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激战正式开打，中国如何攻防？

随着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5月20日起在新加坡开始举行首席谈判官会议，冷却了1个多月的有关亚投行的舆论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几则重磅消息接踵而至，更引来新的关注。

5月上旬，据国内媒体报道，印度欲与中国争夺亚投行行长职位。

5月19日，日经新闻社报道称，围绕出资比例、投票权和理事席位，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博弈仍将持续。

同一日，日本时事通讯社透露，日首相安倍将在21日公布一项计划，日本今后5年投资大约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建设，以帮助在亚洲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同时“区别于亚投行”。

20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宣布将在未来3-4年内向印尼提供11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所有这些新近的消息意味着，此前有关申请意向创始会员国的博弈只是小菜一碟，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中国方面如何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审时度势，在亚投行章程的谈判和最终签署中攻坚克难？如何利用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条件以及其他重要资源在其实际运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都值得认真应对。以下分析，希望有助于我们增强取得更大成绩的信心，也希望有助于我们走好亚投行开张之后可能异常艰难的道路。

一、催生亚投行的两个技术层面因素

除了新兴世界崛起这个大背景外，我们还可以从两个技术性层面来看亚投行为什么会由中国倡议创建以及这项倡议何以立刻得到世界范围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

第一个层面是当代国际金融体系。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是70年前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在华盛顿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的，由一系列调整国际货币关系的规则、原则、机制和组织机构构成。虽然在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其基石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由浮动汇率制取代，但是它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而随之崩溃。一战后世界经济三大支柱著称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存在。客观的讲，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在过去70年时间里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稳定各国货币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仅以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关系为例，在其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方面就得到来自世界银行的投资贷款、技术援助贷款和赠款等各项援助，遍及多个领域，对于中国社会减贫、应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挑战，以及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着实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然而，世界投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半个世纪前创建的、同样构成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组成部分的亚洲开发银行越来越暴露出它们的局限性，以至于引起国际上普遍的不满和改革的呼声。

笼统的说来，亚投行的创建及其所得到的肯定就是对此的一种回应。具体而言，有三个与这些既有国际金融机构直接相关的原因催生了亚投行。

第一，这三个重要的全球或区域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履行其货币监管职责，放任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而且在危机发生后不能有效实施救助和阻止危机不断蔓延，致使众多国家遭受损害。

第二，由极个别国家长期垄断这几个机构的决策权，无视中印等大国正在经济上崛起的事实而阻延改革。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均拥有一票否决权利；而在亚开行的投票权分配中，美日是占有最大权重的两个国家。

第三，它们的资金能力已经根本无法满足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据亚开行报告称，亚洲地区从2010年到2020年总共需要8万亿美元，即每年8千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投资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而专于长期项目投资的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每年能够提供给这个地区国家的资金只有200亿美元左右，实属杯水车薪。

这些催生亚投行的原因其实都是表面的。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在于，那些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机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没有准备也不曾准备改变自己以适应新兴世界正在崛起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现实。第二个层面是中国正在向前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

国内外舆论对亚投行的追捧声浪，连绵不断，一波高过一波。诸如“英法德盟友背叛美国”、“亚投行取代世界银行”以及“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等等夸张性说辞不绝于耳。仿佛一夜之间因为亚投行的出现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决策层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就在媒体渲染英法德“选边站”没几天，包括这几个国家在内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有关东海和南海问题的声明。国际社会注意到，申请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资格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英法德这些西方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对华政治态度。将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过度解读，只是一厢情愿。3月31日下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莱昂内尔.巴伯专访。据巴伯撰写的文章披露，李克强在接受这次采访时“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得意”，“他多次坚称，中国无意打造新的国际秩序，”并且强调“中方愿意与各国一道，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亚投行）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

二、亚投行只是“一带一路”四个金融支柱之一

实际上，从中国的角度看，亚投行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性质的区域金融机构，是中国倡导创建的“一带一路”的一个融资平台，而且只是四个融资平台之一。在亚投行之外，另外三个融资平台分别是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与亚投行一样，丝路基金也是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所不同的是，它不是一个多边机制，尽管具有开放的性质并欢迎亚洲域内外投资者参与，但目前仅由中国单方面出资。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它的运营相对来讲要简单一些。从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到该基金第一笔项目资金投出，前后用了不到半年时间。2015年4月20日，丝路基金、三峡集团及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伊斯兰堡共同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录》。该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的能源项目之一，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丝路基金寻求投融资机会的重要区域。就投资项目的范围而言，丝路基金将不局限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亚洲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潜在的投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同样作为市场化营运的金融机构，丝路基金可能会更有效率，其作用不会逊色于亚投行。

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另一个“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融资平台。原本它与“一带一路”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金砖国家用来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抵御国际货币波动的影响，并在需要时施以救济的金融性质的安排，计划由金砖国家轮流担任该行行长和其他管理职位。由于金砖国家中大多数位于“一带一路”沿线，而且金砖银行面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它的创建自然而然就构成了“一带一路”融资机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某种意义上，金砖银行比亚投行还要重要。在资金规模上，它超过亚投行的1000亿美元，有1000亿美元银行投资资金和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基金；在功能上，它相当于扮演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多边金融机构的角色，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长期投资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则着眼于未来以帮助解决金砖国家所可能面临的短期金融危机。预计该银行将在2015年内正式投入运营，包括确定领导层人选的各个事项正在加紧准备。届时，金砖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领导人会晤机制，而且更成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国之间开展实质性经济合作并具备资金调节能力或条件的多边性质的国际组织。金砖银行自身的地位，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在2012年金砖银行概念提出时所做的评价那样，将成为1991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以来设立的第一个重要多边贷款机构。

在与中国有关的四大融资平台中，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最早提出来的。2010年11月25日，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九次政府首脑会议时建议，研究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此后，在每年的政府首脑和国家领导人峰会上，中方都会强调加快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建设。中方的倡议得到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响应。但是因为中俄双方在具体的模式上存在分歧，进展较为缓慢。中方认为该行应当是一个全新的机构，而俄方则坚持以俄主导的欧亚开发银行作为基础。不过，分歧逐步在缩小。如果一切正常，2015年内各方会朝着共同的目标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这一走向是由上合组织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自2001年该组织成立以来，各成员国之间偏重于安全领域的合作，虽然有蒙古、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申请加入，但直至今日这样的合作仍然局限于6个创始成员国。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各成员国愈发强烈的感觉到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无法回避。一是扩大该组织成员国范围以增强综合实力和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二是扩大合作领域以满足绝大多数成员国在人文和经济方面的需求。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上合组织成员国和作为观察员的印度、蒙古、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多属能源资源大国。创建一个新的专门适用于该组织内部的多边融资平台，对于这些国家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能源资源项目的开发无疑将是雪中送炭，同时也弥补了其他融资机构在资金、地域和领域等方面可能的不足。

就在“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的时候，国际上曾有人怀疑仅靠几座桥梁和几条道路何以支撑起这个宏大的计划。的确，陆海丝路的贯通或建成依靠桥梁、公路、铁路、航空、油气管道和通讯网线的连接。不过，这显然不是几座桥梁和几条道路的问题。从太平洋横跨欧亚大陆直达大西洋，这些线路管网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资金上的需求远超亚开行对亚洲地区10年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规模的预测。不仅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满足不了这样的需求，即使加上亚投行，在相当长时期也无能为力。只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潜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压力才能够得到根本缓解。就此而言，我们既不应当轻视亚投行的实际价值，但也不应当过度拔高其影响力。亚投行尚未开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它赋予太多的期望，只会影响其正常发挥从而适得其反。

三、亚投行开张之后的路如何走？

亚投行创始成员资格的申请已经结束，在此之后紧接着是组织章程的谈判和签署，只有当章程生效后，一个由中国倡议和领导创建的新多边国际金融组织才算呱呱坠地。

不容忽视的是，这个新的组织机构的运营和发展前景将面临内外两个方面挑战。

在内部，面对如此众多成员的监督，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和透明？如何借鉴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经验教训而提高治理水平以满足各方在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方面的关切？如何运用市场手段增加资本运营效率而减少政治和经济风险造成的可能的损失？

而在外部，一个方面是怎样处理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开行的关系以使相互间处于良性的竞争状态？另一方面则是怎样缓解甚至消除大国政治博弈带来的干扰？

尽管亚投行尚未开张，但是亚投行热带来的冲击波已经产生效果。据国际媒体最新报道，在华盛顿举行的2015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再次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作为主要议题，近5年来一直阻止该项改革进行的障碍有望排除。另外，在美国国内，4月16日超党派国会议员在野党共和党的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哈奇、执政党民主党的首席成员维登、共和党的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瑞安共同向参众两院提交了由国会授予总统贸易谈判权限的《TPA法案》。该法案是顺利完成TPP谈判的前提，如获通过将加快TPP谈判进程。

这些新的发展，在战略层面或多或少会影响正在创建之中的亚投行。中国作为事实上的亚投行领导者，不仅仅要面对首次领导创建一个新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在经验方面的不足或技术层面的考验，而且在战略和策略上也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以保障这个新生事物的顺利发展。

为此，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努力。

第一，要低调，不要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国家间的竞争虽然惊心动魄，但并不总是你死我活。适度换位思考并给各方留有余地也不失为一种保全自己的方法。中国民间有四句话说的很好，即“把自己当成别人，把别人当成自己，把别人当成别人，把自己当成自己”。我们是一个大国，当有大国风范和气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不怨天尤人妄自菲薄；而在顺利前行的情况下，则更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意识。

国家间的竞争还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只有跑到最后才能见分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只不过走了30多年，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不小成就，但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方面都同步发展。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还缺乏扮演国际组织领导者角色的经验。在数以百计重要的全球和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由中国倡议发起和发挥主要作用的，屈指可数。我们还有一个积累相关经验的过程。低调不是无所作为，甚至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的作为。倒是过于张扬才有碍于作为。从李克强总理在接受《金融时报》时的表态可以看出，中国决策层是非常清醒的，盲目乐观的是某些媒体和某些不明就里的普罗大众。在这一点上，舆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导向而不是误导。

第二，要搞统一战线，扩大整个新兴世界的影响力。

在亚投行的问题上，中国现在是想不出头都难了。特别是在英法德申请加入后，国际舆论的焦点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中国身上。从最初的惊讶、艳羡到后来的恐惧和担忧，舆情倾向不断在变化。这一点在各国社交媒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而社交媒体所表达的意见倾向终究或多或少会影响各自国家的外政决策。加上各国多是站在本国立场考虑问题，而且自身利益往往是重中之重，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中国的风头越强劲，中国在未来亚投行章程的谈判以及领导该行运营中就越发处于被动位置。如果不及早重视这种舆论倾向，那些曾经支持中国创建亚投行的合作伙伴们将会逐渐走向对立面，而国际上另外一些本来就不乐见其成的竞争国家更是受到刺激，而促使其进一步坚定制约中国发展的决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那些经济成长较快的国家，理应成为亚投行坚定的支持者。中国完全应当实际上也可以把创建亚投行的过程变成团结它们并凝聚起力量的过程。我们必须放弃亚投行是自家事的狭隘观念，应该将其视为新兴世界各国共同的事业。事实上创建亚投行这样一个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工作绝不是独角戏，离不开诸多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合作。它的每一点进步不再只是中国一家之荣耀，应该属于整个新兴世界。有了这个新兴世界作为背景，中国也不再独自承担亚投行内外和创建前后所承担的全部压力。扩大新兴世界影响力并与其在亚投行事业上共荣辱，当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能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原则性考量，那功效必然将是显赫的。由此，任何将亚投行的创建等同于中国一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观念就根本站不住脚了。第三，要有耐心，不刻意塑造所谓新的国际秩序。

4月22-23日，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多国领导人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就在会议开始的第一天，英国路透社发表题为“亚非国家挑战过时的世界秩序”的文章。该文称亚非国家呼吁打造一个向新兴经济大国开放的、摆脱布雷登森林体系的新世界秩序。路透社的这篇文章曲解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印尼总统佐科代表与会领导人在总结发言中也表示各国领导人在包括“加强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的国际秩序”等方面达成共识。路透社文章之所以如此夸张，其实反映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担忧或焦虑。这些国家担心70年前由美英等西方国家主导创建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会随着中国和新兴世界国家的崛起而遭到颠覆。殊不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中国曾经参与战后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时间里中国与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处于不正常外交关系，但是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中国是这个国际秩序或体系的受益者。中国一以贯之的立场，不是去颠覆它而是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的国际秩序。

当然，世上任何事物没有一层不变的。“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的国际秩序”，就是要去完善和改变该秩序不合理的地方以符合全球各国、特别是受到不公平不公正待遇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过，即便如此，从策略上讲仍然不能够为了完善而完善，为了改变而改变。事实上，中国仅凭一己之力也做不到这一点，现阶段所能够做的无非就是“推动”而已。只有当整个新兴世界都崛起了，而且形成了合力，这样的完善和改变才真正现实，甚至取而代之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都不是不可能的。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包括各种政治经济规则在内的现有国际秩序肯定会让我们越来越感觉不舒服。但必须意识到，一个主要由众多西方发达国家创建和拼死捍卫的国际秩序，不可能因任何一两个新兴世界国家仅凭单薄的力量所发起的挑战而被颠覆；一个主导该国际秩序长达70多年的庞大的国家势力集团，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不可能轻易为一两个仅仅在经济上快速发展了2-30年的国家所替代。只要不发生世界性大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完善和改变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期望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它，只能是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欲速则不达”。中国在这方面可保持耐心，集中精力增强自己综合实力，等待水到渠成。就此点而言，中国所面临的情形可用高铁作为比拟。高铁行驶的轨道远比普通铁路要直，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弯道，只是其弯道半径要很大。据说，高铁的弯道半径是由高铁的速度决定的，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高铁弯道的半径大小要将就特定时速行驶的高铁。这里的轨道安排正如同各国在当代所遵从的国际秩序，而高铁就像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只要中国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并逐渐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现有的国际秩序只能是去适应这种发展变化。如果整个新兴世界都崛起了，其结果显而易见。亚投行的横空出世，让我们看到了曙光！（作者：叶兴平，深圳大学国际经济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