”：手握全国假货地图

淘宝网一直在打假，或者被打假，但从未像现在这么惨过—因为假货，阿里巴巴集团（下称“阿里”）不仅股票大跌，几天内市值蒸发300亿美元，还可能因此面临美国律所的集体诉讼。美联社甚至认为，阿里遭遇了上市以来的最大危机。

这场风波起源于2015年1月23日国家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发布的一份带有瑕疵的报告。这份名为《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的报告指出，对中国主要网上交易平台的抽查显示，正品率为58.7%，其中淘宝仅有37.25%。这记敲打引发了淘宝与国家工商总局之间的较量，事件以1月30日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会见马云，双方承诺共同探索创新网络市场管理模式而告终。

其实，谈起非自营卖家，让电商平台挠头的首要问题便是假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聚美优品。深陷假货危机时，聚美无从辩解，果断砍掉了第三方奢侈品业务。可淘宝不能一关了之。而目前，淘宝最受人诟病的正是其监管店家不力、养痈成患，致使假货泛滥。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淘宝有委屈。据称，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假货问题事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阿里只有把服务延伸至产业升级层面，才可能让假货问题得以根治。但面对中国产业转型这样的宏大问题，这家期望成为“国家企业”的企业也有能力的边界。

淘宝打假两年花10亿

售假危机，阿里不无预期。至少，赴美上市时，其在招股说明书中就指出了这种潜在风险——我们可能会面临平台销售盗版、假冒或非法产品的指控和起诉（We may be subject to allegations and lawsuits claiming that items on our marketplaces are pirated、counterfeit or illegal ）。

马云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认为假货是淘宝的“命门”，并留下了诸如“能让淘宝倒下的，是假货和不规范经营”、“假货是阿里巴巴未来30年的最大挑战”、“假货问题事关淘宝生存”等言论。

这些铺垫源于阿里已不止一次因为假货被敲打了。不久前的一次，2014年12月中旬，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公告称，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天猫、京东、1号店、亚马逊等电商平台的“双11”抽检，207批次样品中，15批次属假冒或高仿，7批次质量不合格。天猫牵涉其中。

2014年12月23日，阿里邀请了不少媒体记者前往杭州西溪园区，向他们介绍大数据打假模式及线上线下打假成果。这是阿里成立10多年来首次公开打假的工作机制。

从当时阿里公布的数据来看，这家企业在打假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譬如，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阿里在消费者保障及打假方面的资金投入高达10亿元。在2014年9月的IPO之前，阿里总共下架了9000万件假冒伪劣商品。

而在人力投入上，阿里2.6万员工中，从事消费者保障及打假工作的人员超过2000名。他们中大多数人所属的阿里安全部被内部戏称为“神盾局”，这是一支涵盖安全技术、数据挖掘、专案打击、消费者保障、投诉受理、商家教育等数十项职能的知识产权保护队伍，其人员构成主要挖角自公检法系统及“白帽子”界。

这次，致信国家工商总局刘红亮司长的淘宝小二胡冰正是“神盾局”中的一员。在加盟阿里参与打假之前，他是杭州市余杭区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科科长。

类似胡冰这样的人物，阿里还吸纳了不少。因为，从2002年建立邮箱投诉通道开始，经过多年与制假售假者的暗战，阿里构建了自己的打假队伍，以及一整套据称领先全球的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打假机制。

所谓大数据打假，简言之，就是通过智能识别、数据抓取与交叉分析、智能追踪、大数据建模等技术手段，将假货从10亿量级的在线商品中捞取出来。“发退货、登录IP、商品文字、图片描述、消费者评价、维权、权利人投诉、社交媒体数据等16个维度和特征的数据在被提取和交叉分析后，从中剥离出涉假信息。”阿里安全部资深总监倪良如是解释。

而一位接近淘宝的资深知识产权律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他长期办理打假案件的经验，大数据打假的方法本身是科学的。通常，线下打假会遇到造假源头隐蔽、线索难寻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而在线上，只要抓住网上交易的线索，通过几个维度的数据，一般情况下很快就能找到假货源头。

与此同时，为了敦促淘宝卖家以真实的身份信息进行注册，淘宝的实名开店制度近来不断升级、加严。目前的标准流程是走18道审核程序，未来还将加入人脸、声纹识别等技术。

“阿里通过事前严格审核、事中大数据监管的方式或有一定成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大数据一定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但淘宝面临评论数据、销售数据虚假等问题。”中投顾问高级顾问刘建修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斟酌公布假货地图

其实，即便有高科技和专业人才护身，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淘宝上的确存在售假现象。

而根据2014年3月开始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或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此外，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辽宁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如果消费者在淘宝上买到假货，淘宝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但目前，淘宝没有很好地履行这种责任，消费者在主张权利时面临投诉渠道单一、维权成本太高等障碍。

而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在假货问题上，淘宝难辞其咎，因为，其在监管店铺过程中存有漏洞。譬如，信息把关不严，售假情况发生时，淘宝有时无法向工商部门提供店铺的真实信息、地址与联系方式；又如，内部监管不力，出现过淘宝小二向卖家通风报信等丑闻。

“淘宝的问题在于平台太大，货品和商家太多，管理无法跟上。广东有句话，‘食得咸鱼抵得渴’，既然淘宝是利益既得方，它就有责任监管和预防假货行为；而如果管理跟不上，这就是一种失职。”艾媒咨询创始人兼CEO张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不过，对于这些严厉的指责，淘宝认为自己有苦衷。2015年1月28日，淘宝就在公开信声明中指出，“淘宝是假货问题的受害者，而非受益方”。同时，对假货的打击，淘宝虽然做得远远不够好，但确实做了大量工作。

阿里首席风险官邵晓峰在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更是明确表示，互联网和电商平台本身不产生假货，假货问题的根源在于线下。

此前，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也曾强调，打击假货要从源头进行治理，不能像割韭菜那样，在网上割了一茬又一茬，但任由网下的假冒伪劣源头不受触动。

事实上，除了关闭售假者的网上店铺，阿里也曾尝试从源头根治。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基于网友举报、权利人投诉、大数据测算与实地调查等信息，阿里目前绘制了一张“全国线下假货分布及流通地图”。据称，这张地图能够充分展现线下假货的分布情况，并注明了重点区域、类目等信息，是一份重要的打假资料。但拥有这些线索的阿里没有执法权。

此前，阿里曾表示，不排除在未来对外公布这张地图的可能。

1月30日，淘宝相关人士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布这张地图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目前还在斟酌。“整张图是数据积累、沉淀得出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受人为控制，所以，它是否公布与阿里会否因此得罪各地政府无关。但可想而知，公布全国的假货地图，影响面巨大，所以需要慎重考虑。”

但上述人士又表示，“阿里没有公布这些信息，并不代表没有将之交给各地的执法部门。”

既然如此，如果阿里与各地执法部门沟通顺畅、通力合作，假货问题似乎理应得到更好的解决。“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该人士解释。

造假GDP的罗生门

事实上，在不少地区，阿里与地方执法部门还是配合默契的。2014年12月阿里发布的《淘宝联动警方打假报告》显示，当年淘宝与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广东等地公安机关密切合作，一方面向公安机关提供假货信息，另一方面则配合他们对线下的制售假窝点进行打击。

按照阿里的口径，仅2014年前三季度，淘宝与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假货及侵犯知识产权案件18个集群，涉及案件1000余起，打掉200多个线下制售假窝点、工厂及线下门店，抓获犯罪嫌疑人近400名，涉案金额近6亿元。

但在另一些地方，假货问题并非打击就能解决，它事关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在2014年12月对外介绍打假成果的活动上，邵晓峰透露，一旦发现集中售假的问题，阿里的团队会深入跟踪、落地调查。

在全国闻名的“假鞋之都”福建莆田，邵晓峰发现，当地的制造力和销售力不差，产业质量甚至不逊于正品，只是没有品牌，很难销售，很多时候只能打着海外牌子卖。

而莆田人对淘宝打假也颇有微词。据《南方周末》报道，淘宝刚起步时，因为莆田高仿货“物美价廉”的特质符合网上购物的竞争需求，曾专门在莆田设点，每周培训莆田人如何做淘宝。

2011年前后，淘宝因欺诈问题成为媒体焦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马云抛出了莆田，“去看看，你会震撼的，那是黑色产业链，制假基地！”

“阿里和莆田政府有过深入的沟通，他们期望阿里能给那里的产业、企业寻找出路。”邵晓峰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光说哪些地方有假货，哪些地方要打（假），狠狠打，那还是治标不治本的。”

2014年12月，阿里提出要倾斜资源，扶持原创民族品牌，将这些产品通过农村电商和速卖通卖到农村和国际市场上去。莆田成为第一个试点城市。不过，莆田要想彻底告别制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期间，假货难免会涌到线上。

“类似莆田的现象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并不少见，这些地方大多已形成集群化的生产规模，甚至长期为一些国际大牌做代工，高仿生产链依傍而生。而且，这些造假产业链还构成了当地一定比例的GDP。所以，在整个产业没有找到转型出路前，当地政府通常不会从严打假。”前述接近淘宝的知识产权律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而在董毅智看来，这是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从“中国山寨”走向“中国创造”的必经之路。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必须经历。“既然阿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拥有全国的假货地图，那我建议他们把这些数据提交给工商总局，甚至级别更高的部门，由他们进行协调。”

对待打假，政府须出力，平台需努力，两者要形成合力。当淘宝与工商总局叫板时，这种观点被不少受访者反复提及。而上述知识产权律师认为，除了政府和平台，打假更重要的一环其实是权利人自己积极主张权利。但在中国，那些利益受到侵害的品牌对待打假的态度却有些耐人寻味。

比如，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文立此前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其实，不是淘宝上有假货，而是有些人太贪心，有些人就是要买假货。这会使得我们的订单量下降。而目前的局面是，那些想通过茅台赚钱的人，我们管不了”。

而代理过不少奢侈品打假案件的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延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按照他的体会，一些国外品牌在国内打假的积极性不高：其一，成本不菲；其二，“A货的市场需求客观存在，就算打掉3000元的A货，买A货的人也不会转而去买3万元的正品。”他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阿里反而成了中国打假行动中较为积极的成员。但在目前的情形下，它凭一己之力似乎只能做一些表面文章。

于是也就有了前述淘宝相关人士的无奈之语：“我们能够发现假货源头，也有假货案例，但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关闭制售假者的线上店铺，以及每天集中人力不断提升平台的打假实力。但只要线下的制假源头还在，我们关掉一批店铺，很快又会出现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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