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政府查禁专车才违法

专车其实帮了政府忙

Uber等各种形式的专车更有效地利用了闲置的运力，解决了政府自身难以解决的城市交通问题，其实是帮了政府的忙。

财知道：近日Uber连续在广州、成都被查，借口是涉嫌无照经营。你怎么看？

朱海就：Uber借助互联网，创立了一种更先进的经营模式，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效率，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但动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奶酪，于是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干预。最常见的理由是说类似Uber这种专车是“黑车”。但我们知道，“法”不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没有权利决定何种行为是正当的，何种行为是不正当的。有没有政府自己颁发的牌照不能成为判断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要是那样的话，政府也可以随时说你吃饭不合法，因为你没有吃饭的牌照。

政府对Uber的正当行为进行查禁恰恰是破坏法治的。因为Uber从任何一个方面说，都不违法，它没有对他人的行为进行暴力强制，如没有强迫消费者一定要乘坐装有Uber软件的专车，没有限制其他出租车的运营。实际上，政府的查禁，借助了公共权力的暴力强制，才是违法的。专车确实会损害到出租车的利益，但这种损害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侵害，不是非法的。

Uber等各种形式的专车更有效地利用了闲置的运力，解决了政府自身难以解决的城市交通问题，其实是帮了政府的忙。一个真正为城市居民利益考虑的政府都应该欢迎它，而不是制止它。

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捍卫权力租金

市场的创新总是会挑战政府的权力租，比如当出现Uber这种服务时，原来的出租车牌照就不值钱了，管制出租车的权力也贬值了，因此会想方设法地维护它。

财知道：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总理一直呼吁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另一方面，地方有关部门总是以种种借口找企业麻烦，对一些不该管的事手伸得特别长。为何出现这种矛盾现象？

朱海就：总理是从全局考虑，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考虑。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捍卫权力租金，因为“利用权力”对它们来说是获得利益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市场的创新总是会挑战政府的权力租，比如当出现Uber这种服务时，原来的出租车牌照就不值钱了，管制出租车的权力也贬值了。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资产”贬值，因此会想方设法地维护它。政府管制下的出租车代表一种旧秩序，地方政府是这种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当专车所代表的创新打破旧秩序时，不愿失去利益的旧势力进行抵抗，也是预料之中的。

地方政府对新生事物总是会来个“一分为二”。对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创新比较有热情，给予各种扶持，比如能够带来政绩的项目，但对于有损于自己利益或对政绩没有帮助的创新，往往会找各种借口进行管制。对于这种现象，人们可能会认为地方政府阻碍创新不对，但扶持各种创新是对的。这种观念，与法治的要求是背离的。我们只能用一般意义上的正义标准去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正当，而不能使用其他功利主义性质的标准。出现上述矛盾现象，正是因为赋予地方政府某种特定功能，如维护秩序或发展经济，把这种功能实施的效果作为判断地方政府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

政府某些监管已经是多余的，应该砍掉

当有了市场如此高效的监管时，政府的监管已经是多余的。砍掉这些监管部门，可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减轻地方债务。

财知道：有观点认为，专车创新虽然可赞，但监管是绕不开的挑战。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朱海就：最好的监管是来自市场自身的监管。一个流行的谬论是，假如政府不监管，市场不就乱套了吗？然而，专车的例子告诉我们，市场好好的。打车软件可以随时监测司机的运营，乘客也可以及时地把他对司机的评价反映给软件公司，这一切都与司机的收入挂钩。市场竞争迫使打车软件对司机进行监管，也迫使它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进行监管，而司机在这种监管下，也有很高的积极性为乘客提供最好的服务。再看政府监管部门，既没有监管的动力，也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软件公司的监管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在市场中，“监管”是企业自发做出的一种行为，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它必须对员工或司机进行监管，并且，这种监管也是以“是否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为标准的。也可以说，“市场”承担着最后的监管者这个角色，这是一种“天然的”监管，它使得公司的利益、员工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相统一。

但政府的监管，存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谁来监管政府？即便有人监管，也要经历官僚化的繁文缛节，其效率怎么可能与市场的监管相比呢。实际上，当有了市场如此高效的监管时，政府的监管已经是多余的。砍掉这些监管部门，可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减轻地方债务。

打车软件，代表一种市场力量，正在重塑出租车市场的格局，这对政府是个考验。它是政府“改革决心”的试金石，如打车软件被禁止成为一种“常态”，那说明改革雷声大雨点小，人们对改革也将失去信任。

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