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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龙博士释疑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

2011年11月01日 16:20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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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库?

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是集研究成果、讲演文集、金融领袖及国际金融论坛成员著作为一体系列出版物,根据每年国际金融论坛年会和研究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出版。

2、为什么要建立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

全球战略文库的宗旨:坚持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对全球金融经济问题深入研究。

全球战略文库所涉及的选题范围以及主要内容与国际金融论坛的目标密切相关: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促进全球金融领域和区域经济间更具广泛性和包容性的多边合作、交流与对话;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和实现金融稳定;促进全球金融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及其对策。

3、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有哪些特色?

首先,全球战略文库拥有一支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全球战略文库编委会现有编委32名,均为著名国际政要、学术界顶尖人士、企业界权威人士。全球战略文库由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国际金融论坛(IFF)顾问委员会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国际金融论坛(IFF)共同主席、美国总统经济复苏委员会前主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担任编委会名誉总编;由国际金融论坛(IFF)顾问委员会共同主席、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国际金融论坛(IFF)常务副理事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原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担任编委会主席。

其次,全球战略文库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国际金融论坛(IFF)的成员来自中国政府部门、联合国系统机构、相关国际经济组织和2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和著名专家学者。他们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精辟的讲演等是全球战略文库取之不尽的源泉。

再次,全球战略文库拥有一个坚实的国际化研究平台。国际金融论坛(IFF)整合国内外金融界和学术界的顶级资源,建立了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研究院汇集创新思维、凝聚创新意识,致力于战略和政策的分析研究;密切关注国际金融的发展动向,博采众长、以集体智慧对国际金融的发展动向以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将为政府有关部门金融决策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的研究报告,为国内外经济学家、金融家提供交流和研讨的高端平台,以及为各金融机构提供一流的研究、咨询和教育培训服务,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人才库和智慧库。全球战略文库凭借国际化研究平台优势,可为社会各界提供精品书刊。

4、请介绍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的运行情况。

全球战略文库目前已出版了《中国金融开放新格局》、《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与中国的影响》等系列丛书。由于该丛书具有较高学术水准、战略性、前瞻性,日益受到国际金融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促进全球金融界的交流、合作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此次出版发行的《中国抉择》系列丛书是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第3辑。《中国抉择》系列丛书由国际金融论坛(IFF)管理委员会主任、首席执行官兼秘书长张继中,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秘书长兼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原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元龙担任主编。

5、您撰写《中国抉择》系列丛书的初衷是什么?

《中国抉择》系列丛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战略选择问题。所谓战略,即战争的谋略,是指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在现代被引申至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其涵义演变为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中国抉择》系列丛书的内容与战略及其选择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走向国际金融强国战略、宏观经济与金融安全战略、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战略,以及银行业改革与发展战略。

6、请介绍一下《中国抉择》系列丛书的主要内容?

围绕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若干重大战略的选择,《中国抉择》系列丛书共选编了130多篇研究报告和论文,其中大部分成稿于2005~2011年。考虑到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的连续性,以及作者在理论探索方面认识的不断深化,丛书一并收录了十余篇作者较早(主要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研究成果。

《中国抉择:走向国际金融强国战略》是《中国抉择》系列丛书中的第一册。其余三册:《中国抉择:宏观经济与金融安全战略》、《中国抉择: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战略》与《中国抉择:银行业改革与发展战略》将于年内陆续出版。

7、与现已出版发行、汗牛充栋的有关战略问题研究的论著相比较,《中国抉择》系列丛书有什么特点或特色?

《中国抉择》系列丛书是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的第3辑,它遵循全球战略文库关于坚持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宗旨,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战略选择问题、对全球金融经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抉择》系列丛书融理论性、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实用性于一体,其显著特点是:

第一,视野开阔。《中国抉择》系列丛书在体系结构的安排上采用了统一的模式,即第一部分均为“战略研究核心报告”,其余部分则为相关专题。从丛书的脉络来看,丛书从国际与国内、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务等各个方面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战略选择问题。丛书内容涉及战略选择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且多属于经济金融前沿问题,目前理论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丛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尤其是将研究视角放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为中国应对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以及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平台。

第二,内容丰富。《中国抉择》系列丛书研究范围涵盖中国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四个方面:走向国际金融强国战略、宏观经济与金融安全战略、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战略,以及银行业改革与发展战略。丛书不仅描述了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的一般理论,而且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丛书不仅考察了国际金融的发展及其特征,而且剖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以及金融安全的状况;丛书不仅讨论了金融全球化的含义、表现形式、动因、影响、实质与发展趋势,而且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及其金融安全的国际金融环境,提出了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战略和政策选择。

第三,理论新颖。《中国抉择》系列丛书对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丛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新的、更为准确的界定,并对与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些概念进行了比较和甄别,还对国外有关金融理论以及中国金融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改革的全新图景。

第四,对策务实。《中国抉择》系列丛书提出了许多针对性很强的、更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丛书中收录的许多研究报告属于重大研究课题,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研究、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对策研究、欧元启动与影响研究、国有银行改革研究、金融风险防范研究、金融安全问题研究、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研究等。这些研究报告大部分曾上报中央领导和国务院领导参考。丛书中对战略选择和政策取向的论证以及提出的许多创新观点和政策建议,已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印证,主要观点被国内外众多刊物转载和引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中国抉择》系列丛书在理论上有深度、在观点上具有创见和前瞻性、在实践上有参考价值,是近年来我国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一部力作。丛书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8、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中,如何把握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取向?

中国对外金融开放面临四大风险

中国由一个外汇短缺大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大国,永远告别了外汇短缺年代,这是中国对外金融开放30多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与这一变化相联系,中国还实现两个重要的转变:从资本短缺大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大国转变为全球最重要的对外债权国。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的对外金融环境已经发生重要变化,这对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中国对外金融开放面临着诸多极为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大风险。

一是国际收支失衡的风险。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长达十多年的不合理的双顺差格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增加了国际收支形势的复杂性,而且这种国际收支失衡的格局具有不可持续性,从中长期来看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中国国际收支失衡格局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剧经济金融风险。其次,丧失货币政策主导权。再次,恶化国际经贸关系。第四,导致巨大福利损失。

二是超常外汇储备的风险。中国的超常高额外汇储备需要支付巨额成本、承担巨大风险:首先,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其次,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再次,支付高额的成本。第四,影响金融调控能力。第五,加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第六,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与日俱增。

三是人民币升值及逆转风险。人民币升值及其升值的预期吸引着国际投机资本,成为导致热钱大量流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的状况已充分表明:人民币升值与热钱流入是正相关关系,即人民币升值越快,人们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就越高,热钱流入的规模就越大、速度就越快。热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实际上是增加了货币供给而助推通货膨胀,使宏观调控很难实现预期目标。人民币升值似乎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加大货币发行量,从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迫使人民币继续升值,如此循环往复。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在巨额热钱的推波助澜下,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过度升值(即超调),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一旦美元由弱转强、人民币升值预期到顶,将可能引发国际资本流动格局逆转,国际游资迅速套现而大规模流出,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

四是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国际游资不断涌向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对热钱具有两大吸引力,即低风险和高回报,突出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利率水平高于美国、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分析的:资金会流向更安全的地方,而现在大家觉得美国经济和金融存在比较高的风险。现在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即使可以获得一定的回报,但由于美元贬值,这种回报也会被汇率贬值所侵蚀。这时候投资者开始寻找一些回报更高的资产,而正在升值的人民币无疑就是一种选择,所以出现大量资金涌入中国。国际游资大量进入,对中国宏观经济、货币体系、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加剧了国内资产价格的波动、推高通货膨胀、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基本框架

为适应中国金融业更加开放新形势的迫切需要,有效应对中国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压力,中国需要制定和实施明晰的金融对外开放战略。实际上,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即: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显然,这是对中国金融对外开放30年经验教训的全面而深刻的总结。

为有效实施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提高开放质量和水平,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包括:

首先,制定总体规划。金融对外开放总体规划是实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的蓝图。制定金融业对外开放总体规划,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注意把握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时机、力度和节奏。该总体规划中还包括完善的对外资金融企业市场准入和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完善金融审慎监管,促进中外资金融企业公平竞争。

其次,优化开放结构。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结构还不尽合理,优化金融对外开放结构是实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的必然要求。优化开放结构的重点为:支持外资金融企业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开展金融服务;积极引进有助于扩大消费、为中小企业和“三农”等提供特色服务的外资金融企业;金融中心的建立将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适应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新形势。

再次,稳步开放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有效实施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所在。因此,要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拓宽境外机构在境内进行债券融资的渠道;支持有条件的国内金融企业走出去,拓宽对外投资渠道;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金融合作,巩固并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创造条件、扩大对台湾地区的金融交流;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金融合作。

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30年的历程中,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些已经演变成为金融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如著名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三原则,即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三原则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

三原则其政策含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范畴,已经扩展和推广到了整个中国金融对外开放领域,演变成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金融对外开放的主动性原则,就是指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金融对外开放的方式、内容和时机。中国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在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的因素至少包括: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金融体系状况、金融监管水平、企业承受能力、对外贸易状况、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

金融对外开放的可控性原则,就是指金融对外开放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对金融对外开放过程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控制,尽可能减少风险因素的不利影响,以确保金融对外开放的顺利推进。

金融对外开放的渐进性原则,就是指有步骤地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需要,而且要考虑长远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金融对外开放要坚持渐进性原则或称之为循序渐进的原则,关键在于要把握好金融对外开放的顺序和步骤,决不可一哄而起、急躁冒进。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推进,要分清阶段性目标。渐进性原则还要求金融对外开放与金融改革协调推进。

金融对外开放基本原则的总结、概况与提出是中国对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对外开放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新和贡献。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对外开放基本原则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价值。坚持这些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使开放的节奏和力度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市场发育的程度和金融监管的能力相适应,更好地推动中国金融与全球金融的相互融合;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可增强防范和控制金融对外开放风险的能力,维护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安全。

应对金融对外开放风险的方略

中国金融对外开放30多年,是中国金融走向开放、走向世界、金融实力和竞争力日益提高的30多年。中国金融对外开放30多年,有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以及可总结的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金融强国的宝贵财富。在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探索适合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之路、关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未来趋势、把握应对金融对外开放风险的方略,显得尤为重要。

微观层面。从微观层面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加强风险控制、提升创新能力、推进现代化银行建设。

宏观层面。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强化金融监管、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金融对内开放、平衡国际收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9、您对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何设想?

关于改革内容和总体思路

中国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根本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话语权,改善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其次,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应赋予国际金融机构更多的监管职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论坛和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机构合理分工,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而且各国之间也应加强监管合作,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再次,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加强区域性的货币合作。

根据上述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考虑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当首先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改革、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10、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目标与原则是什么?

关于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

在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召开的G20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阐述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原则的基本主张: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领域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创新性主张。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具有深刻的内涵,与改革的目标也是内在统一和互相促进的。第一,全面性强调的是要进行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第二,均衡性就是要注重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三,渐进性强调改革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第四,实效性要求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

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促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深化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合理布局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长期政策取向。至少应包括以下九大方面:建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平台;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两轮驱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确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争取国际碳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增加黄金在中国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国内金融体系改革进程;开展全方位的金融外交。

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当务之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国当前最为紧迫的严峻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保持主要货币和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以及促进中国国际收支平衡。

11、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选择什么样的路径?

G20伦敦峰会上,中国对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出了六个努力方向,即六大内容: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发挥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改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从这些内容来看,不仅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或要害,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

从六大内容来看,是围绕着三条路径进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六大内容其核心就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这是因为,六大内容无不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密切相连,特别是有四项内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相关。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重点应放在调整国际金融机构的机制和运作。

12、您为什么提出必须高度关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文化重建问题?

所谓国际金融体系文化,通常是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所形成的共同认识,理念和思想,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规范和秩序。从表面上来看,导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并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与局限性。然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局限性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文化扭曲有着密切的关系。深究其中,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是一场美国文化的危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美国人、美国社会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与充满错误和扩张的价值观念的危机,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文化扭曲。国际金融体系的文化扭曲主要表现为:金融霸权文化、治理机制扭曲、指导思想僵化、美国模式主导文化。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弊端暴露的淋漓尽致,同时也表明国际金融体系文化扭曲是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文化重建问题,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与文化重建。2008年11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G20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显然这是针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弊端和不足、针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文化扭曲,切中要害。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塑造一个有利于世界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体制框架,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也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的特征。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就是要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立与发展,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通过广泛的文化沟通与合作来解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面临的难题。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原则与文化重建。为实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中国政府提出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改革的目标也是内在统一和互相促进的。第一,全面性强调的是要进行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第二,均衡性就是要注重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三,渐进性强调改革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第四,实效性要求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

三是国际金融新秩序与文化重建。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显然,这不仅仅是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现行利益格局、重建国际金融体系文化;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参与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对话和谈判,并参与制定国际金融体系新秩序的游戏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相应利益关系的平衡,才能制定出世界各国共同分享利益的游戏规则。可以说,这才是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

四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倡导包容文化。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有效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各国各地区必须加强交流合作,协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寻求新的增长战略或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平衡、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丰富而且深刻,它体现的是一种“包容文化”,其核心是协调、合作、和谐、和平。显而易见,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也应当倡导这种“包容文化”。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将对此达成共识,各国携手合作、深化合作、拓展合作,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增长、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

13、请您谈谈对中国智库发展状况的看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逐渐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政策决策对于决策咨询的需求日益增加,中国形形色色的智库由此应运而生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前,不仅各级政府设立了咨询机构,而且各种民间的智库也活跃在众多领域并为决策咨询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在中国,智库的作用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建设性建议。二是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三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然而,中国在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高效运作和管理智库机构、利用智库有效影响公众决策以及保持智库研究独立性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中国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智库的运行机制。

中国智库在崛起过程中必须重视的基础性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智库的研究定位。作为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的智库,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是其最基本的研究定位。实际上,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而前瞻性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要未雨绸缪,完善政策。要密切跟踪分析形势,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值得中国智库重视的一个观点: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政策决策的前瞻性,即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此类问题大多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突发性等特点),为应对在较长时间内的各种困难和复杂局面而超前研究和拟定可供选择的政策。显而易见,储备性政策研究是前瞻性研究的核心内容,储备性政策研究理所当然也必须具有宏观性和战略性。由此可见,对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是中国各类智库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任务。

二是维护国家安全为第一要务。研究结果直接为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服务,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宗旨和目的。

三是确保智库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智库能否发挥其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关键在于智库是否能够保持客观性和独立性,能否提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国家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长期战略、思想和主张。

从中国的官方智库来看,大部分智库的独立性都比较差。官方智库是政府部门所属的政府机构,由于其生存与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其研究人员都会身不由己地受到某些力量的制衡,要批评主管部门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更多地是承担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由于缺乏独立性,中国的许多智库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知识库”或“数据库”。毫无疑问,缺乏独立性的智库,很难保证其研究成果的宏观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将可能陷入“在国际研究中总是跟着西方智库跑,在国内研究中总是围着长官意志转”的怪圈。

四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研究团队。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研究机构的数量,中国许多研究机构缺乏独创研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除了智库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之外,而在于中国的智库尚未建立高效运行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因此,解决人才问题是促进中国智库崛起的重中之重。

14、您对中国外汇储备战略与政策有何看法?

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债务危机的恶化是美国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不断恶化的结果,从而表明美国已开始进入由盛入衰的下行通道。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债务危机频繁发生将成为常态,由此引发的美元贬值将成为长期化趋势。因此,维护对外资产安全就成为中国经济金融战略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由于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外汇储备资产高达3.2万亿美元,因此维护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安全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维护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

一是实施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

中国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以降低风险。美债危机以来,为避免大规模持有美债的外汇储备损失风险,中国政府及有关部门都强调多元化将是外汇储备配置的基本原则,外汇储备管理将继续坚持多元化投资原则,加强风险管理,最大限度减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我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外汇储备多元化可至少应包括两个多元化:

(1)外汇储备投资主体多元化。这就要求构建新型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其基本架构为:一是由中央银行保留大部分外汇储备,以满足对外汇储备的交易性需求和预防性需求,应付国际收支逆差、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二是由外汇储备管理实体即外汇投资公司等机构来管理和运作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投资,追求尽可能高的收益。该架构的基本特征是进行专业化分工、分层次管理,以较好地实现外汇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原则。用于汇率管理功能的外汇资产投资方向主要侧重于国际金融市场,其运用以保持流动性为主,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以备不时之需;而用于投资功能的外汇资产,其运用主要为长期性投资,以收益性为主,主要投资于高收益资产如新兴市场债券、外国股票等,以增加国家的长期总财富。

(2)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这就要求创新外汇储备管理。不仅要外汇储备币种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主要途径是适当减持美元,适度增加非美货币、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等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黄金以及其他资产,通过储备资产多元化而保值增值。

二是创新外汇储备管理。

美债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究竟如何配置才能确保安全?外汇储备投资的主要渠道无非就是主权债券、外国股票、黄金以及能源大宗商品。面对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无论哪个方向都显得杯水车薪。除美国国债市场外,其他发达国家的国债市场都比较狭小,例如德国国债市场的规模只有美国的1/7;而在海外开展股权方式的战略投资,通常会遭遇发达国家的限制。显而易见,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规模,无论进入任何市场,都将推高市场价格和影响市场定价。

为此,要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

(1)制定更积极的对外投资战略。将外汇储备与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相结合,如推进中国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建立起更加市场化、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新建企业的方式促进产业链的转移,加速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2)支持民间部门拓宽对外投资渠道。鼓励中国企业和居民进行海外投资,培育市场力量、用市场自身动力来分散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可考虑开放离岸的企业债券市场,允许海外公司来大陆发行美元债券,以分散中国外汇储备投资。较股权而言,债权不影响投票权,可为海外公司提供债券融资规避制度障碍的约束。另外,企业债收益率通常高于国债收益率,购买企业债可增加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率。

(3)积极实施实物化投资策略。外汇储备实物化投资并非简单地购买或持有实物资产,而是通过改变资产组合实现外汇储备收益与实物资产价格挂钩。例如增持商品货币、投资商品基金、进入商品衍生品市场、持有资源行业的股票和债券,以及开拓委托投资渠道等。实施实物化投资,实际上还是利用金融手段来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

三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金融强国的必然趋势。人民币国际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

正是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坚定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如果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为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得更多话语权,而且还将有利于中国保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国内经济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的安全。

当前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仍然需要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的框架下进行。基于这一前提,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总体思路为:双管齐下、内外兼修,即:在夯实基础、练好内功的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关键是要练好内功、强身健体,加快改革与发展。

四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来看,目前仍无国家可以挑战美国的综合实力,美元仍然处于垄断地位,尚无一种合适的国际储备资产能够替代美元。然而,此次金融危机已在客观上导致美元霸权的基础出现松动,从单极化到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国际储备货币“极”的增加,就意味着美元垄断地位的下降。与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复杂决策程序相比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有助于实现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极”,是打破美元垄断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如果从1994年1月1日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算起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38%。

如果从2005年7月21日算起至2011年10月28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30.77%。

2011年初至10月28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4.62%。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近年来持续下降,2007年为10.1%,2009年、2010年分别降至5.2%与5.2%,2011年上半年又降至2.8%。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在经过几年的大幅升值后,已经趋近均衡水平。

然而,近年来美国国会仍执著地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其真实意图至少有三个方面:经济层面,以减轻对华债务压力;国内政治层面,转嫁责任、安抚选民;国际战略层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为实施其战略必将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汇率低估为借口,为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提供依据,作为中美经济协调与谈判的重要筹码,以便向中国要价来获得更大的收益。

中美之间围绕汇率问题的较量将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一是汇率较量趋于长期化。只要中美两国有不同的利益存在、两国间存在贸易失衡,人民币汇率的较量将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二是美国试图将汇率问题多边化。2010年以来,美国已越来越多地采取多边手段,推动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向中国施压。三是美国欲采用多样化手段打组合拳。如采取双边对话、多边施压、贸易制裁措施、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等综合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不仅要积极应对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要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人民币汇率问题。汇率问题已并非单纯价格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事关中国金融安全。

我们认为,维护金融安全的人民币汇率战略选择是: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施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如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强人民币弹性、完善外汇市场运行体制、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创新、调整外汇管理政策等。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且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15、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的安全有何影响?如何应对?

由于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持有国,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可避免,并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将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冲击,这种状况必须高度关注。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美国仍然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将继续凭借其拥有的美元霸权地位,通过扩大货币发行和美元有序贬值等手段,借此稀释国内高达60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包括占全部债务25%的国家主权债务)。美国向全球转嫁债务危机,试图让全球各国承担债务危机的成本。如果从近期来看,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外储大幅缩水风险。

在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外汇储备资产高达3.2万亿美元(2011年6月底),其中持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国外持有者);对外金融资产中,美元资产高达71%。显然,美元贬值必将导致中国巨额对外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美元不断贬值,就意味着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因购买力不断降低而蒙受巨大的损失。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精于此道的“软违约”。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软违约”侵蚀的风险。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元汇率持续疲软,美元对欧元等货币的汇率几乎以每年3%的速度下跌。如果再加上美元利率低于其它货币,美元资产持有者遭受的实际损失已超过30%。由于目前美国债务规模仍在不断膨胀,而美国政府对“双减”缺乏有效举措,这将导致美国债务危机的长期化。受此负面影响,弱势美元或美元贬值也将被迫趋于长期化。毫无疑问,在这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世纪大博弈中,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损失无疑将首当其冲。

二是进一步推高中国通货膨胀。

美元贬值将给全球经济金融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美元贬值及其预期,必然导致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原油、国际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进而增加全球商品的生产成本和通胀压力,加剧全球性通胀压力,特别是引发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原因既有需求因素,也有成本原因。从外部因素来看,一方面国际市场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推动中国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国外大量资金涌入中国寻找投资机会,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进而影响中国的物价总水平。

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后,美联储维持零利率两年不变的政策导致银行超额准备金从美联储撤离,进入金融流通领域成为新的流动性。这些释放出的流动性不仅可以满足美国继续发行国债和不断扩大债务上限的需要,也使得美元进一步贬值,让美国巨额国债不断缩水。其实主权信用降级已经获得了量化宽松的效果,而付出的成本更低。这些释放出的巨大流动性必将进一步推高国际食品、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输入性通胀将进一步为中国居高不下的通胀推波助澜,并有可能改变中国通胀的走势,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将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

三是迫使人民币加快升值。

美元流动性进一步膨胀将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历史似乎总是惊人地相似,26年前美国迫使其当时最大的债权国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此后美元对日元贬值300%,美债大幅度稀释,美国经济实现了自我救赎。今天这一幕又在重演:在中国高速增持美债的最近10年,美元便加速了对人民币的贬值。如果从2005年7月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算起,六年内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已逾20%。面对持续恶化的美债危机,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两年美元对人民币将会有更大幅度的贬值,贬值幅度极可能超过30%,以期加大美债的稀释力度,再度完成美国经济的自我救赎。对中国而言,中国出口企业在通胀和成本的双重压力下,盈利空间微乎其微,不少企业已处在破产倒闭的边缘。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大幅度升值,出口企业将出现倒闭潮,甚至可能引爆房地产泡沫,中国经济不排除因此而受到重创。

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院程序性投票通过有关《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试图推动国会立法,敦促政府部门以“人民币被低估”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反补贴关税,以再次逼迫人民币升值。其实,美方的这一伎俩,不过又是多年来的陈词滥调、老生常谈而已,如果与美国债务危机联系起来看,其用心昭然若揭: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使美债得以稀释。

关于维护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的安全

如前所述,维护对外资产安全是中国经济金融战略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由于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外汇储备资产高达3.2万亿美元,因此维护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安全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维护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为此需要实施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战略思维,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美债问题,特别是继续购买美债问题。

如何应对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国内外对此众说纷纭。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开出的药方是:中国或是选择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或是选择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如果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打击出口,所以中国会继续购买美债。 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有论者认为,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国债市场,美国国债具有较好的安全性、流动性和市场容量,交易成本较低;市场上目前还缺乏可以替代美国国债的选项,美元资产避险光环使其成为收益性最好的资产之一;美国国债仍是全球金融市场上较为安全的投资产品,是包括许多中央银行在内的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对象。

显然,中国似乎选择了继续购买美债的政策取向。截至2011年6月末,中国持有逾两万亿美元资产(包括1.16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两房等债券)占外汇储备的62.55%。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1年7月继续增持8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1.1735万亿美元,这也是中国连续第四个月增持美国国债。自2010年6月达到1.1112万亿美元规模以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已连续14个月稳定在1万亿美元以上。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从表面上来看似乎理由充分,但仍值得进一步深思。

首先,关于“美债是最安全的投资品”。如前所述,由于美国违约历史悠久、“软违约”是美国惯用策略,所谓美债“最安全”,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

其次,关于“美债是安全性最好的资产”。外汇储备以及对外金融资产要求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三性”原则,其中安全性是基础。安全性原则体现为三个方面的要求:多元化、长期性和战略性。所谓多元化,就是通常说的“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谓长期性,指确定资产结构时要综合考虑各种资产的风险收益特性、市场发展趋势等长期因素;所谓战略性,指确定货币结构时要综合考虑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对外支付需要、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等宏观性或战略性因素。 显然,将中国较多的对外金融资产配置在美债上,这与多元化、长期性和战略性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能否得出“美债具有较好安全性”的结论还需要探讨。

再次,关于“美债是收益性最好的资产”。众所周知,安全性是“三性”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如果安全性不能保障,收益性就无从谈起,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外,据报道阿联酋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没有美国国债或任何由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票据。尽管该国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计价,但投资是以非美元资产为主,而该国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跟美债没有直接关系。阿联酋中央银行表示,不投资美国国债的原因是其回报率极其低。 因此,对“美债是收益性最好的资产”的判断也需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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