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放高利贷者的自白：靠不守规矩才好赚钱

一个民间放贷者的自白

时代周报记者陈舒扬发自北京

长久以来，民间借贷都是中国经济的参与者，它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间接金融体系，大量的企业和个人在其中扮演着资金掮客的角色，他们跟做实业的企业家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同时也被认为是经济中的危险因素。

本文讲述的故事—江西商人李鸣的放贷经历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这个GDP世界第二大国的国民经济的缩影：资金链条的维系意味着经济生机勃勃的继续，没有哪个主题比这更重要、更现实。

放高利贷的人

李鸣此次来北京，要会见一个刚被保释出来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债务人，“一个身家千万的诈骗罪嫌疑人”。

在北京东南四环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李鸣兴致盎然地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商历程：起点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不过时间到了2008年之后，用他的话说，已经“纯粹在做民间借贷了”。

“我以前从来没让人写过借条，”李鸣转身找出一摞写着字的白纸，这是一天前他刚要求朋友写下的欠条和借条，粗大乌黑的字迹全都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借条是本金，欠条是累计下来的利息。”这些都是拖了两三年的旧账。

写下这些借条、欠条的刘方最近倒了霉，因为公司的现金流出现问题，他用信用卡套现还贷，以诈骗罪被捕，不久前刚被放出来。李鸣不知道，自己几年前借给刘方的几十万元究竟什么时候能收回，因此他头一回让对方留下了字据。

不过，对于刘方这位不走运的朋友加老乡，李鸣丝毫没有紧紧相逼的意思。

今年48岁的李鸣出生于江西省某个贫困的革命老区，说话时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与他们这一代的许多生意人一样，外出经商，老乡之间的抱团必不可少。但当记者提及赣商抱团时，他马上纠正：“江西人就是还不够抱团，远远比不过温州人、福建人。”

李鸣把钱借给的多是像刘方这样的熟人，有时候则是“熟人的熟人”，熟到借钱不需立任何字据。至于人们具体拿钱去做些什么，有时候知道，有时候未必知道。

“我只做短期的。”李鸣的意思是，只借给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人，这样能快速收回本金和利息。不过这样的生意也往往不那么轻松遂愿，比如刘方的这笔“呆账”，再比如一年前一笔数额更大的借款，债务人也没有履行三个月还款的承诺，拖欠至今。

这才是让李鸣最头疼的。再过两周，自己一年前从银行贷的400万元就要到期，这笔钱当初借给了一个在江西老家做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处理完北京这边的事后，李鸣须得再回老家追回这笔更紧要的款项。

根据这番追款可能的结果，李鸣做了三手准备：最理想的，是迫使对方从别处借钱还自己的债，这样的话，“今年的难关就算过去了”；第二种情况，是拿对方没办法，自己找亲戚朋友借钱还给银行；第三种，则是从亲戚朋友处也借不到钱，只能找民间中介机构去借。这种情况的成本最高，“一个月至少6分的利息”。

从企业家到职业债主

李鸣初中毕业后，干过最久的营生是开拖拉机。家中兄弟在老家靠木材生意发家后，上世纪90年代初纷纷去了广东珠海。李鸣也跟着南下，在珠海给兄弟的工厂打工，后来则开始做自己的生意：开过电子厂、绣花厂，卖过跳舞毯、游戏机，做过钢材贸易。虽然早已不做钢贸，但李鸣名片上的头衔仍是某钢贸公司的负责人。

在李鸣这样的生意人还没有“玩金融”的时候，中国商品经济还处于最具原始生机的时期，四处是致富的商机。李鸣刚到珠海时，拉一根线开间公用电话亭就有极其不错的收入，后来也曾差一点就靠卖跳舞毯大赚一笔。

李鸣兴高采烈地谈起自己当年是国内第一个生产跳舞毯的厂商。上世纪90年代末，跳舞毯从日本传到香港，李鸣去香港旅游时买回了几块，然后找到技术人员开发、仿制，推出国产跳舞毯。跳舞毯迅速流行，全国各地的小商品市场都向李鸣要货，最多的时候账上共收到了几百万元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