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系列论坛：金融国际合作与“一带一路”战略实录

凤凰财经讯“一带一路”战略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如何推进，在金融层面会遇到哪些问题和障碍？金融机构该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如何与国内企业同行，如何与境外金融机构合作？在积极推进这一战略的同时，如何前瞻性地防范金融风险？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主持人]  首先有请来自于中投的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李克平先生，我们知道中投在海外发展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我们毫无疑问会看到他们越来越多的身影。掌声有请李总。

[李克平]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论坛和大家一起交流关于中国对外投资和国际开放，这样一个战略中的一些看法。正像主持人刚才所介绍，中投公司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在这方面中投成立于2007年。因为这样一个背景和环境，中投公司作为全球化的机构投资者我们更关注我国对外投资战略。我今天要说的主题会侧重于“挑战和应对”。

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和对外投资的战略，其实最近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有很多讨论，所以关于这些问题的必要性、重要性都不多谈，在有限的时间会集中谈我对这些问题面临的一些挑战和应对方面个人的看法

侧重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特点和风险特征。第二个方面，会侧重讲从我国内部来看，从我们的企业、政府、其他各类投资者的心态、行为看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第三方面，关于应对方面的思考。

第一，关于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如果我们来看目前国家政府提出主要对外投资战略——“一带一路”，包括国际产能合作，这样一些主要的战略，我们会看到在区域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全球发达经济新兴经济体中，我们投资领域的重点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这样一个区域不同的类型当中，应该说新兴经济体作为发展中国家从法律、政府治理、法规监管以及到相对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以及到市场化水平、基础设施都是一个发展中的状态。

而在有些国家可能完全是一个更进一步欠发达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区域特征中，作为我们对外投资的一个区域上的重点，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在区域上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在国别风险上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当作为我们战略重点时如何应对、如何破解这些风险，就成为整个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要去寻求答案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特点：行业。我们在很多关注战略的理解、解读、分析中都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行业特点、投资重点领域的特点是基础设施。但是我们知道基础设施是完全有不同的类型，最简单的说成熟的基础设施具有提供稳定收益的特征。而需要做开发性的所谓绿地的基础设施，是具有需要建设周期长、需要资金规模大、流动性差，这样的一些特点。

这样一些特点在不同的行业、领域的选择上，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因此在这些行业中，作为投资者会需求更高的回报，作为对风险的补偿。然而在很多基础设施方面和其他产品会有所不同，有相当一部分基础设施带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它在收入的方式、在价格的制定方面，会有很多监管，甚至是对收益的限制。

因此它反过来又具有收益低的特点。那么这样一个结构，就使得开发性的，并且带一些基础设施，带有一定公共物品的基础设施，反而是融资最为困难。另外一个方面，投资者又很难获得这种准公共物品基础设施溢出的社会效应，因此这种溢出的社会效应不可能是投资者能够全部拥有。所以在这里面投资者投入和收益的获取，是非常难的行业投资领域，需要有很多机制上的创新。

事实上在绿地基础设施上不仅新兴市场，即使是发达国家，包括今天在美国也同样会遇到从融资开发建设难的问题，也仍然会面临从法律法规融资以及最后收入实现等等难题。这也是我们在实现这一战略中必须面对，并且必须寻求答案、寻求破解的一个挑战。

第三个特点：也是从行业领域来看，我们对能源、资源领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点，在这一重点上也面临一些难点。从现在全世界无论是富有的资源拥有国还是相对贫穷的资源拥有国都有一个基本的趋势，对于能源资源开发方面的保护主义。 

另外一方面从本国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角度考虑，东道国希望更多的把能源开发，以及连续增值过程的好处溢出留在当地。因此对外国投资者的进入，控股比例、后续增加价值的要求以及出口税收，会有很多法律法规和监管的要求，整个趋势是增加的。在不断增加的国家，特别是在有些法律法规并不健全的国家，会出现比较频繁和带有一定任意性的相关规定更改。

因此给这种投资又增加了不确定性，换句话说是风险。因此在这样的领域中，如何去面对这些风险，并且应对这些风险，也成为企业走向境外进行国际投资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从外部来看我们面临的一些在战略重点会看到一些基本的事实所具有的特点和风险特征。

第二，从我国内部，从企业、投资者行为、从政府行为中，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到存在一些误解、误判，和可能存在的盲点，这些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一下这十几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大量的投资案例，特别是其中一些失败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方面的误解和误判实际上在今天也仍然存在着继续重演的可能性。分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问题，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这其实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外开放战略中已经非常明确提出和要求，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市场化运作是对外投资的要求。但是我们在现实中仍然会看到一种困惑，最根本的问题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是基于中国企业的内部需求，基于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发展需要而设立的，还是政府的一种构想，是企业服务于政府的构想？

我想这个答案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国际化、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根源于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根源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经济环境，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是这样一个结构决定的。因此，政府的战略规划，只是顺应了我们的经济体、我们的经济主体、企业的内部需求，而提出的一种引导、一种规划、一种支持、一种政策。 

在这一意义上应该更多由企业内生的驱动，内部战略的一种推动，作为主要的形式。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一哄而起的热点，或者大家突然都专注于这些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从这些思维逻辑上可以看到，在现实中会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在这一点会对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第二方面，在对外投资的热潮当中，国际化的战略不是一趟列车，没有可以免费搭便车的机会。如果要做比喻更像一支驼队，但是这支驼队会有想到、会有支持、会有服务。但是真正要到达目的地需要的是每一个经济主体、每一个企业自身的努力。只有通过自身努力才能实现目标，而不是说搭上这个便车就可以实现目的。这一点恰好跟说的企业是否是真正对外投资战略的主体，完全一脉相承。

第三方面，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我们在今天仍然在一些案例中看到这样的现象，把中国经验、情景、模式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放在自己的头脑中，并且在投资的判断决策中，运用这些经验，或者用这些经验作为判断。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知道很多真正在海外有过对外投资实践的企业，都应该有一个切身感受就是，每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是不同的。

很多中国企业带着在中国成长的经验，会不自觉地影响自己的判断和决策方式，在这一点上应该有足够的警醒，充分的关注投资东道国的情况。而且在分析和判断过程中，也过多的使用一种宏观逻辑来进行投资决策。比如在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战略、国际化的规划中，会看到大量的学者、专家运用基础宏观数据，讨论某一个战略、某一个策略，某一个行业这种投资的布局或者投资的策略实施。

过于从宏观概念上，比如我国缺少资源，谁拥有资源，因此它就是一个直接的投资对象。其实在真正的投资决策中仅仅是一个背景，离具体的投资可行和操作的分析判断距离很远。另外在我们考虑问题时，比如基础设施，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这样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行政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很难以想象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建立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能够在任何一个国家再现。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当我们投入资金去做这些开发建设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非常关注东道国从法律法规、土地以及其他环境要求上对这些项目的要求，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难题如何破解。

第四方面，关于中国情景的经验主义移植，也会表现在其他领域，比如我们对于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在中国有独特的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对经济规模效应的支持。但是在其他国家这种情景、这种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置身处地于这个情景当中，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我们很多经验、很多的企业是在我们本地成长起来的，因此这里面有一个思维方式、决策方式的转换。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在过去这几十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在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因此中国的企业有时候会高估了双方政府意愿对商业行为的影响。当双方的政治家有良好的合作意愿，和政治家达成热切的合作愿望时，并不等于商业行为上的一帆风顺。

只有在直接的经济体，在投资项目的主体双方能够找到交集，双方能够找到利益交集，双方能够找到互利共赢的机制，双方能够找到长期合作的安排，才能够达成一致，才有可能使你的互利共赢愿望实现。因此政府之间的协议或者意愿是良好的背景，不能代替经济行为，而我们很多中国企业在中国的经验和当地政府达成的良好意愿时，往往会对项目的推动具有直接的主导作用。在这点上，在境外是不能高估，否则会使你的决策陷于被动，甚至会造成损失。

第五方面，对外投资活动不是一次签约或者投入，其实这是一个常识。这种投资是一个长期整合、磨合和价值创造的过程。这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有证券市场投资、也有直接投资（FDI），股权参与合资等等的，各种方式，我们讨论是后者直接投资。对于这种直接投资，是一个长期的整合、模式和价值创造过程。

应该说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于签约多少、对于签约规模，对于一次性投入的过度关注。而如果看一下案例，特别是失败的案例，都能够看到对前期的高度重视和对长期运营管理、价值创造如何真正实现投资的目的，实现回报、实现收益的忽视和过于简单化的设想。这几乎是所有失败项目中都不会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像人们所比喻的这种投资是一个婚姻，人们把精力更多放在婚礼上，并不能保证今后婚姻生活的正常。的确如此。

第六方面，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来说，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整个社会在讨论这个问题上，第一充满自信是一种好事，但是大家的自信通常从庞大的宏观数据中得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储备国家，拥有数量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是第一大贸易国，因此有一种钱多飘飘然的感觉，至少在某些企业、某些行为、某些报道、某些分析中，的确是有钱也不能任性。

中国是人均7000美元，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因为13亿人这个钱包看着有点大，但决不是钱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多需要更好的多元化管理，但也决不是闲钱，只要投出去就是好事。我们要投资必须对纳税人、必须对股东、必须对储蓄者负责，必须获得相应的回报。

所以就像中国的消费者或者极少数的消费者，所谓的土豪在国外的消费行为一样，中国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决不能被这种土豪的挥金如土的行为所传染，必须扎扎实实、斤斤计较，对最终的所有人负责。

最后提几点建议（思考）：首先，在刚才说到的国家风险、行业风险、领域风险，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中，第一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倡导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创新。第一为解决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非常积极主动的建立了一种多边的融资机制，虽然在数量上并不足够，但是它至少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机制安排，去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第二个多边机制的潜力在于不仅仅是基于有多少钱去支持投入，而在于它建立的这种多边协调和多边合作机制，可以有利于更好地创新以解决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合作现在。第二，要强化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主体作用。所谓强化企业的主体作用，最主要企业要有清晰的目标和国际化战略。

这是基于自身需要。同时企业必须在国际化战略中明确挖掘、利用和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如果没有竞争优势，在国际化战略中是不可能持续发展和存在的，可能是被淘汰的东西。对于企业来讲，特别对于国企，在国际化战略中仍然需要硬约束、要有目标。

第三，强调坚持市场化运作，要有明确的商业目标，要有对投资标的的长期跟踪和研究，要有充分的净值调查，需要有尽可能充分完备的法律合同保障，需要有详细的投资后的管理运营方案，需要有明确的价值增值计划。所有这些对于企业作为主体、作为市场化运作不可或缺。

第四，要有真正互利双赢的构造和实现方式。护理双赢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和口号。没有真正互利双赢的安排，不可能在东道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东道国长期发展，你更不可能壮大。因此互利双赢既利己也利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收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对方的利益你不可能在这里长期存在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成功的案例就是本土化，这是解决互利双赢的基本方式。

第五，中国经济在国际化战略上，应该有进一步动态的优化，比如：1、在区域战略上不仅有重点，还要有分散化。不仅有新兴经济体作为重点也要有全球化发达地区和新兴地区多元、分散化的布局，来减少某些地区的系统性的风险，使得中国的资源配置在全球变得更加均衡。

2、在领域上也要有多行业的分布，不仅考虑传统的能源、资源的互补，也要考虑前瞻性的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的需要。3、在走出去越来越成为主要方式时，引进来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一条腿，必须是走出去、引进来两条腿结合，包括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也要需要有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实现。

第六，也是一个建议，政府在国际化战略中，从内部上看有引导、服务、支持的功能，这是共识。在外部方面，其实需要不断的加强多边、双边的协调，需要加强促进保护，就是促进东道国建立更好的投资环境。当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也可以更好的协调和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在这一意义上签约多少不是政府关注的主要目标，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恩提供服务支持和在多边、双边创造更好的甚至在全球范围努力去争取创造和推动一个更好的开放的、更透明、可预期、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对本国投资者、也对全球经济、全球福利提高的重要方面。

谢谢大家，我在上面提了一些个人的设想。关于中投，我最后提几点，为了更好地投身于中国对外投资战略，并且支持国家战略的发展，支持中国企业的发展，中投在今年，第一成立了中投海外直投公司，第二，中投海外直投公司，把重点放在更好地去和中国企业以及外国企业的合作来推动中国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实施，争取互利共赢的效果。第三，中投在这过程中：一方面加大对现有全球投资组合的挖掘，挖掘中国因素，挖掘对中国经济更好合作的机会和对象。另一方面把注意力放在寻求行业中有竞争力的领导者、有竞争力的领先者，更多去了解他们的国际发展战略，来创造和构建更多的合作机会。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当然我们知道中投在这些年的海外投资中创造了很多经典的案例，但是面对强手如林的海外投资市场，我想中投多多少少还是显得有些孤单，我们只有这样一只基金在战斗，不过在去年开始这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去年年中南非成立了由中国主导的金砖银行，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又专门为“一带一路”设立了一只基金，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丝路基金”，这个基金一诞生就引发了大家高度，因为规模将会达到400亿美金，而且是专门为“一带一路”设立的中长期回报的股权投资基金。在今年“两会”上，丝路基金的掌门人金琦女士在记者会上一露面，就激发了大家高度的关注，也成为了那天记者会的热点，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金琦女士，来到我们今天的论坛，掌声有请，请金女士跟我们分享一下她此刻的思考。

[金琦] 谢谢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论坛。与大家共同讨论“一带一路”中的国际金融合作话题。我很高兴地看到今天这一场的嘉宾都是我们丝路基金的股东，中投是我们的股东，还有开行，跟我们的股东单位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个话题，就更加有意义。

股东单位不仅仅是我们的股东，也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我们富有共同的使命，在未来的业务发展中，丝路基金也会跟正在筹建而且马上就要签署章程的亚投行正在筹建当中的金砖银行等等，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会共同合作。借这个机会代表丝路基金向金融界的同行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是实现“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互联互通，资金融通将发挥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我们做好“一带一路”下的金融大文章一定要做好，我们作为丝路基金很赞成刚才李总所讲的非常重要的观点，作为金融行业当中，我们这样一个新成员，丝路基金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当中首先要解决好我们自身的作用和地位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成立半年来一边筹建、一边运营，同时我们也在思考自己的定位问题。

我想需要从三个层面来着眼，形成三种思维：第一点，要着眼于宏观层面，形成对接思维。“一带一路”的倡议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互动性，需要我们形成对接的思维，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一带一路”建设就将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配置和结构优化。 

因此我们需要与域内的国家发展宏观战略向结合，实现需求对接、责任对接、利益对接。金融机构通过多种投融资的方式支持企业走出去，可以发挥中国资本与中国经验、高端技术和装备优势的组合作用，同时将国际领先技术引进来，在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实现与相关国家的技术、管理、文化和市场的相互交融、相互合作和互利共赢。

第二点，要着眼产业层面，形成产业链的思维。“一带一路”的创意开创了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广阔空间。需要我们形成产业链的思维，长期以来我们对外开放都是以加工贸易出口带动为主，处于产业链条当中中后端。近年来企业走出去也是多以工程承包为主，管理运营不太多。债务融资比较多，股权投资比较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金融机构要支持企业实现海外投资由单纯的工程承包为主，向以BOT（建设经营和移交的模式）为主的转型。

走出去的激励机制要由项目自身效益驱动向拓展产业链的方式转型，通过装备走出去和产能的合作，带动产业资源整合，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提升企业运营管理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个，和跨境的合作能力，重塑竞争优势，实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的升级。

第三点，要着眼金融层面，形成资本思维，资本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需要我们形成一种资本思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以资本走出去带动优质产业和装备技术的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对外开放更高层次。

中国是全球储蓄水平最高的国家，企业走出去可以充分的借力我国资金优势，进行合理的融资规划，运用资本思维就是要以资本走出去来助推企业走出去，通过创新投融资支持的方式，综合运用股权、债权、基金、信贷、信保以及本币和外币等等多种的融资方式和多币种的融资组合，加速资金循环和实现投资效率的提升。丝路基金和近期宣布的各类投资基金都将成为股权融资的主体，以资本的支持来翘动更多资金的投入。此外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也为企业对外投资实现多币种、多元化组合提供了很好的便利。

除了上述三种思维以外，我们认为资本走出去的风险防范也是丝路基金运行当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刚才李总也讲到很多对外投资走出去方面所考虑到、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以及如何防范。丝路基金定位在中长期的开发投资基金，所以丝路基金与其他机构不同点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也不是一个政策性和援助性的机构，也是要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以较好的投资回报来衡量和筛选优质投资项目的机构。

同时我们也要综合评价项目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需要积极探索构建投资的风险防控机制。这是我们目前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我想有这样几点：第一，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共担风险，我很赞成李总所说走出去主体是企业，支持企业走出去就要以企业作为投资和运营的主体，建立起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治理结构。特别是要明确项目投资以后，出资各方的经营管理责任，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实现投资的效益。第二、要设计合理的风险缓释和补偿机制，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国别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和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

在开展项目评估、筛选和净值调查时我们需要全面的梳理各种风险，在投资方案当中，我们也要充分的设计风险的缓释和补偿机制，这些机制就包括要充分利用主权担保、资产抵押和各类的保险机制，尽量全面地覆盖风险。第三，要设计合理的退出机制，作为以股权投资为主的金融机构，丝路基金做出决策时必须同时设计好退出机制，对于商业性较强的项目我们希望实现上市以后退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类中长期的项目，可以选择在项目进成并且运营以后，通过相当低政府转让、向企业主体的回购、公开上市、股权转让等等方式退出，并且实现合理的收益回报。

第四，注意遵守投资所在国的社会、文化和法律规范，不同国家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和投资产业都会制定不同的吸引投资的政策，同时许多国家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就业政策、产业保护等等各个方面也有各自的政策规范和法律文化。在选择项目时我们必须充分评估投资项目与所在国的各类政策、规范的一致性，避免发生不当的投资风险。

第五，还是要加强中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融资的缺口非常巨大。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区域内、区域外，还有很多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在不断加深，也产生了大量的经贸合作、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等等各方面的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的投资机会确实非常大，合作空间非常广阔，需要统筹资源，提高投资效率。一方面我们希望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够携手合作、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更好地发挥抗风险的合力作用，实现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可以各自的特长和优势，因为金融机构根据自己的定位都是各有优势的，所以这样的优势互补就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阶段开展合作。共同为项目投资提供多元化的资金保障，我们可以共同开创“一带一路”框架下互利共赢的大格局。

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丝路基金启动运行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当中一边积极组建，一边推进业务。在公司功能定位、投资理念、业务实践等等方面也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大家可能已经通过媒体了解到，我们在今年4月20号，丝路基金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与中国的三峡集团，以及巴基斯坦的相关政府部门共同签署了投资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从而推出我们的首单项目，也就是说丝路基金有了良好的开局。

在支持企业走出去和海外投资方面，我刚才也说到中投公司、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各类商业金融机构，很早就开始在海外开拓市场，在全球布局，经过多年辛勤的耕耘，他们在搭平台、打基础、储备项目等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投资和管理的经验，所以刚才李总说到非常多的体会和一些看法、观点，都是多年积累的一些经验，我们丝路基金是刚刚起步，所以在未来的发展进程当中，我们还是真诚地希望继续得到金融界同行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继续分享大家的宝贵经验，共同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金总分享的思考，正像金总所说丝路基金成立半年来做出很多的努力也取得很好的进展，我们也期待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丝路基金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再次感谢金总。谢谢。刚才金总说过，今天来到现场的很几位最重要的嘉宾，其实都是丝路基金的股东代表，所以今天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丝路基金的一次董事会，刚才李总代表中投，中投占了丝路基金15%出资方，另外一位出资方金总也介绍过，说是中国进出口银行，跟中投一样也是占了15%的股份。现在我们就掌声有请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行长助理李健先生，为我们进行演讲。

[李健] 谢谢主持人，刚才金董事长说丝路基金的股东之一是口行，估计很多在座的嘉宾不知道“口行”是谁？“口行”这个名字，进出口银行的人不是很喜欢。但是已经约定俗成了，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也确实想不出来其他的简称，我们中国人就喜欢用简称。一说“口行”我们心里不是很舒服，我们说自己是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叫“开行”，人家把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合称叫“开口行”，这很不错，一开口这两家银行就掏出很多的钱来。

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成立于1994年，大家都知道是国家的政策性银行，而且今年进出口银行经过国务院批准，进行了改革。改革之后仍然定位是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进出口银行成立21年来，一直支持国际经济合作为己任，逐步建立了以进出口融资为基础，“两优”贷款为龙头，优惠信贷以及优秀买方信贷，简称为“两优”贷款。所以进出口融资为基础，“两优”贷款为龙头，一揽子合作为特色，走出去融资为重点，多边合作基金为补充的多位一体的业务体系。

搭建了较为完善的融资合作平台，成为中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经济桥梁。现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在全球同类的官方出口机构中最大的一家金融机构，而且远远超出了第二和第三。进出口银行在支持我国进出口贸易、推动企业走出去，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金融支持，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结合今天主题“一带一路”我们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和全球财富，向亚太，特别是亚洲地区转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大量资金和金融资本流入这一地区，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带一路”的构想提出恰逢其时。一年多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交流日益密切，相关的规划逐渐明晰，为复苏乏力的经济发展，以及纷繁复杂的国际地区局面注入了新的希望。

蓝图已经绘就，落实靠行动，在这项宏伟的工程的实现显然离不开各国的协同发展，而资金和货币是支撑互联互通建设、经贸合作发展的关键基础，国际金融合作对“一带一路”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首先资金缺口比较大，需要各国协商解决资金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涉及范围之广，国家之多，可谓空前。

估计在亚太地区未来十年的基础设施资金的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仅落实在丝绸之路铁路的规划就需要3000—5000亿人民币，所以弥补这一缺口就必须建立适宜的金融合作安排，动员沿线、沿路各国参与，拉动区内各国政府、金融机构、私人资本投入到投资大均。集区域之力，共谋大局、共镶盛举。

第二是沿线沿路国家金融合作水平有待提高，潜能释放空间很大，沿线沿路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合作部够深入，双边金融合作主要集中于贸易融资、货币互换等方面，而且范围和规模都比较有限。多边金融合作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推动货币金融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确实存在比较现实的困难，所以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将打破制约贸易投资合作的桎梏，大大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第三，为了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政府联合其他金融机构建立压力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新的金融合作平台。这些平台顺应了包容、开放的金融合作大趋势，创新了合作思路和融资方式，是对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资本运作新模式的探索，有利于统筹用好各类资金，利用好商业资本，提高资金的运营效率，促进项目及早落地开工。

第四，确保“一带一路”的顺利落实，必须要有风险防范措施，“一带一路”的沿线主要都是发展中国家，国别风险和项目风险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各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方面差异比较大，项目投资建设和经营面临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尤其是大型的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大多具有建设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因此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比较高度重视防范相关风险。我们认为风险防范关键是通过促进区域内金融监管合作，强化各国以及机构间信息沟通和业务协调，共同探讨建立风险预警、风担和补偿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多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致力于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深化贸易金融投资和产业合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已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支持开展了数千项重大投资，国际承包工程和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促进了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的民生改善、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支持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近年来我们深入和跟踪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和企业的现实需求，不断做强做精“两优”贷款、境外投资贷款、对外承包工程贷款等传统的优势贷款品种，综合运用进出口信贷、互惠贷款、对外担保等多样化的金融工具，积极开发混合贷款、投贷结合等各种品种。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持了大批惠及双边经贸合作的项目，广泛涉及交通、电力、能源、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不仅帮助沿线国家破解了发展难题，也为构造统一的地区大市场和产业链奠定了基础。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进出口银行对沿线国家资金投入明显增长，累计签约新项目将近300多个，2014年全年签约的金额同比增长68%，累积发放金额同比增长15%，其中中巴经济走廊相关项目累积发放金额同比增长了63%，孟中印缅累积发放金额同比增长了10.5%，这些实实在在的贷款和资金，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注入了强劲的实力。

同时，我们也更加注重推动国际金融合作致力于推动融资合作发展的创新发展。区域内自金融同仁一道做实了很多社会经济效益举价的项目，如中亚地区的中吉乌公路项目，是由亚洲开银行，进出口银行信贷，以及伊斯兰开发银行共同支持贷款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不仅打通重要路段连接的关键节点，推动了中亚区域合作走廊的建设，也为相关的国际金融机构、外国的金融机构和中国的金融机构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未来我们将机会发挥全球最大的官方出口金融机构的品牌优势，更好地促进区域内国际金融合作、凝聚金融合力，为“一带一路”做出更多的贡献。1、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现有优势，全力推进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发展，发挥协同推进效应，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区域产能合作。要和我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合作搭建支持重大技术装备重点项目合作、东北装备走出去、核电装备走出去等专项的工作机制。同时也在本行内发起了船舶合作论坛等合作洽谈平台，竭力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搭桥牵线，对接项目。

2、要精心运作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主导的并运营的中国东盟投资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等多只基金，加紧筹建中亚基金等新的平台，努力拓宽融资频道，以股权融资、投贷结合等方式整合市场资金，为投融资机制运行实现市场化、开放化的发展。如由进出口银行主导的中国东盟投资基金，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社会民生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已经顺利完成了一期全部股权投资项目，东盟基金二期的30亿美元也于2014年底，由李克强总理宣布启动。这些项目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十分积极的贡献。

3、是继续强化多边、双边金融合作。整合区域内资源，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更多的强有力的金融动力和支持。进出口银行将进一步深化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探讨共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能性。同时，继续加大与商业银行基金公司、投资银行等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务实合作。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融资，股权参与，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整合金融资源，提高综合服务能力。 

4、进一步拓展人民币业务，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为金融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润滑剂”。近几年来进出口银行不断推进跨境人民币使用需和融资业务，积极支持和鼓励客户在跨境业务中，尽量使用人民币，目前进出口银行发放的人民币贷款金额占总贷款金额的60%以上，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占比不断增加，跨境人民币贷款余额位居过银行同业的前位。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努力开发更多的符合市场需求、企业需求的人民币投融资产品，进一步畅通人民币借款、还款全循环，为增强中国金融在周边国家影响力、辐射力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一带一路”投资贸易畅通提供更多的便利。谢谢各位。

[主持人] 中国现在正在开展的“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围绕“一带一路”搭建起来的金融体系，跟二战之后重建过程当中，以美国为指导的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好，存在一个怎样的共同点？又有哪些差异和区别？这些媒体上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但是今天各位来自于非常重要的机构，对于这个话题不知道有没有你们的思考？既然是要讨论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今天也请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的Marc Uzan先生，这个布雷顿和之前讨论的布雷顿并不是一回事，但是Uzan先生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正在搭建的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所代表的体系，您会做出怎样的分析和评论？  

[Marc Uzan] 亚投行就是要扮演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为亚洲的基础设施来注入资金，之前的一些发言人也都提到主要的功能，为2020年之前的主要基础设施来寻求资金，所以它有着一个非常明显融资的责任在自己的身上。我相信在下周早些时候将会在签署一个协议，这会对缺口的资金将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作用。所以它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融资需求，而且是满足“一带一路”，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等等沿路国家对资金的需求。我相信亚投行对于现在已有的金融体系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它的目标非常明晰，因为中国的资金将会走向全球，在全球会有越来越多的举动，这些项目都是需要投资的，它将会是以人民币的计价方式来进行投资。有了亚投行将会方便很多，所以跟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不一样的，要重新打造全球的金融体系，在特殊的年代。它的职责、特点是不一样的，中国现在需要在全球部署资本，以前都要形成一些进出口银行、比如在非洲的一些贷款等等，都是在一些本地中国国内的银行来做，现在通过亚投行，通过一些多边的合作来实现。

[主持人] 掌声感谢Uzan先生，刚才用了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亚投行在未来的世界金融体系建设当中的作用：补充，是这样一个词。请教一下乔会长，也是研究金融、研究亚投行发展的专家，您是否同意Uzan先生的评价。

[乔依德] 我们亚投行、金砖银行确实是带有标志性的事件，我认为和布雷顿森林会议还是有两个不同，从机构来说它建立了IMF，一个是建立的世行，IMF主要是处理国际收支出现问题时，怎么来应对世界上国际收支调解问题，世行主要是开发援助，这一点和亚投行有点类似，也是用一部分资金去支持基础设施。跟马歇尔计划有很大的不同，马歇尔计划是从意识形态冷战的角度出发，有些国家是被排除在外。

我们亚投行、金砖银行确实是带有标志性的事件，我认为和布雷顿森林会议还是有两个不同，从机构来说它建立了IMF，一个是建立的世行，IMF主要是处理国际收支出现问题时，怎么来应对世界上国际收支调解问题，世行主要是开发援助，这一点和亚投行有点类似，也是用一部分资金去支持基础设施。跟马歇尔计划有很大的不同，马歇尔计划是从意识形态冷战的角度出发，有些国家是被排除在外。

像我们亚投行大家也看到，跟亚开行还不一样，亚开行是会员才可以得到投资。前几年有中国领导人提出也搞一个马歇尔计划，我印象很深，马歇尔做演讲的时候，是在一个教堂里面，他利用星期六晚上，那个时候是6天工作。所以利用星期六晚上做演讲，不想让美国大众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所以当时这个计划开始的时候没有得到国内大家的支持，因为战后大家都需要钱。对我们来说不一样，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是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所以从这个家度来说两者不能很简单的比喻。

我采访过商务部的高部长，他也提出过“一带一路”的规划更多考虑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并不是强调以谁为主导，也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的金融体系，而是跟现有的金融体系进行更加平衡的合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媒体可能更希望看到一个热闹的场面，媒体在推波助澜，希望进行一些更加富有想象的比较。但是我们知道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再加上后来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确世界金融体系又面临一个重建的需要。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像亚投行也好、丝路基金基金也好，金砖银行也好，在重建的世界金融体系里面，它们扮演的角色是否会有所变化。乔会长讲完以后可以让印度朋友考虑一下这个。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然原因很多种，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一个根本性的缺陷，美国中央银行的授权（美联储授权）只是考虑美国的情景，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缺陷。当然要改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2010年G20峰会上也提出要求IMF进行份额和治理的改革。很遗憾到现在改革一直没有落实。当然这个改革当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把投票权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说了很多次老是没有完成，当然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包括中国，自己另起炉灶，这是无可非议的，也可以有一些好处，他们有一些好的经验、亚投行、金砖银行也是应该学习的。

但是也是比较官僚，效率也不是很高，这个可以改进。而且我发现亚投行也好、金砖银行成立也好，还是促进了一些竞争。世界银行搞了一个全球基础设施的平台，包括日本不愿意参加亚投行，自己也想拿出一千多亿，这个也没有什么，大家一起来做。我想这个搅动会造成良性竞争的环境，这对国际货币的体系改革、全球金融治理都是有益。

[主持人] 我们也给乔会长送上掌声，谢谢。接下来问一下印度清算有限公司的总裁R.Sridharan先生，我们知道去年成立的金砖银行的行长就是一位印度人。所以站在印度的角度如何评价现在的全球金融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金砖银行以及亚投行在您看来，在未来的世界金融格局当中会不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或者是冲击？

[R.Sridharan] 谢谢，我觉得这两个机构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进行融资、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带一路”也是需要这些项目的帮助的，这些项目需要很大投资，之前也讲到了8万亿。像亚投行、金砖银行和其他多边金融机构，和政府都是需要一起来参与。他们也需要进行投资，也需要吸引私营部门进行投资。这样可以及时完成一些项目。

需要私营部门的投资，这是需要各个方面参与的，也需要给他们一些信心，也需要我们机构这样的金融中介机构，让私营部门有信心，让他们相信这些投资目的地有很强的金融体系，能够给他们的投资带来安全，并且确保他们的回报可以转回自己的国家，这些国家也要有很好的政府治理，很好的法律系统、有很好的清算等等。

在一开始看来这些工作可能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之后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一定要做到这几个方面，要有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我指一些证券机构、证券清算机构、贸易清算机构等等。我们也有一些国际的行动来加强，各个国家的这些机构。

比如国际清算银行就开始一些行动，进行机构的标准化规则，我们也意识到各个国家有不同的金融发展，比如发达国家有非常先进的金融市场，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还在进一步为增长提供融资。所以不能对不同的国家使用同样的规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用的规则并不是一样的，标准化不能全部统一，要牢记这一点，各个国家的监管者一定要很审慎。

[主持人] 非常感谢Uzan，就中国建立亚投行参与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很有益的建议。就像刚才Uzan生说，中国在过去短短7个月时间里，有57个国家参与进来，成为意向创立成员国，共同推进亚投行的进展，这是出乎意料的，包括很多中国人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进展、这样的成果。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包括中国整个全球合作当中，亚投行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让我们看到更多奇迹的出现。接下来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大家讨论“一带一路”时，很关心但是可能会又有一点困惑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让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妙的战略可以尽快的落地、尽快向前推进。两位企业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思考，银联的时总还有中国铁建的企业家余总。你们作为企业的层面，当然比我们学者更希望看到它尽快落地，你们好拿到项目区做，对这个有什么期待？

[余兴喜] 我们作为公司当然希望这些项目尽早的落地，但是实际上还是急不得，我们刚才说，“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来说周期都会比较长，收益有时候不是太好，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好多项目在国内我们要做高铁也要五六年的时间，大家都知道中国和国外在体制上不一样，中国政府的权力大，说了算，做什么项目马上可以推开。

在国外因为体制不一样，所以不可能做到那么快。所以一个项目做十年八年都是非常正常的，像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从策划到前期研究都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正是一个长期的，对我们公司的受益也是未来几十年的事。但是很多投资者问在短期内有没有？我说肯定有。

在2015年有会有一些项目落地，现在铁路方面策划运作的，应该说有多条铁路在策划，我觉得2015年肯定会有一些项目落地，也就是说公司在今年就会有收益。更多还是钱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不管是在国内，因为“一带一路”项目有很多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非常希望和各家金融机构合作，其实我们和进出口银行这几年也有比较多的合作，中国在海外的第一条高铁，土耳其的安伊高铁，就是进出口银行为我们提供的出口信贷；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还有一条铁路也刚刚通车是766公里，这个也是进出口银行给我们提供的出口信贷。所以现在跟金融机构的合作比较多，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合作。

[主持人] 所以你看到亚投行、看到丝路基金成立的时候，就是看到金融支持对你们的支持。非常感谢。时总本来想坐着中国铁建修好的铁路过去的，但是余总说急不得，有很多的项目要十年八年的时间。 

[时文朝] 应该说现在看看地图，现在所说的“一带一路”大概涵盖了66个国家，这66个国家当中人口和经济规模都占全球相当大的比重。我们银联已经在66个国家当中的50个国家有了业务。所以我们作为实操层面，在思考“一带一路”战略缩地过程当中。应该说“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民众之间，是有内在的联系、内在交往的需求。所以没有“一带一路”提出来时，大家也在做。余总已经有两条铁路都通车了。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都有自己的战略，这些国家与国家的战略对接协调起来以后，是“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合作方向，具体的结构更加清晰，接下来合作就会更加紧密。所以从我们角度来说，当然觉得“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其他国家战略的对接，对我们做金融国际合作非常有利的。我们现在的体会在这个战略下可能对金融的国际合作，会出现越来越蓬勃的大规模合作趋势，可能在其他地方都在研究金融业调整和转型问题。

特别是中国、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里面比较发展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是出现一定的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整个金融领域两个部门，一个是对公部门，一个是对私部门，对公部门会慢慢缓下来、放下来。原来挣钱最多的是大公司部、大客户部，现在逐步要向个人业务领域来转移。无论是负债方还是资产方。从负债方提出来财富管理，从资产方来说可能原来像对余总中国高铁这样大公司、大额信贷，逐步要向个人领域（信用、消费、小额），普惠民生的小额信贷来转移。各家银行讲的时候都讲了，这也是新形势下财富管理成为热点和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中国银联所有为个人进行融资、支付的服务，都承担重要的职责。所以在这个战略之下，为我们中国银联开展全球化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到目前为止我们银联也是全球最大的发卡组织，我们银联的标准卡发行了45亿多张，加上和其他一起联合发的，已经接近了50亿张卡。现在的交易量增长速度也很快，去年在全球的交易笔数增长了50%，今年一季度增长的速度，交易笔数也接近50%，速度也很快。这就说明在整个支付领域、金融领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的合作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银联的体会合作过程当中，战略要落地，可能双方在战略下边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在具体项目之上还有一个层面，比如说业务规则的实用性，因为每开展一项规则，特别是像我们以网络为特征的企业，都有各自的规则，规则的实用性怎么样。第二是一致性，或者叫可接受性，也要具体研究。第三是业务的共性和个性，或者业务多元化过程当中能够适应不同文化、不同国界的需要。这三个方面可能是把战略落到具体项目当中，要大量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有了规则、有了标准、有了业务内容，业务的共性、个性的融合之后，可能才涉及到具体项目落地。从我们实践来看基本上也是这么做的。上一次新华社办的论坛当中，我讲的国际化要让大家理解你、信任你，让大家和你合作能够挣到钱，得有利益。第三让这个利益最好本地化，最好能够一体化，这样我想整个战略才能有很宏观的层面，落到很具体的项目上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