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芝鸿独家解读新常态：认为GDP不再重要是误解

施芝鸿，曾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长﹑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原标题：凤凰网对话施芝鸿权威解读“新常态”

文/凤凰网主笔：陈芳

3月3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接受凤凰网独家访谈，权威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关于“新常态”这一概念，此前媒体公开报道称最早始于习近平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提出。对此，施芝鸿通过凤凰网予以纠正，确切为“习近平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解释莫衷一是，其准确内涵究竟指什么？施芝鸿指出，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希望见到的一种新常态，相反，有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才是所期望的新常态。他还向凤凰网强调，中高速增长是有明确底线的新常态，就近几年而言，底线就是6%-7%的增长。

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增长转换，不少地方主动下调了GDP增速。如何认识并适应新常态？施芝鸿指出，那种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生产总值已不再重要，是对新常态的一种误解，“一些地方在淡化GDP方面恐怕是走了极端，他们在年度经济发展计划中纷纷下调了今年GDP增长预期指标，把淡化GDP变成了弱化GDP，个别地方甚至干脆取消了GDP增长的预期指标。这是片面理解了经济增长新常态的结果。如不及时予以纠正，会导致出现全局性问题。”

施芝鸿认为，适应新常态，必须深刻理解习近平提出这一理论概念基于的两种极为重要的新情况：一是新常态是一种势必至此的新常态，对此要心平气和地看待；另一种新情况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在近两年时间里，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新变化，展现出的新气象，以及由此开创的新局面，“这样的新局面，是由锐意进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自觉营造的一种趋势性的新常态”。因此，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并不是要安于现状，而是要主动适应、积极引领。

习近平首提新常态是在河南考察之前

凤凰网：去年10月13日，您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逐步适应和习惯当下中国的新常态》的文章，指出十个趋势性的新常态，被视为迄今有关新常态的权威解读。首先想围绕概念本身请您做下梳理，“新常态”这一概念最早什么时候提出？

施芝鸿：新常态这个词已成为当下中国的新词、热词、高频词。截至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本人也已经就新常态问题讲过或论述过12次之多。

这里就很自然地引申出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最早讲新常态是什么时候？我注意到，现在海内外的平面媒体、网络媒体，都把新常态这一概念说成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来的。一些外国媒体也说：“中国领导人是2014年5月解释经济增长放缓形势时首次使用新常态这个说法的。”包括我自己在去年10月13日的那篇文章中，也沿用过这一说法。

那篇文章发表后，我经过深入考证发现，“新常态”的概念，其实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他说：“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风险。”

请注意，这才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格林威治时间！希望通过凤凰网今天这次专访，能把这个重要信息传播出去，以便媒体和受众今后再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能使用这个准确的时间点。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准确内涵

凤凰网：我们注意到，内地和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诠释不尽统一，有的偏重于讲内涵，有的偏重于讲外延，还有的偏重于讲特征和讲特点。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到底是指什么呢？

施芝鸿：在媒体的解读中确实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在一次会议上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对新常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大体上以下两点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变；第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他认为，这两者中的前一点，即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已成为各界共识。至于第二点，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他还说，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造成减速过快、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的困境。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新常态，相反，有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

我认为，吴敬琏先生的这一说法是准确的。从时态上看，他说的第一种情况，属于客观存在的已然的新常态，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势逼至此的新常态；他说的第二种情况，属于未然的、符合我们愿望而又需要我们去努力促成的新常态，实际上也就是需要通过我们主观努力去推动实现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2014年11月9日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以及2014年12月9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概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这三大特点。其中，第一个特点属于已然，后两个特点属于未然。

李克强总理在国内和国外出访中谈到这一问题时也说过，在新常态下，要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必须由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要坚定不移推动结构性改革，不一味追求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就可以使紧绷的供求关系变得舒缓，重荷的资源环境得以减负，就可以腾出手来推动结构性改革，使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阶段演进。这样，中国经济的列车不仅不会掉挡失速，反而会跑得更稳健有力，带来新机遇，形成新动能。中高速增长属于已然，中高端水平属于未然。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准确理解、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内涵、外延所作的科学阐述。

经济新常态是有底线的，即保持在6%-7%的增长区间

凤凰网：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由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样的新常态是由哪些情况引起的？

施芝鸿：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既有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也有内在的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后出现的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就是一种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新状态、正常态，而新常态的提出，则是尊重这种经济规律的体现。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有点像体育明星李娜、姚明和刘翔。在他们30岁之前，都堪称运动生涯的黄金期。一旦过了30岁，就开始显出运动生涯的疲态。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后发经济体，在追赶先行国家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由后发优势引发的高速增长期到后发优势逐步消减的经济增速明显回落期这一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率先说出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实事求是地承认了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常态，突出的是新形势下“变”和“动”的常态化，动力转换、结构升级、风险释放都将是新的常态。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由持续多年高速增长转挡后出现的一种有明确底线的新常态、新状态。就近几年而言，底线就是6%-7%。如果跌破这一底线，就不能再称为新常态、而应视为非常态了。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区间调控这一重要观点的。也就是说，新常态是有明确区间的。区间同刚才说的新常态、新状态下的底线是同一个意思。中央领导经常说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滑出底线，因为滑出底线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新常态、而是一种非常态了。

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由哪些情况引起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主要是由经济发展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新形势引起的。“三期叠加”就好比我国沿海地区在夏季经常出现的台风、暴雨、天文潮“三碰头”一样。“三碰头”，会引发沿海地区在汛期的洪涝灾害；“三期叠加”则会引发我国经济增长由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样既老又常的状态即老常态，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的那样：在“三期叠加”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但也不会无限下滑；经济结构调整确实是痛苦的，却是不得不过的关口；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过有效引导减缓消化过程中各类风险的影响。中国出现的由持续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新常态，将给我们提供应对深层结构问题的更多空间，为将来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增长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也有些专家认为，“新常态”与“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是包含关系而非因果关系。新常态是一个更全面和动态的判断，是基于三期叠加判断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总结。三期叠加更多突出的是风险和挑战；而新常态在强调风险的同时，更强调潜力和机遇。而且，三期叠加本身就是新常态的表现特征，这样的看法当然也是不无道理的。

认为生产总值不再重要是对新常态的误解

凤凰网：如何认识并应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尤其对各级官员而言。习近平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对这个大逻辑应当如何理解？

施芝鸿：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大逻辑，是指对新常态的认识、适应、引领，构成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适应和改造这样一组有密切联系的逻辑组合。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在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唯有尽快认识新常态、自觉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才能与时俱进地抓住新常态下的新机遇、构思新常态下的新思路、谋求新常态下的新作为。这既是一种逻辑的要求，也是一种逻辑的必然。这个大逻辑之大，是指它关乎的问题之大、作用之大、影响之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提出了这个大逻辑，而且运用这个大逻辑深刻分析了在新形势下，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当怎样认识、怎样适应、怎样引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对比的方法，论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9个趋势性变化。新常态的这9大特征，其实质是集中体现了增速适度、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客观要求。这就启迪我们，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决不是要安于现状，而是要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深刻理解、统一认识，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所有这些，生动体现了党中央在准确认识、深刻认识、全面认识新常态的基础上，正在主动适应、积极适应新常态，主动引领、积极引领新常态。

在遵循新常态这个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大逻辑的过程中，既要因势利导、坚持发展、主动作为，又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奋发有为。那种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生产总值已不再重要了，这是对新常态的一种误解。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不等于不要生产总值；不再追求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不是不要增长。

最近，我看到各地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指标所作的统计分析，一些地方在淡化GDP方面恐怕是走了极端，他们在年度经济发展计划中纷纷下调了今年GDP增长预期指标，把淡化GDP变成了弱化GDP，个别地方甚至干脆取消了GDP增长的预期指标。这是片面理解了经济增长新常态的结果。如不及时予以纠正，会导致出现全局性问题。比如，从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来看，如果今年我国经济能够实现7%左右的增长，则“十三五”时期全国经济增速保持6.5%的增长就是底线，绝不能滑出这个底线和区间。

应当明确，经济发展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也没有改变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定位，因此，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关键在于，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生产总值和稳定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发展的工作总基调，仍然是稳中求进。“稳”的重点，是稳住经济运行，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

新常态是势逼至此，更是新一届领导自觉营造的趋势性新常态

凤凰网：最近有专家学者提出，对新常态的使用应该只限于经济领域，否则就是对新常态概念使用的一种庸俗化和泛化。您的文章提到了远不止于经济领域的趋势性新常态。对此您怎么看？如何区分新常态的庸俗化和引申化？

施芝鸿：我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有的经济学家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不能把经济增长速度无限制下行视为新常态，不能把需求不足视为新常态，不能把通货紧缩视为新常态。那样，将导致长期经济政策发生偏离。还有的专家提出，新常态不是一个框，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装。不宜把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都纳入新常态，也不宜把一些短期现象都纳入新常态。这样的看法和说法是完全正确的。80年代中期，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概念时，也出现过把初级阶段当成一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的情况。这样一种庸俗化和泛化的情况，当然是应当防止和纠正的。

但是，在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一词作出一些超越经济领域的、属于引申意义上的使用，恐怕不宜同庸俗化和泛化相提并论。

我在去年10月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中提出，人们竞相引用新常态一词、认真追寻这一重大理论概念的来源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弄明白，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大理论概念是源于以下两种极为重要的新情况。第一种新情况是，随着客观世界不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而导致的一种势逼至此的新常态，这当然是需要我们用平常心态去认真看待和对待的。第二种新情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8条基本要求，在近两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攻坚克难，给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带来一系列充满希望的新变化，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由此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可以说，这样的新局面，是由锐意进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自觉营造的一种趋势性的新常态。对此，同样需要我们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去认真看待和对待。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新常态概念使用上的这两种情况，就是为了进行这种科学区分的。

有些专家学者提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这一新局面，既不同于以往，又相对稳定，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新格局、新态势，是一种带有趋势性、不可逆转的发展状态，表明中国正全方位走向新常态。也有些专家学者提出，新常态是理解当下中国发展走向的一把钥匙。新常态这一概念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具有超越经济发展的更全面、更深刻的意涵。事实上，新常态一词已成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全新格局的代名词，是认识和理解我们党执政新理念的关键词。也有的专家提出，这种新常态是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升华，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全方位多视角解读中国新常态，以积极的进取心态与之相适应，以波澜不惊、处之泰然的大国平常心态来认识新常态、理解新常态、认同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我同时还注意到，我们党的领导人在越出经济领域分析一些常态性、趋势性的问题时，还经常使用“常态化”、“长效机制”这样的概念。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要加强城市化常态化管理；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形成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工作中，也经常会出现对我们党和国家正在开展的工作用常态化进行的各种描述和论述。比如，中央反“四风”常态化；反腐是中国法治常态化；干部引咎辞职常态化；人大代表常态化联系群众；推动学雷锋常态化；建设文明城市需要常态化；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常态化；反垄断执法常态化；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已常态化；我国海监船实现在钓鱼岛巡航常态化，等等。显然，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这样的引申化使用，实际上也是在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各方面工作展现的新变化、新进展、新常态。这样的引申化使用应该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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