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加快工资集体协商立法 员工找老板谈薪更有底气

“我是一家国企的工人，快两年没涨过工资了。”西安市民刘女士说，尽管企业很早就建立了工资协商制度，但是没有真正执行，“我们只能私下抱怨，不可能直接找老板谈涨工资。”刘女士的情况很多人都有体会。

本次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中华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荣书等人联名提交了关于建议制定《集体协商法》的提案，希望通过立法形式，保障员工就工资和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

华商报记者昨日随机调查了10名来自云南、山东、甘肃、陕西等地的企业界全国人大代表，其中有6人坦言，企业并没有推行集体协商。

记者调查：

国企不愿谈工资集体协商民企反问“国企落实了吗？”

“你的企业搞不搞工资集体协商？”调查中，甘肃一家国有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和职工签订了集体合同，但没有搞工资集体协商，并且不愿再多谈。

一位民企负责人在谈到工资集体协商时反问，“国企落实了吗？”他说，企业也建立了工会组织，但是实现协商有点难。企业盈利怎么样，只有核心团队掌握，很多工会组织不了解，怎么操作是个难题。企业要成功，职工是关键，但职工要想工资体面，前提是企业要发展，发展就要把控成本，“我也支持立法保障工资协商，但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也有企业家表示，每年保持一定的工资涨幅，不需要集体协商。“虽然我们企业不用搞工资集体协商，但我们近3年来已经给员工涨了15次工资，每次提高100元左右。”山东魏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士平认为，即使没搞集体协商，企业也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和员工长远利益确定福利待遇。

工会代表：

让企业跟职工协商工资就像大人和小孩打架

全国人大代表张正武担任云南一家拥有1600多名员工的民营企业工会主席，2013年9月，在他的推动下，企业建立了工资协商制度，每年协商一次，由他代表员工和集团总经理谈，协商的结果是每年确保工资增长100~200元。

全国人大代表、昆明一家大型外资连锁超市工会主席陈科含说，去年他们建立了工资协商制。其实每年社平工资等上调时，他们向总部申请涨工资，基本能满足，协商机制只是起到补充作用。兼任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的陈科含特别能体会企业的难处，“现在社保缴纳比例偏高，一个超市员工尽管月薪2000多元，加上应缴纳的社保，企业其实要付出约3000元。”她认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工会就要发挥平衡企业和员工利益的作用。

“让企业跟职工协商，就像大人和小孩打架，强弱悬殊，不可能谈得拢。”一位来自国企工会组织的全国人大代表说，现在工资协商，普遍是企业行政部门单方面拟定合同，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签订集体合同，走了形式。许多国企只定原则，薪酬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指导线，但没规定如果企业效益好，能不能实现职工薪资同步同比增长。有的民企做得更差，根本就没法谈，“能干你就干，不干你就走人”，有的家族企业，总经理兼着工会主席，或媳妇是工会主席，怎么去谈。

委员建议：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时越要搞工资集体协商

提交《集体协商法》提案的陈荣书委员说，不可否认，我国已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他说，工资集体协商的功能是建立劳动关系双方沟通协商的平台，使职工能畅通地表达诉求，也使企业的各项决策及时取得职工的理解支持。企业出现困难时，更应该在协商中让职工充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真实情况，体会企业面临的困境，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多位劳动保障专家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工资集体协商立法很有必要。

陕西情况：

我省正在研究建立工资集体协商评价体系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出台了集体合同或工资集体协商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制度。我省情况如何？

陕西省总工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我省从1994年劳动法实施后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目前这一制度在全省各市已建工会组织企业中覆盖率达到80%左右。如今的重点工作已从建立制度转到提升质量和效果上，我省正在研究建立工资集体协商评价体系，建立职工参与度、满意度、知晓率等指标评价体系。“我们也向省人大提出建立我省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现已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调研项目，我们也在争取，尽早能出台。”

此外，《西安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草案）》正在提交审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