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小民：关于新常态下加快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建议

一、背景和问题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美国经济初步复苏，欧洲、日本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在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呈现出新常态下的一系列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增速呈现显著的下滑趋势，特别是2014年以来，GDP增长逐季下滑，PPI等经济增长先行指标始终围绕“枯荣线”附近徘徊，反映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步走弱，而新动力还未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这一方面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后，新常态下不可避免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加快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平稳切换，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持续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和物质保障。

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发展动力的转变

（一）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增长动力

总结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同。在经济起飞阶段和工业化前期、中期，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般是投资和出口，这些基本上都属于要素投入型经济，比较典型的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赶超发展模式，其核心特点主要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以及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产业上普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随着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部分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状态，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例如，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依然没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新动力。而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则成功跨越了这道“分水岭”，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经济，扩大国内消费，实施出口替代战略等措施，成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情况分析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1978—2010年间：从需求因素看，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1981—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1.6%,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1.6%，而同期消费年均增长只有15.6%。从供给因素看，技术进步虽然有明显改善，但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廉大量供给，特别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因素尤为显著。从产业方面看，工业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1978—2010年间，GDP平均增速是9.8%，工业增速为10.9%。1990—2010年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而同期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5.8%。从区域方面看，东部地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0年东部十个省份的GDP之和占到全国GDP的53.1%。

到了2010—2013年间，从需求因素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3.8%、20.3 %和19.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滑；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2%、-2.1%和-4.4%，连续三年为负；而同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连年提升。从供给因素看，要素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让位于改革创新、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等因素。从产业方面看，2013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8%，超过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6.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要力量。从区域方面看，东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规模不经济和经济增幅放缓迹象，而中西部地区部分地区则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三、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建议

（一）着力扩大内需，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强。据测算，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2.6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同时，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在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0.6和0.3个百分点，同时，旅游等娱乐休闲性消费增长较快。当前消费需求增长态势表明，内需结构正从低收入、低支出、低品质需求向相对的高收入、高支出、高品质需求转型，在城市中居民消费已由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轨道，新一轮结构消费升级开始加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因此，应该进一步鼓励、引导和扶持消费升级的趋势，清理整顿制约消费升级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以互联网应用为核心的新经济

在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居民消费升级的多重因素推动下，服务业增长强劲。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增速比第二产业高0.8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第二产业高5.6个百分点。服务业开始成为带动和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并且近年来服务业发展呈现出“高级化”趋势，健康、医疗、教育、养老、金融、物流、旅游、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蔚然成势。传统产业格局正被加快打破，新产品、新行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生产的网络化、智能化步伐加快。尽管新经济在规模上短期内难以替代传统产业，但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有关的新兴业态的高速发展态势和强大的渗透力正在深刻改变传统产业的面貌。从某种意义看，用新一轮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创建的产业新优势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新动力之一。应该着力培育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重塑传统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三）以工业4.0为导向，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走了一段制造业日趋“空心化”的弯路，以发达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了“再工业化”计划，旨在加快抢占先进制造业制高点，甚至成为“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信号。同时，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也日益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其核心包括“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以及创新的商业模式等内容。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强调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更多的是比较注重技术层面的创新，强调高新技术的应用和转化率，而对于全方位生产方式的转型，推进力度还有很大不足。未来制造业的竞争，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更多将体现为商业模式、生产方式、个性化生产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因此，在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更多着眼于未来制造业全方位生产模式的变革，适应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加快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创新价值链，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四）加大改革创新力度，释放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即通过改革激发经济主体的动力，而不是依靠政府投资形成动力，这是未来保持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手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我国已在财税、金融、市场准入、土地管理、劳动力流动等领域启动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挖掘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投资，而是依靠市场机制。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在空间。以公共医疗为例，在美国、日本、欧洲、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医疗既能解决人的病痛，又能形成好的产业，其经济增长贡献不比一个钢厂差。相比之下，我国内地的医疗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教育、文化等领域也一样。英国每年仅在留学生方面的收入就达70亿英镑，这都是未来经济增长可参考的新方向。建议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民生（养老）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市场机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将其培育成为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五）以投资带动贸易，实现资本和产能走出去，加速新一轮对外开放进程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就是上个世纪末以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以出口导向为引领，实现快速起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又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全新动力。但近年来，在商品和贸易领域，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已经很难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同时，随着国内资源要素价格和环境保护成本的上升，低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应该以资本和产能走出去为核心，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走出去”，积极扩大对外投资，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引导过剩产能向境外转移，支持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拓展高铁、核电、特高压电网、通讯、航空等大型成套设备的国际市场空间，通过投资带动产品和服务贸易增长的方式，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