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企业界博鳌争论：政商关系必须要有

求解新型政商关系

随着反腐深入、简政放权以及依法治国改革的步步推进，如何建立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型政商关系亟待破题。在昨日召开的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上，多位专家企业界人士对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给予了解读。正如论坛主题所定义的，政商关系新生态或许就是“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

政商要有关系

去年以来，中纪委巡视暴露出了大量官商勾结、以权谋私问题。种种负面的政商关系让人们对政商关系存在本身产生了疑虑，到底需不需要政商关系？

“现在讲政商关系光讲负面的一面，很多国家都因为建立不起政商关系而经济不发展，政治人物怎么发展经济？要靠企业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谈到，政治人物要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提升经济。日本、韩国的大企业都是政府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没有政府支持发展不起来。

冠捷科技董事长宣建生对此深有体会，他回忆了很多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年在福州时对当地企业的帮助。“有一次为了西门子进来以后要内销，必须找一个当地公司来合作，习主席特地到电子部去，把这个事情跑下来。”宣建生感叹，政商关系必须要有，因为没有企业的发展地方怎么能够繁荣？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认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肯定要建立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政府手上有大量的资源，比如土地是属于国家的，如果企业家不找政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高薪养廉行不行

在高压反腐下，有观点担忧官员会有不作为的倾向。“国有企业现在因为反腐败不作为，民营企业也是没有作为。”郑永年认为，政商关系还是从人性的本性出发，要解决的是政府官员这个群体和企业家这个群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不能给政府官员足够利益，他肯定会去腐败。

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更是直言，中国大部分精英到今天为止还在体制内，如果说他当官不能发财，那么他的价值实现通过什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这些问题都得解决。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提出的高薪养廉被专家认为值得借鉴。高薪养廉在新加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的是体面的高薪养廉，第二阶段是为企业界竞争人才。不过在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看来，精英可以下海，为什么一定要守着政府官员这个岗位？这不是高薪养廉能解决的问题，而且经济下行跟反腐败没有关系。政商一定要有关系，但如果建立在利益关系上，肯定腐败还会再发生，所以反腐要作为一个常态。

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薪养廉的模式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目前中国官员的薪酬可能不高，但要看到住房、医疗等福利。政商勾结不是因为官员收入不高，而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得不到有效的监管。

法律是底线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这对政商关系也提出了新的考验。

“要真正解决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龙永图分析，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不是建立在法治关系基础上，就肯定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企业家就往往跟着政府官员的屁股后面。解决好政商关系必须要简政放权，建立一个平等的、比较亲密的政商关系，就是习近平讲的君子之交。

另外，龙永图强调，还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希望经过这次反腐败的高压行动以后，能够建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总之，中国新的政治生态对中国经济来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重要。一定要把法律的武器用到最好，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肯定有权力，但是把它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把它放在阳光下运行。

周孝正对此也表示认同，企业是市场主体，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两个之间肯定会有打交道的地方。但是政商关系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不能以权谋私，干预正常的市场进行。在周孝正看来，以往常说“不患寡，患不均”，就是指不怕资源少，而是害怕分配不均衡，而现在更多的是“不患寡，患不公”，不怕资源少，而怕不公开、不公平。只有把政府的权力关在笼子里，权力不再任性，企业才不会患不公。

官商交往要有道

习近平对政商关系在2013年有过一段专门的论述：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

“道”即规则，是治理政商关系之本。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应将焦点集中于“技术”层面的制度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此可视为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思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构建官商关系新常态，必须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权力边界。大力反腐与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相结合，才能彻底铲除腐败土壤，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真正将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广大群众。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钱颖今年“两会”期间也表示，要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

“说到底，政商关系就是类似于裁判和球员的关系，双方要明确自己的职责，不能混为一体，应该有底线、有距离。”周孝正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王晔君熊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