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1降低个税是用力用错了方向 把间接税减下来才是真正的惠民

凤凰网财经：前段时间个税改革沸沸扬扬，但有人认为是用力用错了方向，真正的负担是在那些间接税，隐形税上，您是否认同？

韦森：我认同这个观点。个税减不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虽然减了对低收入家庭是有一点好处，但是中国更重要的税收是间接税，对低收入家庭的伤害很大。我们都知道西方的个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很高，所以个税可能更应该增加一点。我比较同意高培勇、贾康他们的看法，从长期发展来看，个税总量不但不应该减，而应该增加。真正应该减的，是间接税。把间接税减下来，才能真正惠民，才对低收入家庭真正有帮助。

提高个税起征点后，财政部其实减不了多少税收收入。研究税收的人都知道，在目前中国的税收里面，最主要的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些间接税，这些税在商品价格里面占很大比重。老百姓到超市里买东西，到餐馆吃饭，都是要交这些税的，这些隐形税对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影响很大。事实上，中国的物价目前这么高，很大一部分跟这些间接税太高有关系。最近，我在《华尔街日报》自己的“经济学如诗”专栏里，曾写了两篇文章，专门探讨了政府税收与中国的高物价之间的关系。

凤凰网财经：两会的时候，就有代表提到，馒头都要征17%的税。

韦森：对啊！国内研究税收的专家曾估算过，在目前在中国商场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还有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政府税收，比较保守的说，在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至少有超过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也有专家测算过，在一件500元的女性时装中，大至政府要征85元的增值税和65元的营业税，光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一件时装价格构成的30％了。如果是进口的时装呢？还要加关税和其他消费税。即使在国内生产的女性时装中，加上生产环节、运输环节和销售环节中的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政府的税收在一件女性时装的最终价格中又占多少？

part02政府的整个政策导向就是增加税收 没有减少的想法

凤凰网财经：你觉得间接税这块，减税的力度能有多大呢？

韦森：我估计不大会减。现在政府决策层的整个政策导向还是增加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国税局局长肖捷和财政部长谢旭人，都一再表示中国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还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按肖捷局长的说法：“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这说明，政府决策层目前还根本没有减税的想法。

凤凰网财经：您觉得国家有没有能力大幅消减这些税？

韦森：这不是个政府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个基本的施政导向的问题，说到底是个体制问题。中国政府决策层总是觉得财政收入不够用，又怎么会考虑在整体上减税？我们现在的财政，仍然是发展财政、建设财政，还不是公共财政。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靠政府投资来推动，所以，不管你政府征多少税，也总是不够用的。今天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56875.82亿元，同比增长31.2%。就算下半年和明年再增长30%多，还是不够用的。关键还是政府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上没有弄清楚，没有认识到，把税收减下来，或至少不像现在这样几乎疯狂地增加了，把钱留给民间，留给企业，留给家庭和个人，才会刺激内需，才会增加民间投资，才会用得比较有效率，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才是可持续的。政府以税的形式从民间征来钱，替家庭和企业来花，总会是低效率的。按照税收学的一个术语来说，政府征税花钱，总会产生一种“滴漏效应”。

凤凰网财经：这可能就是中国增长模式的问题。

韦森：对。这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问题，税收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还没有转过弯来，主要还是靠政府的推动，还是靠政府来花钱来支撑，长此以往，要出问题的。

part03政府很难将隐蔽的价内税改为价外税

凤凰网财经：前段时间讨论个税起征点的时候，网民们都特别关心，但是间接税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可能因为它是价内税比较隐蔽。您觉得价内税能不能全部变成价外税？

韦森：政府很难会这么做。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国家，政府征一种叫GST的消费税，实际上是价外税。譬如，你在悉尼和奥克兰去超市买100块钱东西，在收银条上会标明，你买了100元的东西，另外还要交给政府12％到15％GST，清清楚楚。这样一来，你每次去市场买东西，去餐馆吃饭，交给政府多少税，都明确知道。可是中国税务部门不敢这样明显地征税，一明显了，老百姓不都反了嘛？大家会说：“政府怎么征了我们这么多的税！”像增值税，真正在哪个环节里征的，消费者根本都不知道，也很难计算出来。生产环节、运输物流、零售环节等，各个环节都有这种增值税，汇总在一起，就导致中国的许多消费品比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还要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目前很难改变，中国的税收在整体上以及在短期中也很难有实质性的减少，只会不断地增加。

凤凰网财经：感觉个税改革仿佛像一个障眼法一样，很多民众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个税上面了，忽略了真正的负担？

韦森：是啊！最近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民众会想：“政府开始听我们老百姓和网民意见了！你看，网上大家讨论一番，网民热议一番，不是起征点就提到了3500了？一年起码4万年薪的人不用缴税了。”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可能就会觉得政府还蛮好的，还是倾听民声和尊重民意的。事实上，大量的间接税、“隐形税”，老百姓并不知道。在超市里买瓶牛奶，在市场上买点青菜，都有大量的税在里面了，老百姓从商店的收银条中根本看不出来。

凤凰网财经：这些税，远比个税多得多。

韦森：对呀，日用消费品都要征税，且征很高的税，当然要比个税多很多。譬如，2010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政府全部税收的6.6%，而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占整个政府税收收入要50％以上。在这只占税收6.6％的个税中，提高起征点，减少一点，在目前中国政府十多万亿财政收入中，才占多大一点？

part04中国一年的通胀税将近1.5万亿

凤凰网财经：很多人也提到通胀税。因为这些年的通胀等于无形间向百姓征走了很多税。有人统计说33年间100万元被通胀“偷走”了85万，您怎么看通胀税？

韦森：这样算吧，目前城乡居民加上企业储蓄是近76万多亿。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5.3%左右，一年的存款利息则只有3.25%上下。这样，储户存银行，每年要损失掉2％左右的负利率。76万亿左右的储蓄，一年的“通货膨胀税”就将1.5万多亿。也就是说，每年除去近十万亿的政府税收外，老百姓还要交1.5万多亿元的“通涨税”。

凤凰网财经：通胀税也可以算做是第一隐形税吧，负担最重？

韦森：当然了。这个税收最终还是转移到政府手里面。等于说是政府的负债通过“发钞票”来还了。老百姓交了税后，手中的钱还要贬值，贬值的部分有等于是又去帮助政府，减少了政府的负担。

part05中国经济有好的一面 但是发展模式存在问题

凤凰网财经：这是不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误之处？

韦森：这个问题还不能这么简单地认为。从全世界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还是最高。通货膨胀，也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经济危机来了，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在刺激经济增长，都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在增加基础货币，因而通胀几乎没有国家幸免，而其它金砖四国的通胀率更高。最近以来，我一直在重读哈耶克的一些文著。哈耶克晚年曾批评过凯恩斯。他认为凯恩斯的政策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连一个后凯恩斯主义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也这样认为。现在说通货膨胀完全是中国政策政策的失误，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似乎也不公允。中国经济毕竟在高速增长着。我们要看到它坏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它好的一面。

与英国、美国、欧盟，新兴市场国家和其它金砖四国相比，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目前还算不错。当然，你们可能注意到了，近来我常对政府的宏观政策品头论足，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我的初衷是希望中国经济更好，希望中国经济在长期增长中有可持续性。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但关键还是要继续发挥和注重市场本身的力量，靠发展民营部门。从整体上来说，富民，才能真正国强。如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拿得越来越多，留给居民家庭和企业的份额越来越少，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是可持续的，且社会问题会积累得越来越多，最后会出大问题。我们之所以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批评意见，希望能帮助决策层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思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向“富民富”而不是只“富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轨道。但是，再说一遍，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好的一方面，且对最近国际上一些唱衰中国的人和机构要有所警惕和防范。

凤凰网财经：通胀是经济快速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吗？

韦森：这个问题很复杂，不一定全是这样。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不是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没有通货膨胀？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争论上来了。经济衰退了，政府要刺激经济增长，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最后“通货”是肯定要“胀”的，但要到CPI上涨，还有很长的传导机制。中国与西方有点不大一样的是，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是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主要是靠银行贷款来推动，而主要不是像前几年那样靠民营企业快速成长来推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靠政府部门从银行贷款花钱来推动经济增长，在短期有效，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有其必然和可行的一面，但长此以往，会出大问题的。在经济扩张的时候，贷款都到了政府和国有部门去了，修公路，建高铁，盖大楼，建广场等等，到最后谁来还？西方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很大部分是靠减税，还有大量是发了失业救济金，故大部分用到民生上了。故此，即使这次经济危机来了，西方国家民众的生活总体上还可以，不怎么受影响。西方普通家庭，即使失业了，车照样开，照样去酒吧喝酒，照样去超市买东西，并没有过去经济危机时的那种悲惨景象。但是，我们征了这么多的税，用到哪里去了？用到民生方面，才几个钱？说到底，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样的财政体制，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宣称的执政为民的理念呀！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经济扩张时，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大都到了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但通胀来了，央行一收紧流动性，首先伤害的却是民营企业，而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影响却很小。这样一来，里外都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难，这怎么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提供就业的，是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而目前他们的日子很难过。

凤凰网财经：也正是由于这种增长方式，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恶化？

韦森：对。现在税收高速增长和政府财政收支不公开、不透明，是跟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的发生且屡治不果连在一块的。现在动不动查出来一个贪官，就是贪几千万，几个亿，甚至更多，说到底这不都与我们政府掌握十几万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收支不透明、不公开有关？

part06中国税收问题关键不在轻重 而在没有用之于民

凤凰网财经：在您看来，中国税负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韦森：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完全是税重和税轻的问题，而是个预算民主政制欠缺的问题。现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征税不经过人民所选代表的批准，财政支出，也不经人民代表的实质性的制约。10万多亿的财政收入，政府是怎么用的？用到什么去了？财政部和发改委拨款，谁来审议批准？西方有些国家，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一些欧盟国家，他们税收也都很重，但是税收大都用到老百姓的身上去了。看全国的社保基金，我们整个国家才1000多亿。政府征了10万亿的税和其它财政收入，用到社保基金才1000多亿，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政府征到的税，并没有多少真正用到老百姓身上。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因而，我们国家和财政体制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税收高或低，而是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于政府财政公开透明，在于要让老百姓知道政府税收征到后用到哪些地方去了，在于纳税人能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来审议决定政府的财政收支。

凤凰网财经：这似乎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韦森：这个问题是跟中国的政治体制连在一块的，不仅仅是个税收问题。我最近也讲，政府财政公开透明，包括目前中央各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仅仅是中国走向法治民主政治的一个逻辑起点。未来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最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的政治体制，而其中税收法定和预算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最重要的方面。

凤凰网财经：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要动大手术了？

韦森：是得动大手术。这些年，我觉得国务院和温家宝总理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讲民主、讲法治、讲宪政、讲自由，往往都是空的，限制政府的税收权，政府财政收支要经纳税人选出的人民代表来进行实质性的审议、批准和制约，才是实质性的，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年，我几乎利用一切机会在讲，应该从税收法定的预算民主政制建设方面来启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