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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科技专访张明正

2011年08月25日 15:11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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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二位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合作的?中国云安全的于发展状况和美国的发展状况,来位老总给一些建议。两位因为一个什么契机走到一起?

嘉宾:1996年,在新加坡高盛,我跟张朝阳一个飞机去的,大家都是西装革履的,有一个人穿T恤衫,他在黑板上画了很多C hina,是第一次见面,那时候见面印象很深,谈了很多,谈到趋势科技。趋势是亚洲高科技最的强一个公司,在20多年前开始谈,他到的日本,在日本语言也不通,在日本变成最大的软件公司,我当时问他你到各地找管理层,他就跟我讲到土耳其去写了几个广告语,你想不想发财,想不想做IT,就到我这儿,就找到一个土耳其很优秀的经理。我觉得他的这个经历和故事带给我很大的感动,那时候没有几家科技公司走到上市,也有一些故事打动我。最后我们就越来越熟了,他请我做他的独立董事,我在亚信请他做过两年独立董事。

在网通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朋友关系,我们俩早期互相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的高科技公司。如果说云在开始的时候,我离开公司,他也劝我很多要不要在网络公司继续做,那时候也有很多网络公司,包括Facebook,也在看有没有好的机会。在这之前,软件公司很难,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没有一家是软件公司,创新越来越难。我到洛杉矶那时候已经开始做投资,但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经互联网的经历,有PC的经历,能不能参与到互联网通信。

另一方面,我们也探索,现在比过去年纪大了,但是经历经验更多了,而且也有各种各样的管理经验、人脉、资本,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能不能抓住,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可能就是有没有这种勇气,有没有老当益壮的精神,这种探索谈过几次。后来我们俩一直认为云计算这个事情,三年前,最大的一件事,我们IT参与开始于PC,也许应该结束于云计算,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不参与,不做,跟我们过去的理想和追求都不一致。另外,中国这个机会,因为过去所有的,或者中国人的机会,因为Staf的关系我去过几次台湾,在IT方面都很成功,全亚洲人利润最高的公司就是趋势科技,能不能把软件做起来,能不能在中国大环境里做起来,Staf的经验还有来自日本的。过去我们这些经历做了很多准备,把这些经验用起来,开始这么一个新的想法和里程。具体怎么做,怎么考虑,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和Staf共同考虑的,需要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传统的就是做一家公司,一个人来做这个公司,我们都过了这个年纪了,我们也许搞一个相当基金的控股公司,永续基金,我们一起培养一些企业家,但是跟过去的创新工厂,或者说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些公司架构非常健全,软件和硬件都俱全。两年左右,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友谊也更加深刻,我们俩吃饭的时候也在想,完成这件事情我们自己需要克服哪些问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可能这种互相交流,互相提醒,或者说比对云计算本身的认识更重要。

张总: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回想到十几年的认识,事实上讲了很多事情,过了年龄再回顾,就觉得当时为什么这样,有时候觉得是一种巧合。在商场上,尤其像我已经退出商场五六年了,忽然间往后一退,就可以看到整个全貌,商场的过程对我来讲是一个自我探讨内心的过程,停了五六年以后,我再看这些事情,假如你再问我在整个创业,整个商业生活,从开始走出学校到上班,到退休,认识陈总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认识这个东西,记忆是不一样的,很奇怪。事后我是觉得,我们因为出了一本书,到新加坡那个境面我知道了,我还玩笑说像一只猴子,还会变魔术等等之类的,我记得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和陈总也在谈,因为都是软件公司,他是国外回来,我在美国,我也有很多工作,也有很多选择,他也有很多选择,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又回来,有这么多选择为什么还回来,因为对人的选择,也反映出他的价值观,那时候把英特尔这么早的东西拿进来,我觉得这个好玩。从这个选择我就发现,我如果是你,我不会回来,在国外这么多机会。我会感觉是真的吗,在商场上找到不虚伪的人也很少,居然还有人讲到理想,为国为民,我出于好奇心,就觉得这个人是值得学习的,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生意上的往来,他就做投资,管大公司。

我这边,因为趋势科技为了抓病毒,那个时候病毒量太大了,我们要处理50亿的资料,那时候我就看到趋势未来这件事情有两个地方会变化,第一个病毒会越来越多,2006年开始,这些黑客已经赚钱了。第二,PC即使再大装不下,你差不多每三秒钟杀一次毒,这两件事情必须要解决。所以那时候我们的CTO也刚好接班我的CEO。为了公司的生存要怎么办,那时候微软本身也进来了,他也没办法,病毒太多,而且以前是病毒外面攻,现在往内攻了,所以我们必须找一些临时的软件,就开始为自己做。做了一段以后,差不多在四年之前,亚马逊为了维持它的公司拿出来东西,做成一套软件,把自己有关云计算的东西拿出来,我说人家这样拿出来可以做,我为什么不可以做,我假如说把这些软件拿出来做,这样就不必把这些机会都给国外了,事实上很多东西亚洲都没有,只是说AP,这样就完了,你只会解上面的AP,不会解下面的,有一个API,就是这个界面,你不会控制的话,就被别人做控制了。反正,赚钱已经不是重要的,我就种树了,那时候Windows和英特尔,一定会拖工,这样就有很多机会出来。我从这个方面看,我发现云的三个元素,就是带宽,还有??,加上这三个,我们就耗在这儿,我们有基本的条件。一开始的时候,他最感动我的话就是,他说每次这种新的IT转变,就能创造新的创业,新的财富,可是这些一直都在国外,从蒸汽机到引擎,到Windows,都在外国。我自己从台湾出来的时候,台湾是IT大国,但是毛利率都是不三不四,保不住3%的毛利率。这些东西即使很大,但却很空,这30年来,是帮英特尔和微软当奴隶,不敢讲的我都讲出来了。总要趁IT转折的时候,转这个,一到两年前再看这个问题,云计算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真的是一种变革,现在没有人再问这个问题的。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其他服务器都是陈总做,现在我就把OS的概念引出来,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在用的。我们在台湾有一句俗话,就是小朋友去抓河蚌,河里面的河蚌,妈妈就说去抓河蚌,顺便把裤子洗洗再回来。所以我们趋势科技已经有他自己的方法在做,我们把这个主要的软件拿出来,然后在南京、北京做,已经有很多案子在做了,用一年的时间,从友谊到理想,到现实,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未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然有再多的钱,将来经济危机了,就没有一个希望。这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嘉宾:为什么我对Staf一见面,后来慢慢认识,从朋友发展友谊,从各个方面跟着他,追寻理想。我最早做亚信之前,那时候在美国有一个软件下里巴人,刘亚东,亚信的创始人严勇新,他非常聪明,科技大毕业的,老想写操作系统,他说如果不写操作系统,还有张云飞,不做操作系统就是给人家打工,那时候就写CCUnix。后来碰到王志东,后来严勇新到南京大学当老师了,我觉得操作系统这件事情都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梦想,同时大家都说软件是美国人的事,中国人根本做不了,做也是白做。但是我认识了Staf就看到了希望,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学生做出软件公司,而且是全球性的软件公司,他最大的市场是日本,我后来做他的独立董事才知道,他基本还是不会说日本,几百个日本工程师为他感觉激动,让我看到了创造的可能性,你只要有理想,有勇气,就能把不可想象的事情做好。趋势科技,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在日本上市,全球有很多办公室,而且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不断创新,这个公司的文化非常有意思,我真觉得是中国人的榜样,我们这代人大部分的榜样是硅谷。这是让我非常感动得一方面。

第二方面,他非常注重友谊,这些年从友情来讲是最近的,所有的事都可以分享,我到趋势,比较马大哈。从友情角度看,是最关心你,爱护你,所有秘书都认为是心非常粗的人,实际上非常细心。我到日本去,他那时候怕我对日本不是特别熟,他那时候也很忙,给了我一个日程表,哪天到什么地方,其中我到了一个地方洗温泉,我是从东京走,他说给那个秘书火车,日本新干线在一个站上停三分钟,我在停的时候就去上海见你。我当时看那个日程表像007一样,我走一站一句日本话也不会说,中间的站也搞不清楚,凭我过去跟Staf的交流根本不可能,你提前预约的会议可以变,但是这两分钟怎么可能来,一会儿车要走了,他就上来了,后来我问秘书,才知道他提前到站的,而且每一天安排的都非常细致。我还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

张总:想不到让你这样感动。

嘉宾:我每次到北京来的时候,我觉得做的非常有限,北京他也很熟,另外我也没有他这么细致,前天给你洗的四个桃,是我唯一可做的,我们司机说北京的桃子不错,我赶快给他洗四个桃子。这些年来,他对友谊的认真,对友情妾的忠诚,在商场上不多,这说明真正的伙伴不光是在商业上有一致性,因为看到有云的东西很多,但是你要成为合作伙伴,你不仅要开放自己,还要把大家的心想到一起,因为做这件事情我一个人绝对不敢,因为这个事的核心还是软件,我们再谈云怎么样,云核心的东西全是软件,没有一个世界上软件这么成功的一个人,同时我可以依赖的一个人。你能够闭着眼睛躺在这儿,把后面的事情文化交给他,打仗的时候,把你的生命托付给他。同时,我中间也想过很多,亚信也好,网通也好,不算失败,40几岁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明显不可能成功的事,就是鲁莽了,但是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搭档,搭档不仅有正名的称呼,确实有这样的信任,不仅是想法一样,而且心也在一起,我觉得至少具备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所以这两年来,整个在云基地,在台湾,我们不断在合作,实际上这里比较重要的有硬件,核心是云的操作系统,管理软件,趋势做了这么多年管理软件,我们把它拿出来成立一个天云趋势,现在这样一个软件跟全国同步,目前使用这个软化是中华电信,全球电信,中国是浦东软件园在做,中国移动黑龙江,江苏电信,我们应用才刚刚开始,而且完全是我们自主产权的一个软件,当然这个软件不断提高了,要有很多大的工作来做,但至少这个方面是跟硅谷最优秀的软件公司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好处,由于我们很早就做了,你像中华电信有很有意思,我们和竞争对手互相比较,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长。至少可以想象,20年前DOS出现的时候,我们这边有一个CDOS。目前来看,我们是越来越有信心,这个信心不仅仅是来源于软件已经用于很多用户,另外来源于整个生态系统在不断的出现,美国这些公司基本是独立的,我们现在市场的模式能不能是所谓舰队式的,我们这个公司上市以后,一家公司竞争不过,但是可以做一个舰队,我们软件、系统集成、服务都在一起,我们把人气、资本和最好的大脑聚在一起,在这个环境下大家进行创造,我相信早期硅谷的历史也是这样,早期台湾半导体崛起的历史也是这样。这也是我们一起为什么起云基地这个名字,云基地在北京来做,下一步在台北,这是我们俩在硅谷,在趋势科技我们划一个小区,这样我们把这几个都连在一起,在这一轮创新过程中,我们把最优秀的,有创造力的头脑,无论在硅谷也好,在台北也好,和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联系在一起,能交流好。这一年给了我们很多信心。

张总:挑战是有的,这样的形势,公司的形态也都是新的尝试,然后使用者,都是大企业的,所谓国产的信心如何,这些都是挑战,但是我觉得很有机会的是,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人,不是好汉不过江的,大家都过来了,从加拿大回来的,从美国回来的。不一样的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边不只是创业,还要创新,用新的方法解决,我觉得挑战还是有的,但是再怎么挑战,这些人是能开放自己的想法,也能开放自己的内心,有创造力,能创造出火花。我们在日本,很容易进市场,韩国也很容易,亚洲最容易成长。大家有本位主义,或者技术程度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可是我们放眼十年、二十年,认为IT这个转变一定会来的,我们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拿到这个主动权,大方向是好的,我们这个友情的基础。可以把商业活动变成个人的人生的导师,这种平衡,会有能量源源不断的出现。

记者:今天我的老板上午已经做了一个广告,我们派了两位记者去。我们记者回来发现中国和美国的商业环境、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他的这种创新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关于云的事,创新的公司像雨后春笋一样,但是在中国政府层面支持很多。两位去过美国,做一个中美云计算的比较,中国发展的路径是什么。

嘉宾:我觉得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仅是文化不一样,可能跟阶段,跟文化都有关系,这些年,从早期到亚信,到现在,对不同层次的理解很深刻。在这个过程中,把不同的多样性变成一种力量,不一样的想法,发挥这些作用,你完全用硅谷的方式肯定不行,但是你完全抛掉中国的东西,也不妥当。在这个方面有两个观念,一是做云跟政府合作,每个云基地都是跟北京市政府合作,参与祥云计划的制定,参与云海计划的制定,这是非常独特的,你在旧金山不可能看到政府给你一栋楼让你做。这是现实,我们要把这个现实抓住。但在这个楼里我深刻的认为,最核心的创新还是人,人不能靠谁,或者要谁,靠政府来强迫一个标准和计划,必须是一个创新的机制,每个创新在全球都是不平等,我们经常用这个鼓励大家,Android几个写出来的,为什么陆其这些人都在里头,而且你不应该设这些标准,你必须写出全球最好的软件才可以。在这个小的环境里,鼓励创新,鼓励竞争。这是一个特点。

同时,在云这件事情来看,为什么早期推动也需要政策,需要环境,因为云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使用一方面是使用,一方面跟官田有很大关系,这种变化过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都是跟观念变化有关。所以这种观念的变化,为什么要有舆论的引导,要有政府的参与?尤其我认为在将来全球政府都面临一个问题,云所谓数据隐私性的问题,数据权益的问题,数据归属性,和数据各种各样的性质,这些法规的建立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在PC的时代我们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云要继续发展,这些问题变得非常核心。这样我们能不能有改革的创新,我们有时候也跟政府官员交流,什么时候是一个好的政策?当你的政策法规能做到全球不同地方的人把数据都存到你这儿,那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法规,这种想象力和勇气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你心里跟政府领导交流起来,他们至少可以认真想这件事情,这也是一个特点。在有些方面我们可能很落后,可能很难改革,像媒体,但是有些方面和生产力结合起来就非常领先,我们能不能把数字银行概念做出来,我们能不能把数据搞一些试点,数据的隐私问题,医疗数据也好,这些探索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做比较麻烦,在中国做,可能在区里做,在市里做,可能就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推广。在云方面的发展,这个做出来之后,自然就推动软件的发展,保证在上海,在北京,我跟领导建议一户一T,让每个老百姓有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个T的存储,这个事情从市委书记到经信委主任都表示出非常的兴奋,如果跟加州市长谈可能听不懂。我们是有很多东西远远赶不上硅谷,创新精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毕竟能和中国特点结合起来,两岸都有独特性。我和Staf在一起,他是台湾云计算的带头人,我觉得都符合东方文化的特点。

张总: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虽然我个人创业是在美国,在世界上做,我也是彻头彻尾的所谓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我再推一步看这件事情,英特尔是美国发展出来的。

嘉宾:IBM360也是。

张总:我们体制上,由于工业革命没赶上,落后于别人。所以这次机会是值得归还的,但是不能盲目的整个由政府来主导,变成一种还是要往外国竞争,你做的东西还是要世界级的,这是公平的,这是我的感触。我们以前体能比较弱,在创新方面,可是我还是一直觉得我能创新,一堆人都能创新,手机,QQ,这些东西,像360,我们看了之后,这种创新,他还会说绑定手机,能帮你查到你打给谁,这是开玩笑的,中国的这种实验,这种市场机制,这个是有需要的。我们讲云计算都是一个服务,好像你讲服务都要讲三件事,技术、商业模式,第三者就是使用者,趁这个机会赶快了解使用者的经验,这才是服务。我们已经把大家领到这边,这是一个平台,有很多小公司做起来,这个东西就能出来,我们亚洲人赚钱的第六感,这个东西就变得基本上它是有竞争性的,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勇往直前。

记者:到现在有两年,技术、商业模式还有使用者,向中国用户推广国产的技术或者产品,可能有技术,或者观念上的误解,两位怎么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

嘉宾:我觉得挑战最早还是云山雾罩的,云到底是做什么的,到今天这个疑问也会有。为什么搞云基地,要解决一个问题,云到底是什么,这不太容易说清楚,解决什么问题,也不那么明显,甚至你解决的问题,大家用了云也不知道是云,像谷歌的邮箱什么的,都用了云。这些年风气也不好,动不动就忽悠概念,物联网,这是我们经常探索的,具体说商业模式怎么样,我觉得克服它,至少在探索,还是要把硬件和软件连在一起,服务器很重要,谷歌用这个服务器还解决了很多问题,服务器虚拟化,过去用10个,现在用3个了,这些是最容易做的事情。

第二个事情桌面虚拟化,数字终端,怎么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这是这段时间的体验,当然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上海,其他地方搞云基地,希望大家眼见为实,把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通过你身边的事情,至少让IT经理搞明白,然后让决策者,让政府官员弄明白。现在有两点很好,桌面虚拟化数字终端,在很多方面看得见,摸得着了,像中国移动,以前玩游戏,有时候把用户信息也偷走了,我管理不了,数字终端很容易把它解决。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做数字终端的公司,天云科技,做商场,为什么商场比科技还贵?数字终端这块也是一个发展点。有些东西有人做成桌面云,有的叫管理云,或者资源池,正在一步一步深入,但还没有到整个被接受的环节,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你看亚马逊的应用,现在各个地方都在试,很多地方都发布了,但还没有形成主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实践,人们放心不放心,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是放在网上,还是做私有云。

记者:这个阶段是一个看不见云计算的阶段,因为大量的工作都在后台做,可能过了这一段时间,大家真正用的时候,可能就看得见这个云计算了。看不见这个阶段挑战是比较大的。

嘉宾:今年比较好,大家都跟着苹果,苹果的I Cloud。

记者:某种程度上美国现在已经进入到看得见云计算,他的应用非常多,但是咱们还处在这儿看不见的阶段。

嘉宾: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怎么看得见,摸得着,现在你买16G的Iphone,你要做成一个Cloud的服务器,我们要探讨做云基地,这就是看得见了,要便宜,好用。

记者:我们在云这块起步比美国晚很多,全球做一些上百亿的收购,我们看起来声势也很小,我们在技术层面跟硅谷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未来在云世界会不会像PC时代一样差很多?

张总:以前最大差别是我们根本没有追的份,云,我们2006年就在做了,而且现在做的东西也都是几千个,几万个服务器,我们在OS这变差不太远,我们2007年开始,人员也是几千个,有这样的准备。而且我们是开放的平台,我们没有包袱,他敢收购,就一定知道客户的需求在那里。从需求面,他通常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政府用户,我是觉得我们政府因为有一个“十二五”的规定,这是有具体目标,具体形势在这里,中小企业在中国,像用友他们,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在中小企业的速度应用比较快,还有政府已经有规定,这两点反而比美国来得快。

其他,这种企业,企业用IT他基本上管理层次比较高,还有组织要改变,因为你用这个东西组织要改变,你本来是内部控制,现在要拿到外面去,到时候需要维护,人为因素在那里。我觉得技术方面没有差太多,这是我觉得好的方面。

嘉宾:另外我们的工具也好多了,我们趋势科技在英国买了一个公司,做云,我们一直觉得大的并购到底效果怎么样,因为这些东西核心是人,看起来热闹的并购,但是到底效果怎么样,还要等一段时间。市场创新跟人有关,第一点市场,云就是解决数据的,中国的数据比别人都多,亚信软件已经做到第二大了,电信软件,中国移动河南的计费量超过整个美国,1亿用户,全世界6亿的数据,可能需要一百万的服务器,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大问题。

第二个要有理想的年轻人,有理想,有足够开放的心胸,有足够的知识,这些年也出的这样一些人,我们俩能做的事就是给这些人创造环境,让他来了以后担心的少一点,从衣食住行,到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交流,你成功与否,已经有成功的榜样,已经有成功的软件企业家,我做的事就是跟经信委怎么交流,跟政府怎么交流,做思想工作,这也很重要。有大的问题,又有敢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就会带来世界水准的技术。

记者:现在对这件事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在云当中最重要的是让你的数据是安全的,你要保护它,包括像麦肯锡这样的大公司,在这一轮大数据浪潮中,企业重组IT架构,天云怎么帮助企业营造这种机构?

张总:现在数据,自然大家要分享,而且越来越多的数据,有安全的问题在这里,数据在一方面怎么应用它,怎么把它变成信息,怎么把信息变成知识,这是应用的方面。另一方面,数据本身,什么样的人来拿数据,在什么地方,24小时都开放了,Who,Where。我们同一个公司门关起来,这是我们的公司吗,不对啊,因为我们外包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在家里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有外面的人来我们公司工作,那也算是我们公司的人,还是外面的人?这个数据,本身谁在用,在什么地方用,这个东西拿出去,拿到什么地方用,Who,Where这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边加起来的营业额,是全世界第一大,250million,这才刚起来,我们每季都在增长。

嘉宾:我将来无论是个人最重要的资产,不是简单的钱,而是给下一代留下的数据,这辈子你对世界的认识,你所读过的书,你所积累的知识,包括各种各样的生理数据。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他有持续的竞争力,这种能力,是他核心的数字资产,变知识资产成为核心能力,这是未来信息化时代最重要的观念。要解决数据核心的问题是,能不能最便宜的把数据存起来,把它算好。互联网公司,第一他是为自己用的,第二他没有考虑到当你变成公司级产品的时候和公众的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互联网公司也好,运营商也好,这些数据没有组织,再加上对这个数据的政策、安全、层次和知识的要求不是那么好,因为你跟企业完全不一样。这是下一步我认为怎么用互联网发展的技术,放到企业级里,这种变化是未来云计算,或者公司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且要非常便宜,但他核心的问题是把你的数据变成你的信息,变成知识,成为你竞争力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未来10年,20年,我相信将来我们企业最重要的资产,IT时代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版权,未来我相信是数据和数据变现能力这样一个资产。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完成这种变化提供最好的工具。

记者:你上次跟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架构师交流的时候,内部把它定位为商业数据。

张总:你们问这些问题是令人深思的,有启发的,Facebook,他怎么做,他后面的服务器怎么样,他的技术,他的架构,这些是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我对各位的问题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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