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在两会上从不提方舟子 不值得在这提

政协委员崔永元用手机搭配“自拍神器”拍摄。当天，他还带着记者们一起走进他下榻的酒店，边走边拍：“我想做个另类报道，通过我的视角观察两会。”不过昨天，在一轮采访中，他的手机掉到地上，屏幕碎了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郭亮摄

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右一）采访崔永元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郭亮摄

崔永元举着“自拍神器”，自称是“摄影记者”

葛剑雄仔细看着记者的名片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袁静伟摄

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袁静伟摄

看·两会提案今年“一号提案”锁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镜头个高的姚明替刘翔解了围声音朱德之孙朱和平谈部队腐败“重灾区”

A02版~A06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于3日15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俞正声代表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俞正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有媒体统计了从1995年至今的政协工作报告，“反腐败斗争”是首次被明确提出。

回应令计划等14人被撤

俞正声指出，政协民主监督仍需加强，制度机制仍需完善，提案质量仍需提高，履职能力仍需增强。

本届政协撤销了令计划、苏荣等14人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这警示要切实加强委员队伍建设，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背景延伸

有媒体统计了从1995年至今的政协工作报告，“反腐败斗争”是首次被明确提出。

十八大后落马的数十名省部级以上“大老虎”中，政协系统被打的副省级以上“大老虎”数量至少14名，涉及广东、广西、陕西、山西、安徽、天津、黑龙江、江苏、山东、北京、云南、福建、江西等地，包括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等。以至于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2日的发布会上直言“对我们政协组织的声誉损害很大”，并称没有“铁帽子王”。

监督腾格里沙漠污染治理

俞正声作报告时表示，今年政协将切实强化民主监督职能，围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腾格里沙漠污染治理等问题，开展具有监督性的履职活动，如实反映情况，坦率提出批评和建设性意见，促进相关工作的改进和加强。

背景延伸

去年9月6日，有媒体刊发题为《沙漠之殇》的独家报道，揭露了内蒙古腾格里沙漠中存在着工业园区向沙漠腹地排放工业污水的问题。

报道刊发后，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成立专门督察组，敦促腾格里工业园区进行大规模整改。

坚决反对暴力恐怖主义

俞正声指出，2014年，全国政协旗帜鲜明反对暴力恐怖主义，支持党和政府依法处置重大案件，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俞正声称，2014年，全国政协坚持履职为民，促进民生改善与社会和谐稳定。常委会着眼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和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召开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就义务教育减负提质、加快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推进西部高校发展和人才培养、改善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环境等进行调研座谈。针对医疗、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围绕完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和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构建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模式、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支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等出谋划策。组织界别委员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体育下基层活动，面对面服务群众。就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困难群众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提出对策建议，积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致力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就优化民族地区产业布局、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落实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政策、加强农村宗教事务管理等开展调研议政。举办《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30周年座谈会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反映社情民意座谈会，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献计献策。旗帜鲜明反对暴力恐怖主义，支持党和政府依法处置重大案件，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综合新华社、央视

0001号，放在平时，它就是普通的阿拉伯数字。

但如若放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就变得意义非凡。

“政协一号”提案，是每年两会提案中最重要的提案，也被称做“一号提案”。

因其反映了社会最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并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预见性，所以，每一年全国两会政协上的“一号提案”，都会引起全国民众广泛关注。

今年“一号提案”是什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0001号提案出炉，内容是民盟中央提出的《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提案》。

提案人：民盟中央王璇。

　　提案形式：党派提案。

　　五项建议：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完善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后的监管和服务，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服务体制；规范完善社会中介机构运行行为；建立、健全“放、接、管”协同推进的配套政策。

　　执行方面：提案建议应运用电子监察、视频监控、服务对象评价、民意调查等多种手段，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的审批权力监督管理体系，以及探索开展第三方机构评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委员观点

　　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可释放改革红利，因为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全国政协委员车黎明在接受新文化记者采访时候表示，个人觉得这样的提案，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与此同时，他也表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要有个度。绝非行政审批越少越好。要做到放而不乱，张弛有度。

“不能一放到底，放权并不代表不监管了，政府该管的时候还得管。”他如是说。

这样的说法，也得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同。

“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做到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透明、制约有效、权责分明，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他认为，在法律体系及道德体系并未十分完善之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定要管放结合，例如公共服务性等领域。

徐湘林说，事实上，关于这方面的改革，中央政府非常努力，这个大家或许已经看到了。

的确如此，一组数字诠释了他的说法。

2月27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务院审改办负责人吴知论表示，2014年全年分3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47项，完成了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的任务。其中，关系投资创业创新和就业的有160多项，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业务活动有70多项。

“可以预见，改革继续推进，将会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激发内需潜力，这一点将会非常明显。”他说。

■盘点过去

　　历年“一号提案”都关注啥？

历届全国政协“一号提案”，都说了啥？

新文化记者就此梳理统计了过去10年“一号提案”。

统计结果显示，从2005年~2014年，“一号提案”的核心内容分别为：农村信息服务、两税合并、保障房建设、资本市场、就业问题、低碳经济、城乡社保一体化、聚焦实体经济、建议征“暴利税”、绿色农业、创新科技。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一号提案”中，有很多从良言最终变成了良策。

2006年的“一号提案”是民建中央提交的《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该提案议题直指“两税合并”，系统、深入地反映了该项税制所存在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十分鲜明的建设性建议。此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两法合并，并于2008年开始执行。

2008年，民建中央提交的《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又以“一号提案”的身份亮相。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

致公党中央提交的《关于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就业问题的提案》成为政协“一号提案”恰到好处。此后，围绕“就业难”问题，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从而大大缓解了就业压力。

这一年，刚刚送走中国资本市场“大裂变”一年的中国股市，面临深幅调整的关键时刻，这份“一号提案”有效促进了股市的平稳健康运行。

另外，在专家看来，从这些年的“一号提案”来看，都有当时现实背景。

“回顾一下，不难发现其涉及的主题往往与当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保持着高度的契合。”徐湘林说。

昨日下午，进入天安门广场，政协委员崔永元就举起了他的自拍神器。这让他在众多政协委员中，有了与姚明一样高的辨识度。

转基因、出租车、反腐……面对记者的提问，崔永元再次发挥了他敢说的特质，称喜欢传销式反腐，“抓到一个，他再供出一个，再抓，接着供。”

谈转基因

　　“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不是研究的问题，是使用的问题”

记者：你今年的提案，关注哪个方面？

崔永元：还是关于制止转基因乱种的。

记者：去年的提案，有回复吗？

崔永元：我没有接到任何部门的反馈，今年当然要继续提。作为政协委员，我们不是幼儿园的孩子，不需要摸脑袋哄，回复不回复是有关部门的事，作为不作为是我的事。只要我当一天政协委员，我就要把这事继续追清楚，直到公众有了选择权，直到中国转基因滥种得到抑制。

我再给你们看看，这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工作报告，在第10页上写着，“转基因农产品的机遇与风险”，这是工作报告里提的，说明很重视。对于报告中把这件事列入，对它肯定有推动，百分之百。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说非转基因的，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标注，起码让大家有了选择权。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加强研究、加强管理、加强科普”转基因，我觉得说得非常准。首先，“加强研究”没有人反对，不光要研究，我们还应该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最好都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我们都明白，如果种子的专利权抓在别人手里，就等于掐住我们的脖子，所以加强研究是毫无疑问的。“加强管理”是因为转基因食品有基因漂移、基因扩散、基因污染的危险，为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一定要加强管理。“加强科普”，我也特别同意，就是要告诉大家正确的知识，正确的知识就是多样化的声音。现在在学界、科普界、媒体界都有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越全面地告诉消费者相关情况，消费者就更能准确和清晰地判断。

记者：有些专家支持转基因，你怎么看？

崔永元：我要说的是，专家包括院士站在他们的角度支持实验，那是没有错误的。我估计，在座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去反对，转基因技术在实验室里的研究，我们希望它领先，希望中国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希望全世界的转基因农产品专利权都在我们手里，那我们就挣大钱了。现在不是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是使用的问题。使用在全世界都有非常严格的规范，不光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都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如果在正常的农田里，发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美国会将这些作物全部毁掉，日本会把这样的树木全部砍掉。

与饶毅争论“完全像对口相声”

记者：还会持续与方舟子的辩论吗？

崔永元：我害怕方舟子吗？我在两会上从来不提方舟子，我觉得不值得在这儿提，在网上投诉一下就行了。

记者：那饶毅呢？

崔永元：我为什么不愿意跟饶毅面对面交流？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他说错的话进行过纠正。比如，当时大家有共识的这个观点，是科学界对此有争议，结果饶毅怎么说的？主流科学界没争议，当我们拿出主流科学界有争议的时候，他就说主流的生物科学界没有争议，我们就拿出了主流生物科学界有争议的证据，他就说，主流的有良心的生物科学家没有争议。这样一个人你去跟他争论吗？我觉得完全像对口相声。

记者：有人说，你对转基因的质疑影响了学科的发展，你怎么看？

崔永元：专家们已经花了国家1000多个亿了，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钱花在哪儿了？

■特写

　　手机不慎摔碎屏

昨日，崔永元一出现在广场上，就被记者们围了起来。他一面与记者互动，一面举着“自拍神器”，自称是“摄影记者”。

“你们今天（3日）晚上都会上‘东方眼’。”崔永元打趣，“我比你们快！”

“呦，大家慢一点。”眼瞅着围的记者越来越多，崔永元不时出声提醒。“这样好不好，等我开会出来，接受大家的采访。”为了避免意外情况发生，崔永元作出承诺。

开幕会结束，崔永元几乎是最后出来的。这时，他的自拍神器已不见了“竿”，“不拍了。”崔永元解释说。在随后的采访中，他的手机就揣在了裤兜里。从大会堂内的茶歇桌，聊到了大会堂的台阶下。聊着、聊着，在拿身上戴着的电视媒体的收声话筒时，他不小心扯到了连着手机的数据线，“啪”的一声，“土豪金”的iPhone6Plus摔到了地上，屏幕碎了。他捡起来看了看，仍可滑动、使用。围观的记者们也替他心疼不已。

谈出租车

　　让管理者把钱拿出来“是最难的”

记者：你有一期节目请了一些出租车司机来参加，谈的是当前到底有没有可能改变出租车垄断体制。在你看来，这种垄断体制是不是走到了尽头？

崔永元：出租车司机与管理他们的公司及管理这些公司的公司，可以说积怨已久。（矛盾）为什么没有爆发？就是少了一个契机。这次，有了滴滴打车和专车，终于爆发了，大家都以为与它有关系，我们的采访也是从这儿开始的，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的。出租车司机们非常明白。他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契机，与它的关系不大。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份子钱”。现在要改革，非常简单。就是要从一些人的兜里，把他们挣得太多的钱拿出来分给司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记者：就是要把钱拿出来，发到司机们的口袋里。

崔永元：对，这是最难的。

记者：那天的节目，除了出租车司机，有管理部门来吗？

崔永元：拒绝来，没有一家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出租车管理公司选择“不说话”。说句实在话，我认识很多这样的管理者。不知道怎么回事，越富有的人越抠，真的，他们已经不缺钱了，但就是要跟出租车司机一分一分地算，一毛一毛地算。

记者：你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有没有代表委员呼吁这方面的问题？

崔永元：还真没有提出的。

记者：今年，会不会有代表委员就出租车的改革提出建议？

崔永元：我想，会有的。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了。

记者：如果有这样的提案，你自己的态度是什么？

崔永元：我肯定坚决支持。我觉得，那些出租车的管理部门，层层叠加的管理部门，没有必要存在那么多；再有，它们的管理能力及管理职责和范围，不足以让它们收取那么多的“份子钱”。

谈反腐

　　“这么多年，这两年动静最大”

记者：对于反腐，你怎么看？

崔永元：借用一下《中国青年报》曹林说的一句话“反腐，有零售，亦可批发”。我喜欢什么？我喜欢传销，抓到一个，他再供出一个，再抓，接着供。

记者：那现在的反腐，还有哪些没有覆盖到的？

崔永元：够棒的了，这么多年反腐，就是这两年动静最大。再说，王岐山不也说了嘛，不作为也要管。

谈接地气

　　代表、委员“现在压力都特别大”

记者：会上提到了“接地气”，作为委员怎么接？

崔永元：不用着急，也不用领导号召。据我了解，我认识的那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在压力都特别大。不像过去，从这个台阶走的时候，觉得特别荣耀。现在，真的步履沉重了，觉得要有这份责任了。你在话筒前，被问住、被问倒，一问三不知，好意思吗？包括今年，我约他们采访都特别难。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对着镜头、对着话筒，说三两句套话糊弄不过去了。我觉得，现在（代表委员们）在接受公众的考核，你是不是称职。

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王小野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他不用手机，又敢于对很多事情发声，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固执的“大炮”。

昨天晚上，在葛剑雄的宾馆房间，记者与他进行了对话。话题涉及一系列社会热点，以及他的生活。

谈“知识无力论”

　　不要根据个案下结论

新文化：先问一个问题，您有渊博的知识，觉得自己有力量吗？

葛剑雄：知识有没有力量，不在于知识本身。是否有力量第一要看机遇，在有些时候，知识不但没有力量，还是人祸；另外，还要看体现在什么方面，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很幸运，在30多岁碰到了改革开放，也考了研究生，毕业出来以后我这个专业在发展，这是机遇造成的。机遇加上自己的努力，知识才能变成力量，缺一不可。

新文化：由上海大学博士的返乡日记引发的“知识无力论”，引起了广泛讨论，您怎么看？

葛剑雄：对待任何社会现象都要建立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典型的基础上。我举过潘石屹的例子，那么多钱，那么多力量，他不也是从贫困地区走出来，上了大学的吗？

另外一方面，要看你讲什么知识，下海就不要知识了？应用型知识和研究型是不同的，新技术起来了，不更新是不行的。为什么有些90后都已经把大产业搞起来了？知识就是根基。所以我很反对根据个案得出这样的结论。

新文化：曾经有一个段子，一个农村孩子对城里的孩子说，我用了18年才获得了和你一起喝咖啡的资格。您觉得这里有哪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葛剑雄：这么说不合适，要看目标到底是什么。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上大学，都适合走精英道路的，如果大家能理性地确定自己的目标，那么他的幸福度一定会更高。

现在我们大学的录取指标是40%，那么有60%的人是不能上大学的，如果他的目标就是上大学、拿文凭，那注定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不是不上大学，收入一定比上大学低？在很多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甚至比白领高，因为工作比较辛苦。

新文化：通过“知识无力论”，是否要对我们的教育进行反思？

葛剑雄：我早就说过，中国的教育，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而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这里边包括成功的标准，包括对不同行业的重视程度。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工人阶级地位很高，劳动模范地位很高，现在风光不再了？这跟整个社会的主流引导和实际做法有关。现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且不说他的收入，社会地位怎么样？能得到人家尊重吗？

新文化：教育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的教育问题，两者区别在哪儿？

葛剑雄：如果是中国的教育问题，就是纯粹教育方面的问题。但现在已经是教育的中国问题了，就是说在单纯的教育领域里，有很多中国独有的东西。比如说高考，不仅关乎学生、学校，而且关乎家长、社会、政府。所以我这么分析过，全民为考大学努力，在全世界是没有的。这是走在注定失败的路上。

新文化：解决目前这种状态如何入手？

葛剑雄：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跟社会转型和社会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一下子解决。慢慢来，把教育放在恰当的地位，把上大学放在恰当的地位，社会尽量分流，国家安排不上大学的60%的青年，缩小社会阶层的差距，使他们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可以作出比较理性的选择。

谈自己

　　80岁才考虑退休

新文化：两会期间，您很受记者的欢迎，而且很少听到您拒绝记者的采访。

葛剑雄：我平时可能做不到（拒绝采访），开两会，我是公共产品，总是大家用就用吧，我是竭尽全力。另外我觉得也应该支持媒体，我们大家沟通，你们正确传达，这也是两会的一部分。

新文化：您不做图书馆馆长之后，现在带了几个博士生？

葛剑雄：现在跟着我的不多了，大概还有6个吧。历史地理这个学科相对比较冷门，没有本科生。而且我每年招得也很少，一般一个，最多就两个，去年就没招到。现在很多大学和教授，博士招得太多了，这样就降低了要求，老师也没尽到责任，出路也有麻烦。

新文化：您不用手机，让很多记者又爱又恨，是什么原因不用手机呢？

葛剑雄：手机没有给我带来便利。有微博、邮件，就足够我用的了。我出门会带一个备用手机，收邮件用的，不是接电话的。包括工作和采访，大家都按部就班，有计划，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随时联系？我有微博，但我没有微信。因为微博我是主动的，你可以留言，我可以跟你联系。微信就是大家交流，你也不能老是不回人家。

新文化：没有手机，出门时家人会不会惦记？

葛剑雄：我出门，经常不跟家人联系。有事的话他们会发邮件给我，我家人都很习惯这一点。我最近去非洲，也没跟家里打电话，真的有事发个邮件就可以了。人要对新技术有自己的意志，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新文化：但看您电脑用得很熟练。

葛剑雄：我不用手机不是不懂。我在复旦大学，有很多第一的纪录，比如我是文科教授里第一个买电脑用电脑的，家里是全校第一个装空调的，我还是第一个玩摄像机的、玩数码相机的。我当时给他们发电脑只有一条，那就是一定要跟我学会，而且我推广五笔输入法，你不会我就不给你。1997年，我们学校刚刚成为211院校，我就给每个老师配一台电脑，而且可以拿到家里去用。当时还有人告我，说我挥霍国家财产。

新文化：想过退休吗？

葛剑雄：我是政协常委，任期要到2018年，那时候我才能退休；我是上海市政府参事，任期到今年年底，年底之前我是不能退休的；我还是复旦资深教授，资深教授要到80岁才能是荣誉资深教授，照目前来看，我只有到80岁，才考虑退休。

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袁静伟

　　在中央八项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军队颁布了十项规定。人事制度改革上，中央军委出台了新的制度，包括选人用人，包括秘书的使用等，这些都是刚性的约束，不符合规定，你跑官也没用。

“从目前查处情况看，部队腐败一个集中在人事部门，跑官要官的，再一个就是具体管钱管物的部门，这是腐败重灾区。从我们现在查处的腐败分子看，绝大多数是这两个部门，再一个就是一把手。”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德嫡孙朱和平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之际，就军队反腐话题，接受了众多记者的采访。

很多事情和利益连在一起滋生腐败土壤

记者：两会开幕前一天，军队权威部门再次公布近期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信息，又有14名高级军官“上榜”。你对此怎么看？

朱和平：军队在我们国家体系中处在特殊的地位。如果将国家比作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军队一方面要为这趟列车保驾护航，同时又是我们政权的柱石，是这趟列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决定这趟列车的刚度、强度、硬度，是否经得起打击经得起风雨，军队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应该做得更好。军队反腐败从建党建军之初就开始了，从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到建国之初，我们和腐败的斗争一直在进行。

记者：为何现在腐败频发？

朱和平：这是因为环境、温度、土壤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国家从未像现在这样富裕，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开放过，我们的信息，现在微信微博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进入全媒体时代，这个新形势对反腐败斗争提出新挑战。过去我们贫困，腐败往往出在一个人两个人身上，或者是一个部门或两个部门身上，现在我们国家富裕了，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我们很多工作、很多项目、很多事情都和利益连接在一起，这就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再加上现在腐败有团伙性，存在腐败的利益链条。

人事、管钱部门是腐败重灾区

记者：去年军队反腐上抓了不少“老虎”，您觉得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抓么？

朱和平：往往是抓到一只老虎，就牵出一批苍蝇，形成一个链条，这样的腐败更隐蔽，更难被发现，所以我们反腐败形势也更严峻，我相信有党中央坚强领导，一定会取得成功。

现在我们从制度上作了刚性的规定，比如不许喝酒，不许请客吃饭，不许插手基层事务等，从制度上杜绝腐败。在中央八项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军队颁布了十项规定。人事制度改革上，中央军委出台了新的制度，包括选人用人，包括秘书的使用等，这些都是刚性的约束，不符合规定，你跑官也没用。只有这样才能切断腐败的利益链条，把群体变成个体，然后将个体一个个解决。

记者：您觉得军队腐败跟地方腐败的具体现象、行为有什么区别？重灾区在哪些方面？

朱和平：从目前查处情况看，部队腐败一个集中在人事部门，跑官要官的，再一个就是具体管钱管物的部门，这是腐败重灾区。从我们现在查处的腐败分子看，绝大多数是这两个部门，再一个就是一把手。从经济管理和人事制度方面，我们作了很多规定，建立很多制度，下面就是要对一把手，比如建立离任审计制度，定期述职等，同时还要接受媒体监督。

记者：看来苍蝇和老虎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朱和平：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这些东西就会逐渐显示出来，比如从这几次地方的反腐斗争中都可以看出，往往有一定的利益链条，利益链条可以是以团伙形式，可以是其他形式，比如上下级之间的形式、亲属之间的形式。

记者：咱们换个话题,“手撕鬼子”最近挺火，你怎么看过度的抗日电视剧？

朱和平：这是艺术创作上的问题，因为艺术不是真实的历史，是加工的历史，我个人不主张这么严肃的题材拍成商业片，因为这些现象有明显的商业片性质，商业片就是好看，历史片是真实，现在确实有一些历史剧商业化，有这问题。

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

　　抗战老兵是否参加还没定

记者：您对抗战阅兵这件事怎么看？

朱和平：纪念世界反法西斯阅兵活动是个世界惯例，中国虽然没搞过，像俄罗斯、欧洲经常搞。反法西斯纪念阅兵，这个方案还没最后定，到底以什么形式，哪些人参加，没有最后定下来。我个人认为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阅兵和国庆阅兵是有区别的，国庆阅兵是我们国内的事，主要是向全国人民汇报人民军队的各方面建设，包括武器建设，展示保卫祖国的坚定决心。反法西斯70周年阅兵有一定国际性，涉及一些盟国，更多是表现我们热爱世界和平，维护世界秩序，特别是维护二战以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坚强决心。所以我个人认为，它不一定是一个展示新装备的场合，至于说是不是有一些抗战老兵参加，这个还没定。

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袁静伟

　　■看名单

　　30只“军中老虎”分布图

2015年1月15日和3月2日，军队权威部门分两批公布了军队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共涉及30人。解放军反腐有多拼？看看这个名单就知道了：从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到大军种、大军区、省军区、军事院校，都有高级将领落马。

■看历史

　　军队反腐从未停止

在《解放军为什么能赢》一书中，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指出：“能够战胜中国军队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腐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一直坚持和腐败这个最危险的敌人作战。

“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1951年掀起的“三反运动”中，军队是重点领域之一。毛泽东在1952年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反腐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军队反腐工作很快铺开。以华北军区为例，短时间内查出大小“老虎”288只，按第一套人民币面值计算，贪污款额总计65亿元（相当于第二套人民币65万元）。

1954年8月8日，毛泽东签发“八八”指示，指出“若干党的高级干部，由于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在胜利之后滋长着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指示在全军产生重大影响。截至1955年10月，发现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师级以上干部达百人之多，97人受到党纪处分，其中37人还受到行政或刑事处分，军中享乐之风得到遏制。

军队经商的“放”与“治”

1975年7月，邓小平提出军队存在的5个问题，其中一条就是“军队有点奢”，存在“闹享受、闹待遇；修建楼堂馆所”等问题。

针对新情况，中央军委加强军队反腐的制度设计。1980年1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1981年1月，中央军委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任务和职权范围的暂行规定》。军纪委制度得以强化。

1981年6月，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此后，从1982年年初到1983年年底，全军共查出贪腐大案174件，主要涉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投机诈骗、非法经商、偷税漏税等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军队经商引起新的腐败现象。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曾回忆，当时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军费有所减少，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军队开始发展经营性生产，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经商为部队增加了收益，但问题也很严重，有的单位财务管理混乱，生产收益进了腐败分子的“小金库”。

针对这些情况，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军队要吃皇粮”。1993年中央军委下发文件要求，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1998年3月，军委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经营性生产。7月，党中央又明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不得搞生产经营的决定。随后，中央和军委都成立了军队清理经营性企业领导小组，一批贪腐分子被查处。

王守业、谷俊山前“腐”后继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推动军队审计制度的完善。在此期间，军中“大老虎”的案情开始对社会公布，军队反腐透明度逐步提高。

2006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曾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等职、拥有中将军衔的王守业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后经查实，王守业贪污、挪用的款项达1.6亿元。

在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这个职务上，王守业的后任谷俊山更大胆、更张狂。2014年3月31日，谷俊山因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被军事检察院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据《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