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大会2讨论文字实录

2011年11月09日 18:03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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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2011年11月9日，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在北京正式召开，主题为“全球金融新框架：变革与影响”，凤凰网财经全程参与直播。

以下为发言实录：

何力：我们接下来对话环节的主题是“新一轮金融危机对企业的机遇与挑战”。可能会围绕几个方面，一个是金融危机近期对中国企业有哪些影响？深度和广度。第二，涉及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哪些新的机会，不仅仅买资产，而且实现国际运营，实现价值链的整合和提升。第三，涉及到金融危机中国企业的机遇和挑战。接下来介绍一下参加这个环节讨论的嘉宾并有请大家上台。他们是：国际金融论坛委员、首都创业集团总经理刘晓光先生。泰康人寿董事长CEO陈东升先生。华远地产公司董事长任志强。清华同方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荣强先生。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思科领导力研究院院长武常岐先生。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先生。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谊先生。

我们这个环节时间很紧，一共有八位嘉宾参与这个环节的讨论，请每位用三到五分钟时间围绕新一拨的金融环境的变化对中国企业的机遇和挑战发表变化。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无论是从宏观和微观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症候，比如说全球经济的一个低增长，是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还仅仅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这里面包括两层意思，一个是外部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比我们预想时间的要长。第二，中国经济自身的调整，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会慢下来，这个环境变化影响可能是非常深刻的。比如说明年有很多地区和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会发生变化，伊朗的问题最近又浮出水面，东亚问题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事件产生？等等。第三，从信息技术的影响，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全球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的地位受到挑战，从华尔街运动就可以看到，原来所谓的橄榄型社会是不是能够维系？如果不是，未来的消费大军究竟能不能产生？过去企业所面临的不断增长的若干环境，是不是也在发生改变等等。其实包括最近中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微妙的调整，这些大家做企业非常关心的。先请从刘总开始。

刘晓光：这个题目是个很重要的题目，美国的债务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将来可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企业。而且在现在会产生的影响和未来产生的影响？

作为我们的企业肯定会关心汇率，关心大宗商品价格，也关心货币的流动性。刚才我听几位嘉宾讲，实际上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对我们出口的影响，贸易保护的影响，另外可能会提高对于中国企业成本的影响，这些都会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我们要研究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特别是对未来的影响。另外，可能跟我们自身的金融系统现在所采取的政策，可能也要思考。我一直强调我的观点，现在美国发生了危机，欧洲也发生了债务危机，我们也在紧缩。紧缩肯定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会有好处，但是同时来讲，它也是一个双面性的东西，过度的紧缩造成资金的紧张，IPO居高不下，特别是资产价格上升，可能对我们很不利。要深入研究一下现在世界新的格局，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债务危机之后，中国的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来讲，也应该研究清楚这个危机对中国下一步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是什么。

何力：谢谢刘总，您谈到了关于紧缩政策是不是应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适当的放松？其实有一个问题，放松以后所产生的钱，究竟它有什么样的传导机制。

刘晓光：刚才听了卢主任讲的，中国下一步转型，乔布斯产生的条件是允许他犯错误，允许他百分之百干事业。如果没有创新机制，我们的转型就很艰难。

陈东升：它不仅仅是一个金融危机，它也是一个世界危机，欧债看起来是一个债务危机，实际上是欧盟的财政体系不统一，欧洲要么走向真正统一，要么就不统一。所以欧洲经济结构性问题和欧洲本身固有的人口问题、社会福利和就业保护问题。

再看美国，美国的问题，美国新一轮的动力在哪儿，或者是新的技术革命或者是新的发明创造推动新一轮增长。美国最大的问题是长期的这样一个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的布局，他们产业空心化，所以企业三五年会长期抗力。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在整体的框架中，看来今年的经济增长里面，消费对投资拉动很高，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已经很小了，好象结构调整很顺利，很快。中国进口10年的高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巅峰期已经到了。所以，中国未来的好时代已经过去了。整个世界版图的变化，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贸易摩擦的问题、货币的问题，带来了一些矛盾，从黄海到现在的蓝海，世界上会不会有安定。

今天中国的企业是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背景下，中国的今天，第一，我们的好日子是不是过去了？未来三年、五年增长势头依然很强。中国的企业，应该说好日子过去了。中国的企业也要转型，转型要快速增长，高速增长，或者是高利润的获得，是不是要进行结构调整，中国的企业要提高生产效率，加强管理，加强创新。

如果要再看世界，由于国际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在世界格局中，今天大家认为好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德国，只有这两个国家有财力、实力来承担，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大国家都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中国是不是在下一轮经济增长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认为中国前10年实际上是一个财政积累的阶段，这10年的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个崛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上充满了巨大的挑战、巨大的压力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凭什么出钱？中国怎么出钱？实际上G20国峰会，在世界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格局中，我们在宏观的格局中我们应该有什么地位？我们应该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这是中国在IMF这些组织里面，我们要承担我们的责任，还有大量便宜的资产存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由于我们认识不足，很多企业去买国外的资产，因为全球的资产很便宜，中国的企业也很强的竞争力，真正从宏观上讲，在国际上，中国怎么有所作为，另外中国企业怎么抓住这次机遇走出去。这是整个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真正中国崛起的开始。

何力：在新的国际规则下，政府在政策上跟企业，包括在改革上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保险业是一个长期投资，如果没有市场化，它怎么样去变革。

陈东升：中国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时期，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社会问题上。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保持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

何力：接下来有请任志强任总发言。

任志强：本来是人家自己家的事，跟我们没有太多关系。但是当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之后，任何一个国家都和外部有了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可能影响我们的外贸、影响进出口、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之前，美国、欧洲都走了很长时间，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跟他们后面学习如何建立我们的市场经济。他们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必然会对我们管理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欧洲、美国都靠大量的借债去维持自己开支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借债，反而有大量的余额。可能导致中国政府在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出现的时候，会增加的外汇储备，必然会导致我们经济受到影响。

欧洲和美国的巨大财政赤字，其中一部分来自于高福利，而正好相反，中国恰恰是一个需要有大量财政投入的国家。当我们跟在别人后面走的时候，别人的经验出现了问题，反过来可能会抑制到我们把更少的财政投入到福利上，而把更多的财政投入到生产上。这样可能造成了反面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大于欧债危机之后或者是美国出现危机之后，从经济实体上对中国整体的影响。比如说中国不知道什么是凯恩斯主义，但是当其他的欧洲和美国国家，在大量用凯恩斯主义来刺激自己经济的时候，中国也学会了。但是中国学会了凯恩斯主义的4万亿，造成的结果可能比任何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都要大的多，这个影响作用远超过了凯恩斯主义对当时危机抢救的一些成果。

何力：为什么中国负面影响大的多？

任志强：我个人觉得，当我们不了解或者是不知道完全市场经济化的一些运营策略的时候，我们会过多用行政手段去操控经营。虽然名义上加强中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宏观调控变成了一种微观管理，这种微观管理涉及直接到某一个电视台的节目，某一个商品的直接价格等等。这些直接管理的结果都是国外如何如何，我们就如何如何。当国外金融机构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的是安全性，当过度加大中国银行安全性，中国的银行资金使用效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你不敢让银行降低储备率，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最保守的一种资金状态。当然如果银监会上银行存款不放出去，是不是就更赚钱了？我们可能用银行的钱买国债。所以它造成的结果可能是负面影响也大于正面产生的影响。我担心当美国和欧洲出现危机，这些危机最后造成了实体经济的影响，我们不仅仅在实体经济中受到了一些损失，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决策中带来更大的损失。

何力：我想请教任总一个问题，因为未来还有很多投资机会的，如果有机会，您不再从事房地产，从事一个新的行业，您更看好哪些行业？

任志强：这个可能和企业没有关系。各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更加强，它会政策上引发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这些保护性措施，其他国家遇到危机都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对世界危机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它的保护性作用。

何力：接下来有请林荣强林总发言。

林荣强：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在座的一些嘉宾介绍一下我周边的一些中国企业家的想法，在欧债、金融危机面前。我的一些企业家界朋友一方面看到了机会，他们有的看上了资源性资产，有的看上了欧美的名牌，他们认为已经很便宜了，包括上市公司。包括收购一些高尔夫球场和酒店等等一些资产，这是一些人看到的机会。

我身边另外一些企业家朋友，心里很不踏实，这个不踏实，怎么说明一下呢？就好象当年日本人觉得自己很有钱，经济情况也很好，到美国买各种资产，似乎可以把整个美国买下来，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中国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我的一些伙伴有这个担心。我们看到在欧债，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的一些好的东西、机会、优质资产便宜，就必然会做一些在境外的事。但是境内还有一些事要做，这个时候如果中国自己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大的变化，或者是宏观政策出现一些失误，那么每一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可以说中国的绝大多数，90%以上的民营企业，发展了二三十年，当然今天不是讨论中国存在哪些风险。其实今后一段时间，当然近期，比如说今年、明年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再放远一点看，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些风险，我自己觉得大概主要要靠财税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去解决。这些改革如果迟迟不能开展、迟迟不能深入，那么这种系统性风险还是存在的，企业家走出去也会很犹豫的。

何力：谢谢林总。接下来有请德意志银行亚太区主席蔡洪平先生。

蔡洪平：我的想法跟陈总有点近似。现在冷静来看，我看美国危机还没有结束，从全球基本特征来说，我认为不是金融危机，是先进生产力缺失危机。也就是今天我们缺少工程师，不是会计师，不是律师，我们更多缺少的是先进生产力。我们知道乔布斯刚刚走，如果世界上有10个乔布斯，我们可以想象世界经济会怎么样。所以生产力缺失危机是当代目前危机的根本危机。过往100年来，石油时代、汽车时代、电力时代、通讯时代，不断推进了整个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进步。由于当地生产力过剩，新的生产力开发滞后，各种资本也过剩，这是今天的一个基本问题。

最近爆发的欧债危机，又是一个福利问题，准确地说它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它的特征我仔细看看，我在得到看到了马克思的后代，我对照南欧国家的特征，很像社会主义。都这么公平，都不去勤奋的劳动，结果果然是这个结果。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德国的同事告诉我们，德国今天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德国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在这20年里，特别是战后，战后恢复经济，在45年之后，很快恢复了工业化的发展，91年和东德的合并，他们受到煎熬的是跟东德的合并。欧洲的问题是一个福利问题，不劳动者不得食，但是大家劳动者还要享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人来养他。

中国表面看不错，但是现在所有的政治家、企业家都发现我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可能是一个方向危机，这个话可能重了，我只代表自己。我们冷静看看过往20年的发展，陈董事长说的很对，突然发现中国财富暴涨，什么原因？一个因素是经过20年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我们具备了中低端消费业的基本功能。就在这个时候，突然WTO公开了，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也好，整个国家的暴富程度也好，迅速发展，这是2001年以后。我们是一个享受者。现在问题来了，第一，人民币要不断升值，第二，中低端产品也非常多。我们工业怎么升级，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升级？坦率地说，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什么，除了航天科技以外，大部分都是拷贝人家过来的，我们怎么样自己往上走，我们是一个工业大国，特别是一个制造业大国。

第二，过往10年有投资拉动，有消费拉动，房地产、汽车，也有出口拉动。现在人民币慢慢升值了，短期是一个趋势。中低端产品也越来越少了，刚才跟任总讨论，我最怕人民币未来房地产投资预期的变化，很可能会产生像日本的情况那样，地产这个概念既是一个投资拉动，它是横跨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的两个轮子。

何力：你觉得这个事概率有多大？

蔡洪平：目前大家都在思考，还是那句话，如果整个中国消费者认为金融房地产预期要跌的，你看这个局面会变成什么情况？所有的消费预期、投资预期都统统改变。现在不是住房的问题，是一个投资的问题，认为房价掉了以后，我们以后人人都会有房子的。但是内需是什么？我思考未来10年我们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原来投资、出口、内需，现在出口拉动下来了，投资也慢慢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内需，如果房地产再下来，我不知道什么还有内需。特别是现在网上销售很厉害，一般销售都是从仓库直接到家里面，生产力和消费水平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将来的方向和动力在什么地方？这个也是需要思考的。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都需要寻找新的生产力，作为银行业也好，所有人都应该聚精会神在这个方面，这个世界才有希望。

任志强：危机不危机，可能来自于管理的信心问题。如果我们的媒体和管理者都认为没有一个固定预期的话，可能会产生危机。因为人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意大利总理宣布辞职，反而股票会上升，这很可能代表一种预期。当人们知道这个预期可能出现的时候，那么契机就来了，如果不辞职的话，也可能人们对这个政党的领导没有信心，有可能危机就会出现。所以中国也很快处于一个管理层交换的过程，大家都不知道经济政策上会出现什么变化。不管是对企业的收购兼并和投资，都是一个有长期预期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出的决定。所以大家对现在的经济形势以及欧债也好，或者美国预期发展也好，关键是看有没有出现稳定性增长的趋势。

胡锡进：说到金融危机，又说到中国企业，我把这几个概念放到一起，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有很大的机会，我觉得这个议题是很勉强的。为什么？因为金融危机它确实是危机，中国走出去，走出去做什么？刚才那位先生说了，出去如何去买人家的资产？现在买资产，很多资产人家不让你买，买人家的矿山和资源，中国能够看得上，能够对今天规模经济产生影响，而且能够保证未来发展的资源性的东西，人家不卖给你，或者买起来很困难。人家希望买一些制造业的东西，甚至我们出去给人家盖工厂，帮助人家解决就业。他们工厂已经做的很好的，品牌做的很好，在当地都卖不出去了，我们盖新的工厂，帮助人家就业，我们在当地能够卖的出去吗？我觉得大环境肯定不好。当然有一些中国企业到国外买一些制造业和品牌，他可能想把这些东西卖回中国，因为这些东西在中国有前景。如果把这些产品本身在当地销售，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随着金融危机，西方很多国家都比较困难，这个时候对中国不友好的感觉会产生，对中国的各种防范会产生，社会的各种情绪都会出现一些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些变化。所以对于这些中国，我觉得中国企业都应该小心。中国企业现在不具备到世界上建立我们品牌的能力，或者到世界上引导一个制造业的先进生产力的这样一种能力。他们的能力还在中国国内帮助大家解决中国人的温饱，同时在向世界提供一些劳动服务，提供一些低端的产品。下一步要往世界都出去，真正到世界各地开一些大工厂，能够引领世界产业进步的这样一些企业，这是中国非常巨大的挑战，甚至我觉得需要发生一些奇迹，中国的企业才会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华为，它能够到世界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它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来说很突出，在世界上依然不能说是非常突出的。这是实际情况。

我觉得中国对自己的实际情况一定要有一个客观地认识，虽然我们经济很大了，但是我们真正的先进制造能力，我们的银行业，整个国民经济来应对世界金融风险的能力我们还不具备。过去历史上金融危机跟中国都没有关系，他们都是外国的金融危机，这是第一次跟我们真的有关系，因为中国太大了，这是中国第一次跟金融危机认真打交道，怎么这打这个交道，整个国家缺少经验，那么企业更缺少经验了。所以整个过程，中国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包括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像这些过程都要非常谨慎。一个货币，你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货币，这个国家很强大，国力能够支撑像人民币这么巨大的货币，国家整个经济、军事能够支撑国际化的时候，这是一种情况。如果支撑不了国际化，它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的国际化，美元是取之不尽的财富，但是对有一些货币就不是这样了，像中国这么大一块，我觉得它的过程也应当是谨慎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在中国没有那么强大能力的时候，我们需要大胆，但是首先要谨慎。大家不要想的过好，认为企业真的走出去就能够赢，需要有人去闯，需要有人去干，但是他们应该非常谨慎，而且我想他们需要一些国家的有力的支持。

李雨时：可能大家比较关心，这次金融危机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升，我说一下简单的看法。首先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它整个是一个国际货币制度的危机。什么叫国际货币制度？14、15年前有一些经济学家谈的很深，高消费、低储蓄，早晚一点会发生危机。货币最大的制度就是价值。美国制造业占GDP不到20%，就是它什么东西都不生产，但是还能维持高消费，就因为它有货币发行权。为什么美国虚拟经济这么发达？货币流动是受限制的，现在美国讲了一个所谓宽松量化的货币政策，它可以不断印货币，所以美国的国债这么大。它可以印钞票来还。当然这是一些极端的例子。

危机的原因是一个制度的危机。欧盟也提出来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周小川也提到了超主权货币，实际上就是货币的价值尺度。美元不过是美国政府印的一张纸，它不是一个货币。危机如果要走出来，如果国际货币制度不做重大的改革，这是很难的。另外大家知道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将近10年的滞胀，由于信息革命的发展，才使美国走出滞胀的格局。现在这种危机，如果在科技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如果国际货币制度不做根本性的改革，恐怕我们将来在未来若干年，我不敢说多长时间，将面临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世界经济动荡这么一种局面。大家知道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作为我们这个研究机构本身，我们很精确的判断，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确实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因为觉得不好了，市场需求下降了，中国去年进出口总额增长34%，出口增长31%，进口增长37%。今年1到9月份也是增长20%，10月份的数字，去年中国将近2亿，今年要达到36000亿。世界贸易增长在下降，各国需求在下降，中国出口还在增长。实际上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点，就是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美国经济情况不好了，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不下降。买法国的衣服，买哪个国家的皮鞋，现在兜里没有钱了，我买中国的皮鞋，高档、低档、中档的都有，所以我觉得机会还是有的。特别是进口，我们现在重点发展进口，大概未来五年中，每年将近以2万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这对中国企业的机会也是很多的。

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判断把握宏观的特别是世界经济的动向，我觉得很有必要。谢谢大家。

武常岐：今天讨论大的宏观问题，刚才几位演讲者提到了金融危机社引起的，实际上看大的图景，这种失衡的调整，是通过危机的形式来体现的。怪在什么地方？怪在中国占全世界人口的20%，中国人努力了30年，中国GDP的总量在2010年占到全球的9.8%。像日本、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人均GDP是全球人均GDP的5倍。在过去经济割裂的情况下，生产力差的很大，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但是现在全球化了，生产技术流动都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没有理由维持这样大的差别，没有理由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

这样一种情况怎么调整？那么要不断通过现在的欧债危机、美债危机来调整，实际上这个危机是常态，将会常态化，不会说这次危机完了就没了，这是现在失衡的世界，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世界。中国假如说人均GDP和人口比重一样的话，中国的经济要比现在大百分之百。这个过程怎么实现？世界上需要企业家来做，而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经济学家或者是财政官员的事。企业怎么发挥作用呢？中国的企业怎么发挥作用？实际上大家看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一步一步提高的30年，早期大量的外资进来，中国企业谈国际竞争力了，国际竞争力都没有。但是外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教会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怎么做事情，这样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有慢慢产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产生。这才有我们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问题，因为他是中国的企业家，我们可以学习，从领先的企业、从领先国家学到了东西，我们企业就成了。所以这个企业就会变得有活力，有竞争力，不仅仅具有国内竞争力，而且将来具有国际竞争力。

危机是不是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机会？有危才有机，因为危机是一个调整过程，是全球经济的一个调整过程。那么中国企业怎么发挥作用？怎么利用这个机会？实际上有很多机会可以利用。中国现在肯定转向内需，这是中国政策的一个指引，比如说GDP达到和全世界和人口比例一样的话，就是翻一倍，这种情况怎么实现？？中国的资源、能源本身是很难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均的程度。刚才卢主任提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90%是用自己的资源，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好吗？还是说不好？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90%的资源是国内资源呢？

何力：说的是能源，让别人放心。

武常岐：这个实际上全球化的世界，它也没有说原油都是日本的90%、50%，甚至30%来自日本，整体来讲还是交换。实际上全球很多资源不是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实际上中国的产权，包括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都是欧美企业有了一些产权，但是现在情况下没有能力更有效的开发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企业有可能抓住这些机会，因为企业做的有点问题了。另外一个中国企业的机会，就是中国企业，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要快于全球的经济增长，这能够把握这个经济增长，在过去中国企业没有竞争力的时候，可能要跨国公司来做这个事情，中国企业有这个竞争力了，它有可能在未来中国企业利用国内经济增长的潜力去成长自己。但是怎么成长呢？就需要技术和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到其他地方参与全球竞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中国的跨国公司。

刚才胡总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点质疑。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优秀的企业总是少数，美国企业走出去的也是非常少的，不超过10%，不要说它到外面投资，出口的公司都少。中国企业更是这样。但是并不排除在几百万企业中有优秀的企业。我和我的同事做了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的企业不到10%，而且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的企业中，比较上市公司的整体，它的生产力表现为平均数的30倍。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当相当强，在国内有了竞争力，有了很强的盈利能力，你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地位，包括在美国、欧洲设立子公司的。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它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服务国内的企业。大家讨论的都比较多了，就是企业的作用，应该大力的推出来。

何力：谢谢武老师。全球的财富流动，甚至生活水平也应该在全球扯平。本来还应该有一个问答环节，但是今天的讨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非常感谢台上八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观点，也谢谢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个环节到此结束。

主持人：再次感谢台上的各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